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是统摄资本世界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全面呈现了资本逻辑的理论蕴涵。作为“会产仔”或“会生金蛋”的资本首先具有增殖自身的牟利逻辑，依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而享有对“物”与“人”的绝对支配并构筑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权力之网，基于对劳动力的支配而形成了以“肉体惩戒”和“生命调节”为主要特点的生命宰制与规训，出于对特定社会关系的依赖而塑造了一个为“物”所裹挟的世界并形成了物的依赖状况，在物与资本“共谋”中使得整个社会深受资本的同一强制而臣服于抽象统治。马克思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资本逻辑“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他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性理解和实质性批判为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行为规律以及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原则和本质性规定，它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座架’”和“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按照自身的逻辑法则运转开来。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摄逻辑和行为规范，一切都处于资本逻辑的普照之光中。直面广布于社会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开了对它的实质性剖析和历史性批判。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全面批判，也可以感受到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所蕴含的辩证张力。这些理论资源，也是新时代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及“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学理依据。

　　一 、数量增长逻辑：“会产仔”或“会生金蛋”的资本

　　资本与资本逻辑是一个复杂性的概念。“资本（Capitale源出于Caput）一词，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Capitalis pars debiti）和利息相对。”资本的原初含义是“牲畜”，这一古老的用法已然彰显资本的几大特质：一是“牲畜”可以自由活动，方便迁徙；二是“牲畜”既可以提供肉类、脂肪、燃料等生活基本所需的材料，还可以提供皮毛、奶产品等“附加物”。当然，“牲畜”还可以源源不断地繁衍以不断提供上述材料。资本的原初含义其实已经包含了资本之为资本的重要特质，即财富的表征、附加产品的供给和永不停歇的运动。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前提性批判，即在历史回溯的过程中深究资本关系和资本逻辑得以产生的前提：“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且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因此，作为“物”的财富“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作为“价值”的财富则“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的“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而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或“惟一追求”就在于价值增殖。就此而论，资本逻辑首先是关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而这一增殖逻辑直观地表现为数量的增长。

　　资本并不是“天赐之物”或“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资本的前身是商品和货币，它们只有现身于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之上并历经“一定的过程”，货币才会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的形式就是“G—W—G”，为卖而买的过程。从G到G的这一转变过程，中间若毫无量的增减，这一流通过程就是荒唐而无意义的兜圈子。商人之所以从事“为贵卖而买”的活动，其核心就在于要使货币（G）发生一种“独特的和新奇的”运动形式，“假如我用100镑买进2000磅棉花，然后又把这2000磅棉花按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交换110镑，用货币交换货币”。这一过程已然表露出了一些不同的迹象，“G变成了G+⊿G，100镑变成了100镑+10镑”，G—W—G的流通公式就变成了G—W—G'（G+⊿G），它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流通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当然，由G到G'的转变并不预示着资本逻辑运转的完成，经由流通所获得的G'（G+⊿G）在扣除消费所需外还必须继续参与流通，“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称为运动的开端”，并使“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地“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由是观之，作为资本的货币（G）必须在流通这个不断更新的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才会实现价值增殖，货币拥有者的“钱袋”就成了这一流通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资本的增殖运动过程随即确认了这样一个经济事实：“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资本的增殖过程直截了当地呈现为数量的增长，它在流通过程中不断保存自身、扩张自我和膨胀自己，并在自身得以增殖以后，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G—W—G'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必须确保卖掉购得的商品，并能够将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G）再次投入生产以使其转化为资本。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才不至于中断，资本积累才会顺利展开。资本的循环过程就是以增殖为核心的数量增长过程。就货币资本的循环（G—W…P…W'—G'）来说，整个循环过程分为购买（G—W）、生产（P）和售卖（W'—G'）三个相互区别而又紧密相连的阶段。资本循环必须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或“雇佣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为前提，购买阶段就要完成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占有。生产阶段则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也就是要将“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结合起来投入到现实的生产过程当中。售卖阶段则是货币的再次转化过程，W'作为已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是W和w的合集，G'则是G和g的总和。货币资本的循环公式以货币为始点，以“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G+g”为终点。就生产资本的循环（P…W'—G'—W…P）而论，它标示着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周期性的再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P到P'的变化表征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其核心还是围绕资本的继续增殖或再增殖而展开。就商品资本的循环（W'—G'—W…P…W'）而言，W'到W'的循环早在货币资本的第二次周转完成前就已存在了，随着再生产的顺利展开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化，“终点的W'就大于起点的W'，因此，终点的W'应当用W"来表示”。依此看来，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始终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始终互为对方存在和流转的中介。资本流通过程充分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这种增殖是持续的，是职能资本的各个部分在时间上“相继进行”和在空间上“并列存在”的有机增殖机制。

　　通过对资本生成史和流通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洞察到生于流通、长于流通中的资本的目的所在——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资本增殖逻辑宰制下的生产过程就是一般劳动过程和特殊增殖过程的有机统一，这种生产是为了资本的生产。更准确地说，这种生产就是为了增殖额（⊿G）的生产。当然，为了更多、更大量的增殖额，加大对工人人身材料的剥削和压榨，拓展或开辟国内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推行科学的管理技术等都是资本家的惯用手法。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可视为以货币为起始点和复归点、以劳动力商品为前提和基础、以价值增殖为绝对规律的无止境地扩充自己，增殖自身和膨胀自我的逻辑。

　　二、权力扩张逻辑：对“物”与“人”的绝对支配

　　资本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它既表现为各种实体形式的不断变换，又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以物为实体形式或中介的社会关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权力关系。在劳动和资本分离的状况下，资本家因占有生产资料而迅速攀附至权力之巅并展开了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全面管控，雇佣工人因其一无所有而处于无权无势的境地。

　　资本塑造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以经济权力为核心的统治关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然确认了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与宗教神权、政治强权和军事霸权相比是“温柔”而“平和”的，它以“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经济强制不再像前资本主义时代那样肆意地使用鞭打、烙印或刑罚来直接体现自己的权威，而是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来凸显这种“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资本就是以这种非暴力的经济强制而将社会上的一切都纳入“麾下”并竭力打造“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生产模式，当然“物”和“人”都是完完全全地慑服于资本权力的。由是观之，资本权力是属于资本的私权，这种私权必须在社会关联中才能发挥其力量优势和统治能力。在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情形之下，不同个人辛勤劳动所产出的成果要用于交易，就必须先抽象为可比较、能量化的价值。资本权力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要凸显其掌控力和威慑力，就表现为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权力、货币对商品的权力、价值系统对人的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也正因此，具有何种使用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在意的，而具有多大的交换价值或能够带来多大的利润才是资本介怀的。这就是说，资本权力对“物”的大量占有和广泛统摄的核心要旨在于这些“物”能够牟利，能够使资本家在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数量众多、品种繁杂的商品，也加速了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资本家无尽垂涎和无限占有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质实体的关键，在于这些“物”背后蕴藏着的社会权力关系。谁拥有更多的“物”，谁就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

　　作为社会的建构原则的资本也要切实完成对“人身材料”的强制。资本从表面上看是对劳动或劳动者的役使、支配，实际上却是拥有对劳动力尤其是无酬劳动力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只不过因为这种无酬劳动力附着在工人身上，资本权力的行使和发挥也就直接表现为对工人的宰制而已。劳动者只要被剥夺掉赖以为生的资料，就只能出卖自己唯一值钱的东西——劳动力，也就此一步步通向了“地狱”。劳动者一旦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就作为生产要素被嵌入机器体系中而“服侍机器”，他们也就被动地跟随劳动资料而运动，继而“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自然力以及各种劳动形式都连同机器体系一道被打造成了“主人的权力”，工人就此沦为机器的“附庸”，离开机器便无法存活，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其实，机器体系、科学技术、自然力以及工人都是隶属于资本并受资本权力辖制的。资本将一切可用之物和有用之人都卷入生产体系中，继而获得更多更大的“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资本对于“人”的支配与控制是全方位的，资本家也不例外。资本家虽然是资本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但依然难以躲过资本权力的“反噬”。资本家醉心竞争、沉迷赚钱，其结局也就不言自明了：一是竞争落败而沦为工人，二是赚得盆满钵满而丧失人之为人的道德情感以及“满脑袋都是生意经”而失去精神的丰富性维度。长此以往，工人和资本家实际上都隶属于资本并慑服在资本权力脚下，而沦为了“单面人”。

　　在对资本权力的理论透析中，马克思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核心——“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这也是资本权力能够完成对“物”和“人”的全面役使和绝对支配的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原有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瓦解了，工人丧失掉赖以为生的一切资料，只能出售自己仅存的劳动能力以换取微薄的工资度日。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与劳动能力出售者达成一致意见后，资本家便拥有了对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支配权，即如果资本家支付的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那么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就尽数归其掌控。由此，劳动力在相应的工作日内创造的价值就理所当然地为资本家所分配。而贪婪的资本家自然会使尽浑身解数将付与工人的劳动报酬（工资）降至最低，尽可能多地吸取工人的血汗。这样的分配从理论而言是“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的，也似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资本家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还暂时拥有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作为“买者”的资本家自然有权“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也就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工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资本家则享有“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资本权力蔓延和扩张的根据所在。

　　资本权力就是一种资本权威的外显，是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权力二者媾和而成为一股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力量，构筑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权力之网。通过深究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权力所显露出的一系列霸权行径，更深刻地挖掘了资本权力所致力构筑的隐蔽着的同一性强制。资本逻辑包罗万象，真正实现了在现实领域中同化、操纵以及吞噬一切的作用。这种控制力是与众不同的，它不再是用明晃晃的铁索将一切都捆缚起来，而是由“由看不见的线”将一切系在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反而比暴力强制对于人身的束缚更加严苛。作为统治的“最高原则与标准”，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全貌，通过对“人”与“物”的绝对控制形塑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活劳动”从属于“死劳动”，而且“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也屈服于“城市”。

　　三、生命规训逻辑：“肉体惩戒”和“生命调节”机制

　　以增殖为旨趣的资本总会煞费苦心地从事经营，精于盘算的资本家不仅要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和科学管理模式，更要对他们在市场上购得的劳动力商品进行合乎资本逻辑的规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增殖源于“流通背后”的劳动力商品，在这种特殊商品的消费中会产生更多量的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更进一步地，马克思还精准地叙述了劳动的不同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继而确证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担负的不同职能。一系列原材料、辅助材料、机器体系等都是不变资本，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劳动力则是可变资本，它要“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并“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就此看来，作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肇源。劳动力自然地就成为资本家所着力监管的重要资源。资本家之所以有此特权，在于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已经确立了资本家支配劳动力的合法性。基于这种支配力，资本家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以形成“对工人的规训力”，并“通过资本所具有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支配和控制工人的微观权力体系”。

　　对于资本家来说，社会治理要充分遵照资本逻辑而进行，“治理”的关键在于“治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尤其是工人）的生命也逐渐被卷入生产中并演化为一个政治事件。资本主义体制要求生命变得“驯服”而“有用”，以利于资本增殖。这是一种新型规训方式，它首先聚焦于“肉体”而制定一系列措施来对其实行惩戒，使工人能够彻底臣服于资本逻辑。工厂法纪、工资制度、工作日和监控机制等就是强有力的规训机制，虽然旨在通过理顺“个人肉体的空间分布”和“限制某些行为的消极外部效应（externalité négative）”以预防或消除阻碍资本逻辑布展的因素。工厂法纪是一柄“双刃剑”，虽然确实起到了规范行为的作用，但这种法律、法规和纪律都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虽然都是服从于资本增殖这一大逻辑的。马克思以1831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颁布的《组织规程》为例，明确指认了这是“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法则。资本主义的法律法规是为了使“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获得“合法性”，它是资本“贪欲的积极表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工人而非资本家因为违法违纪而遭受严惩。工资制度和工作日的规定也是一种有效的惩戒方式。由于工人得到工资的“预付”并为资本家工作，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也就有了所谓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依据。工人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活动，并在二者构成的时间之和（工作日）内从事生产，打卡、绩效和劳动强度升级等也都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此外，工人的活动还处于资本的全程监控当中。在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确认了该过程中的两种特殊情形：一是工人常年处于资本家的监管之下，“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二是由于劳动直接属于资本家，劳动的产品自然地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资本家需要掌控全局，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就必须无处不有。尤其是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监控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更深层次的人身强制和肉体惩戒成为时代标签。

　　此外，资本的规训机制还要着力展开对人口的调节，以“人的生命”或“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对象，通过一系列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达到“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之目的。资本逻辑的运转不是自动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推动。兼具数量和质量的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更需要有持续的人力资源输出，保证人口生产就此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不至中断的关键所在。也正因此，在计算劳动力价值的时候，马克思将家庭生产费用纳入其中，“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延续劳动力既指延续自身的劳动力，又指延续后代源源不断提供的劳动力。由于生产的机械化、智能化趋势使得这种生产方式对于人力的依赖变弱，资本积累和机器普及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促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些“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后备军”，他们随着工业的周期性变换而不断调整，以“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在资本逻辑的规划中，工人的生命本身都成为“更深入的资本侵占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工人生命条件的规定、工作状况的管治、工作过程的监视、人口生产的干预和工作态度的矫治等手法完成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继而造就完美契合资本逻辑的雇佣者。就此而论，雇佣工人就是十足的被驯服的“工具人”。

　　四、物质依赖逻辑：物具有“独特的社会性质”

　　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或人类社会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因为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物”并富有坚硬的“物质外观”，它所体现的“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也必须“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由此看来，资本逻辑的运作首先要依靠一定的物质载体，整个社会就此表现为一个为物质所充盈的世界，鳞次栉比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等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标配”。

　　作为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个人，“物”是其赖以为生的前提，也是其行动的基础。任何社会、任何个人的持存都必须依赖于物，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当然，对物的依赖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到了最高峰。作为商品生产的特殊阶段，“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形式。商品首先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比如能够充饥的面包、适宜保暖的上衣和用于书写的钢笔等，它们首先是作为“外界的对象”或“商品体”的形式而存在的。作为商品，不管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具有使用价值这一“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因为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核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作为矛盾体的商品，其内蕴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交换来化解，“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由此才出现了以“x量商品A=y量商品B”为典型代表的“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经过人们的不断创新和调整，相继出现了“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在这些等价形式中，最为直观的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流（或交换）。或者说，“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种交换机制中，交换过程的始端和终端都是“物”。商品交换、货币交换和资本流通其实都遵循着统一的交换机制，长此处于这种机制中便会给人以一种“物象统治”的幻境。当然，x量商品A与y量商品B之间的交换其实已经蕴藏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这一过程透露出交换的“魔力”，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也都要通过交换、交换价值体现出来，“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能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利，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简而言之，交换价值这一经济范畴蕴含着“人的社会关系”向“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向“物的能力”的一个转换过程。在交换过程中，“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资本造物的潜能得到了彻底开发，商品之间的流转速度得以加快，流转范围也得以扩大。在这样的生产、流通体制中，“物”从未缺席。商品交换的机制是造成“物的依赖”的关键所在。

　　当然，交换机制所造就的“物的依赖”情形也极易混淆视听，人们常常在经济生活中“见物不见人”并直接陷入“物恋”之中。商品的问世直接冲击了上帝在神龛上的地位，以前人们是一门心思只拜上帝，现在还要拜商品、拜货币、拜资本（“物”）。在交换机制中，人们的复杂社会关联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遮掩，人们就此陷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之中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对于物的迷恋不是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亦非价值规定，而是商品形式本身。更确切地说，拜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交换价值。“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截了当地确证了“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货币作为“快意的商品”，其交换形式也跟简单商品交换形式大同小异，这也就使得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在货币交换中化为“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作为“自动的物神”的资本是“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积累（尤其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作为纯粹的自动体”而“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拜物教形式，其实质不过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而已。

　　在资本逻辑的钳制之下，一切物所具有的物理形式和物理性质肆虐其间，“可感之物”将“超感之物”牢牢挡在身后而不见天日，资本世界就此沦为一个为“物”所裹挟的世界。对物的依赖性实质上是对以物的形式所表现的特定社会关系的依赖性，这种特定社会关系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来映现自身，进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奴役和控制。随着资本侵蚀的不断加深，这种“物”的裹挟能力和宰控机制会更加巩固，甚至会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而抽空人们的精神世界，继而造就“物被神化”“神被物化”“人为物役”和“心为形役”的状况。

　　五、抽象统治逻辑：“抽象统治”与“着了魔”的世界

　　在物与资本“共谋”的形而上学时代，资本逻辑也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模式或者说统治秩序。资本开启了人类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具体的时代——资本渗透到人们的具体生产生活过程中并使得人们的行为活动得以明确化、具体化，这也是一个抽象的时代——深受资本的同一强制而臣服于“抽象统治”。正是因为资本的这种抽象机制，整个时代都为抽象所统治。简言之，抽象统治已成为时代的表征。

　　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确认了任何经济范畴都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或“理论表现”而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以此来反观马克思关于“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表述，可以清楚地把握其内核。个人深受抽象统治只是表象，作为统治力量的抽象并不是“思维”“精神”“理念”“幻想”等不可捉摸的存在，它有其发挥效力的深层根基。这一深层根基就是现实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立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抽象才得以有迹可循，抽象统治才得以有理有据。在抽象统治机制中，真正发挥统治力量的并不是浮于表层的抽象或某些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或资本等），而是“现实的生产行为”。抽象统治所昭示的恰是人们在生产中的位置，这是生产方式决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全过程的唯物史观所要阐发的重要原理。照此逻辑，要剖解“抽象统治”的机理就要深入到生产方式（尤其是要深入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统治现实社会存在的‘抽象（本质）’恰恰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事物的替代—观念性—事物的象征—符号（信用）。从本质上看，这真是一种现实中的观念决定论。并且，这种关系的抽象观念在经济中被再一次事物化，人们以为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是真实存在，拜物教就由此而发生了。关系与规律直接压迫着人是过去社会历史的特点，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交换关系的抽象采取了事物的关系的形式，间接地统治和压迫人。”

　　就商品及其交换机制而言，不同的商品之间要得以顺利交换，就需要至少在量上等同，在质上可以通约。“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等价形式就直接表达了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商品A（或麻布）作为异质于商品B（或上衣）的存在，质料不同、功用不同、生产程序不同、耗费精力不同，也就导致了二者从质和量上都无法比较。为了促成交换，至少应该发生三次“翻转”，即“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如此，商品A（或麻布）和商品B（或上衣）之间的实际差异得以抹除，均被视为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都只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这种劳动又可以通过抽象机制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x量商品A（或20码麻布）和y量商品B（或1件上衣）之间就因它们耗费了同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对等，这就使得交换得以顺利展开。这种“抽象机制”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深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而不断增大其影响力和掌控力，最终会使整个社会都卷入“抽象”的管控当中。由于深受资本逻辑影响，资本家也就以最大化地“占有抽象财富”为其活动的“惟一动机”和根本旨趣。

　　抽象通过不断攀爬而登上意识形态的顶层并以“观念的统治”来凸显“观念的永恒性”和确证“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并深受资本家青睐而日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抽象统治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统治世界的新模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了抽象和一般性的功能，它们作为同样社会生产过程的时刻，作为思想的概念或范畴（后者是对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呈现出从它们可能性条件的物质环境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外观。这种情况有两个历史后果：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在其中私人劳动行为仅仅由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所组织和调节——开始支配那些事实上作为财富源泉和创造者的劳动者个人。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被事物所支配，或正如马克思所说，开始被‘抽象所支配’。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范畴的一般性也呈现出独立的面貌——呈现出一种‘自己的生活’——开始支配有关物质世界的解释的生产，马克思将其称为一种‘思想统治’”。

　　六、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历史性分析和实质性批判，还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和对人类“历史之谜”的回应。整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部马克思以“发展论”来诊察、批判资本及其逻辑的“史书”，即在对资本逻辑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它的“否定”或“必然灭亡”的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明确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完全异于资本家所豢养的文丐，他的出现是对“永恒论”的当头一棒，他要“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以“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在资本主义批判史和资本逻辑的瓦解史上，马克思是独一无二的，除他之外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将资本逻辑的运作及其发展“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马克思留于后世阐释资本及其逻辑的科学武器，也是我们当前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重要理论支撑。

　　由于旧有社会形态及其关系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新的或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也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不会轻易出现，加之作为创造历史的人类活动的赓续传承和世代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进行着创造历史和推进文明的活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为这样一项特殊的“历史活动”，特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必然是与众不同的，加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必须辩证看待和处理一切时代问题。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合古今中外的一切资源发展生产力方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正途，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通过不断地改革和调整，我们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渐认可了市场并利用了资本。当然，这种“认可”和“利用”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方式，而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之上展开的“驾驭式应用”，并且这种利用方式和应用模式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而逐渐完善。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遭遇到的一个实践和政治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未曾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的棘手难题，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大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生长出的新的经济类型，而且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自然要直面各种形态的资本并处理好其中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以“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其一，要以审慎和辩证的态度来对待资本及其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充分利用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抓住了生产关系这一中介，一方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避免陷入资本权力化和资本形而上学”。具体而言，我们既要正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的存在价值——“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积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绝不能忽视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改变资本仅仅服务于交换价值（或单纯谋利）的“单一取向”，并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平衡中妥善利用资本及其逻辑。在新时代，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各种资本的具体形态进行性质定位，以此为基础妥善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并制定切实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规划和方案。　　

　　其二，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彻底改变“以资本为尊”的状况。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万能的神而备受崇拜。在“以资本为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中，牟利就是唯一目标，对于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也就变得理据充分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我们必须摆正“人”和“物”之间的位置，妥善处理“人民”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深刻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而在具体认知和操作层面，资本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认识、规范、引导和驾驭资本始终都是为民造福的重要举措。

　　其三，要树立总体性意识来有效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和“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一项复杂性课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必然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本、权力和平台是加速资本无序扩张的“三驾马车”。这就要求我们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资本自身的行为，还要综合调控和有效管理造成资本无序扩张的外部条件和其他要素，即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加强资本领域的反腐败以规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以及遏制平台经济的垄断和无序竞争等，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是时代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任，也是一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历史性课题。故此，我们既要“回到《资本论》”或“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深刻把握资本及其逻辑的运作原理，又要直面现实并与之接触，分析并积极化解各种时代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双向互动中充分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3年第5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