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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林荣:鲁迅的买书与卖书

  《鲁迅的书店》是我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第五本专著。前四本分别是:《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和《鲁迅的门牌号》。二十多年读鲁迅,随手为文,分门别类,竟出产五本系列作品,且得到了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先生的关注关心,很出我的意外。我以这五本“微观鲁迅”小成果向大先生致敬。得失自有读者评判,但无心插柳至此,岂非“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之谓乎?

  《鲁迅的书店》以书店为切入点研究鲁迅。上卷以时间为轴,研究了与鲁迅关系密切的28家书店,侧重于鲁迅与书店之间的互动。下卷以话题为线索,研究了鲁迅购书、抄书、订书、藏书的一些史实。

  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显示,鲁迅的藏书共计1.4万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计9467704册。这自然无法比拟当时的藏书界名流如张元济、傅增湘,也不可与富贵名流刘承干、袁克文的藏书相比,但是,鲁迅用他的藏书发挥的功效,迸发的思想火花,创造的精神财富,在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却创造了一个高峰。鲁迅买书藏书、抄书补书、卖书易书,买卖抄补之间,反映着鲁迅对图书的态度以及治学作文做人的态度。

卖奖章买书

  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非常勤奋。该校规定每月一小考,成绩优秀的,就发三等奖章;积了三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三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最后,三个头等奖章可换发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得到金质奖章后,并没有戴起来炫耀,而是拿到鼓楼大街卖了。鲁迅说:“金牌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成绩的好与坏;况且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其他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生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里,却可以得到知识。”(杨霁云《琐忆鲁迅》)

  卖了奖章,鲁迅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

  在此期间,鲁迅买了这几年最喜欢的《天演论》。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是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这本书花去了鲁迅500文钱,进化论思想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也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所买“大抵常本”

  鲁迅无意成为专门的藏书家。鲁迅藏书的特点,一方面是情切,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尽力搜求;另一方面是实用,并不讲究宋刊元椠。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经史子集等常见书基本完备,据说够得上善本标准的也只有21种,更多的则是平常的版本。许广平20世纪40年代在《鲁迅藏书一瞥》中回忆:“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寻购鲁迅所购之书,就颇有收获。

  鲁迅所买之书,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大抵常本”。

  鲁迅不是“唯版本论者”。他也不是不想买版本优、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涩,故所买都是便宜的本子,只要能用,聊胜于无。对此他也是无奈的,所以日记中常常出现“惜”“劣”“恶”这样的字眼。比如,19121221日,“午后……又往留黎厂(即琉璃厂,下同)……又觅得《晚笑堂画传》一部,甚恶,亦以七角银购致之,以供临习”。对书不满意,但尚能临习,所以买下来了。

  1912年年终,鲁迅盘点书账,发出了如下感慨:“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同“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一感慨中既包含着无力致之的无奈,又有“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的自娱自乐。这一年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第一年,半年实习期只能领津贴和半俸,年底转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资,全年总收入近1500元。书账中所记“百六十余元”已超过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3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一边自嘲,但还是一边买书,1913年年终盘点,全年买书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时期,鲁迅购书于1916年达到峰值,全年共花费496.52元。19191121日,鲁迅及其家人迁入八道湾11号,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时,他与周作人的藏书也日渐丰富。书籍增加了,书架当然也要增加,1920724日,鲁迅“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

  但这一藏书读书教书写书的平静局面于19237月遭受重创。这一年7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鲁迅生活秩序重构,心情灰暗,购书断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购书149.2元,1924年全年仅为99.24元,“每月平匀(同“均”)八点二八六元耳”。月均仅为8.286元,一个“耳”字,包含着诸多人生无奈、世事沧桑的心酸。

  19245月,鲁迅迁入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过了两年,他又买了一个书柜:1926814日,“午往小市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书柜的增加见证着藏书的增加。鲁迅日记中记录买书柜仅两次,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时的19271223日:“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五角。”当时,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不久。

  19361012日,鲁迅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乡宋紫佩写信,委托他去西三条胡同查找元人王祯所著《农书》。虽然离开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亲相距也已4年,但鲁迅对西三条胡同书柜中的藏书分布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客厅中有大玻璃书柜二,上部分三层,其上二层皆中国书,《农书》或在其内。”同时,对这部书的外观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书外观,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绸包角,白纸印,一望可辨大略。”其时距鲁迅逝世仅有一周。亲自经营之家、不时摩挲之书,远距离指示学生搜捡,竟如亲见,令人感佩。

  鲁迅在北京的14年时间里省吃俭用,用近4000元来买书。到上海以后,鲁迅的生活安定下来,也有稳定的居所,还有专门的藏书室,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1930年达到峰值,为2404.5元,月均200.375元,而5年前他购买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才花了不到1000元。

  1934710日,鲁迅作《买〈小学大全〉记》一文,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四马路买到一部清朝禁书《小学大全》的情形,感叹:“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至于清朝禁书,则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

  鲁迅不以最好的本子为搜求目的,所见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鲁迅也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到鲁迅逝世的193610月印行11版。对于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鲁迅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处,鲁迅也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

  飞花落叶都是兵器,出手均是锦绣文章,这才是顶尖高手。

抄书补书

  鲁迅是晚清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抄书家”之一。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书。单是关于草木虫鱼方面的书,便抄了《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小记》,而且推广到了《茶经》《耒耜经》《五木经》等。显然,抄书使他受益匪浅。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抄书的好习惯,也形成了鲁迅很强的比较、校勘、钩沉的能力。

  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最保守的统计,其字数至少也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对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写,对鲁迅的书法是很好的训练。

  比如:1915329日,“夜景(同“影”)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讫,自始迄今计十日”。410日,“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17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同“订”)书”。这是花费了22天抄写完《秦汉瓦当文字》后,顺便让图书分馆装订。

卖书易书

  鲁迅爱买书藏书,偶尔也卖书易书。

  第一种情况是卖书救穷。

  鲁迅很有经营头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回忆道,他小时候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了《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

  1913713日,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以24元的价钱买到过一部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六十种曲》一部八十册。8年后的192147日,鲁迅经济困难,就把这套书以40元的价钱卖掉了,当天日记云:“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 鲁迅将《六十种曲》从绍兴带到北京,收藏八年赚了16元,足见鲁迅生存和变通的能力很强,是可圈可点的。

  鲁迅卖书救穷,也有因价格不如意没有成交的情况。比如明抄本《立斋闲录》,“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想卖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傅氏不但让鲁迅跑了三四趟,杀价还很重,只出了8块钱,这桩买卖就没有谈成。

  第二种情况是汰冗剔旧。

  鲁迅日记1916115日,“下午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托卖去”。敦古谊是琉璃厂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门给鲁迅送造像拓本。“拓本之陋者”,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没有什么价值的拓本。从性质上看,这属于剔旧。从此举可知,鲁迅对拓本的品质要求很高。到了19181021日,鲁迅与敦古谊又发生了一次交易,有买有卖。卖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买了造像。等价交换,多退少补,读来颇有情趣。

  第三种情况是处理劣书。

  1918731日,鲁迅“往日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殷墟卜辞》一册,阅之,甚劣”。这部被鲁迅评为“甚劣”的《殷墟卜辞》,是加拿大人明义士编印的,19173月上海石印。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又嫌其价贵,故于921日,“托刘半农卖去《殷墟卜辞》,得日金券廿元”。鲁迅对甲骨文的鉴识有相当功力,这类价格颇昂又低劣的书籍被处理,当无意外。

  第四种情况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间,鲁迅也卖书,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都属于经营性行为,和农夫卖出田里的粮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1932427日,“午后付光华书局《铁流》一八四本,《毁灭》一○二本,五折计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种情况是快速易手。

  1935110日,鲁迅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但是这本书在鲁迅家仅仅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鲁迅原价卖给了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1935111日鲁迅日记:“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鲁迅与须藤来往甚密。鲁迅似乎认为,《饮膳正要》这样的书,更适合放在医生的书架上,于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种情况是“易取”“作值”交换。

  鲁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时“易取”“易得”,即作交换。比如1919410日,“至留黎厂,以王树枬专(同“砖”)拓片易得《崔宣华墓志》,作券三元”。有时习惯以重出拓本作值,购买其他拓片,事实上是先卖再买,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节约钱。这种情况,日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1920116日:“以重出之《吕超志》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郑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

  有趣的是,自此以后,鲁迅再没有将重出拓本和书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赠送朋友,可能与其此时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关。

  鲁迅与书店的关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则是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神消费、人情往来等。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道的过程反映着书店业态的荣枯、出版文化的变迁、文坛气候的冷暖,以及世间人情百态,是观察鲁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鲁迅先生的家乡出版,实属缘分,倍感荣幸。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光明日报》 2023年9月21日第 11版

发布时间:2023-11-03 09: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