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此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周边形势出现颇为复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给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诸多挑战，进而影响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方式与主要方向。

大国竞争下中国周边形势的新变化

　　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以中国周边地区为重点，加大对中国遏制、围堵和打压力度。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提升四方安全对话（QUAD）级别，强化美日印澳安全合作水平，以四方安全合作推动中国周边其他国家特别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政策立场转变，强化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美国还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机制，试图在经贸领域的规则制定以及在高技术产业链中实现“去中国化”。美国在安全领域不断强化由其主导的盟友和伙伴集团，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着力打造排华机制与组织，迫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很多正常经济合作难以按照基本的经济逻辑顺畅进行，并使各国在安全领域持续面临来自美国较为强大的压力。 

　　其次，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环境造成冲击。乌克兰危机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而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前景，很可能以烈度时高时低的方式持续较长时间。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也表现为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博弈，其影响波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等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俄罗斯与美欧在各领域的博弈对世界主要国际战略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形成较大冲击，这些冲击也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加坡优素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2023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82.9%的东南亚受访者表示对乌克兰危机“非常关注”或“有所关注”。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东南亚产生的最大影响，58.3%的受访者认为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升，25.9%的受访者认为是削弱了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信任以及对国家主权的侵犯，5.2%的受访者认为是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自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受到多重因素的连续冲击。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与粮食供应的不稳定；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等因素，对许多国家形成较大的经济社会影响，一些国家出现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甚至动荡的情况。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和金融市场不确定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也波及了中国周边国家，加剧了周边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与挑战，部分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升级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稳定。例如，2022年以来，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当前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

　　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连带效应，这也影响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地区条件。未来一个时期，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间的某些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在域外势力唆使和周边国家政治环境变化下，不排除南海、钓鱼岛、中印边界争议等问题出现阶段性复杂化的情况。多个热点问题的持续存在是中国周边环境的长期特点。如何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强化对热点问题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减少热点问题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干扰，这是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美国对中国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设置障碍。这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压力向周边地区的传导，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周边国家压力，恶化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地区环境。二是美国从抑制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的目的出发，不愿意看到中国提出的倡议在周边地区取得重大成果，故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给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消极影响。虽然命运共同体本身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进一步深化、利益纽带进一步强化的体现，但美国从大国战略竞争的视角出发，试图把周边命运共同体地缘政治化，把中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举措说成是为了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对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相关的经贸合作、基础设施项目等互利合作，美国将其“泛安全化”，在国际舆论场中对其进行扭曲，把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常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渲染成所谓的“安全问题”，使其变成双边关系与地区合作中的敏感问题。

　　第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制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国际关系理念。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合作，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相关国家改变其利益认知与行为方式，即成员国认为他们之间的利益具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其国家利益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国际行为体在政策层面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成员国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不把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这样一种关于利益关系的认知并未在国际上稳定地建立，国际关系理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利益优先，每个国家优先维护本国的利益与安全。国际体系的动荡与国际社会中的不确定在此背景下，部分周边国家从固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维出发，容易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产生某些误解。与此同时，当前国际形势的动荡变革以及周边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大多数周边国家面临多方面内外挑战，应对现实以及潜在的危机成为不少周边国家的当务之急。相比之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大多数周边国家来说，它并不是在外交上具有优先性的事项，更不具有紧迫性，这也导致一些周边国家在携手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上缺乏主动性。从某些角度说，周边国家对命运共同体存在着不同理解。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夯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与社会观念基础，需对周边命运共同体进行准确地阐释与说明，同时要避免周边国家形成不适当的预期，以免双方的努力方向出现偏差。 

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的周边外交新实践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也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周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和试验田，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中短期内面临的困难有所增多，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长期方向，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会因为有困难而退缩，不会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动摇。形势变化带来的不是长期努力方向的改变，而是具体策略与举措的优化与适度调整。在变化的周边环境下，中国政府采取了既针对现实问题，又符合长远战略设计，且从根本上契合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多方面政策举措，其外交实践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致力于消除与降低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尽可能减少大国战略竞争对地区环境的不利影响。当前，美国肆意在国际上推动形成高度对立、阵线清晰的阵营，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但中国没有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不赞成以集团对抗的方式进行大国竞争，不增大周边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中国认为“势力范围”之类的想法已经过时，并积极与周边国家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中国的做法减缓了周边地区政治阵营化的速度，降低了大国对抗的激烈程度。在经济方面，美国大力推动“筑墙设垒”“脱钩断链”，试图构筑高度政治化的地区经济安排，其做法对本地区过去几十年基于经济逻辑形成的经济格局造成巨大扰动。对此，中国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水平。虽然美国采取了很多消极做法，但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与美国进行负面竞争，即使频繁遭受来自美国的不合理打压，也不因此扭曲自己的行为方式，使自身始终成为地区合作中的建设性力量，使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地区环境没有出现根本性恶化。 

　　其次，在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努力强化地区合作中的积极因素，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良好的氛围与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近三年来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提供理念支撑和方法路径。三大倡议涉及发展、安全、文明等国际关系重大议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在周边国家产生广泛共鸣。倡议的内容涵盖坚持发展优先，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等主张，从多方面切中周边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本地区发展、安全与文明关系等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三大倡议的提出将为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更为良好的基础性条件。

　　第二，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夯实双边关系基础，在周边构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双边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双边命运共同体网络。当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覆盖面广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水平最高，在周边的伙伴关系网络最为密集。例如，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分别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哈萨克斯坦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长期重视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深入发展的成果清晰地体现在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建设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努力上。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明确宣示积极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还与柬埔寨、老挝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使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了更有力的政治保障与更清晰的行动方向。

　　第三，处理好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关系，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开展互利合作、在文化上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相比之下，安全上的矛盾一旦产生往往很难解决，其负面影响很容易外溢到其他领域，安全问题要获得较为根本和后患较小的解决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如何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是中国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尽管面临美国战略打压和国际形势动荡变革的局面，中国仍通过在安全领域的政策实践，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自身在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与阿富汗邻国及上合组织成员合作，协助阿富汗稳定国内形势；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成功推动沙特与伊朗复交，在推动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缓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积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劝和促谈，增强国际社会关于乌克兰危机的促和声音与和平机会等。最后，在推动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落地生根的过程中，要将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关于国家间关系模式更深层的观念变化紧密地连接起来。在两者之间建立稳定的逻辑关系过程中，加以务实合作才能不断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这涉及多个层面：其一，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方面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深化是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条件。其二，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不同于传统国家间关系内涵的新理念，在推动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理念的过程中，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其三，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促进物质与观念层面成果制度化，避免因为国际形势的阶段性变化而导致工作成果出现逆转或波折。 

结语

　　命运共同体是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美好蓝图，它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理念之间的竞争。一种理念能否在长期竞争中胜出，取决于这一理念是否具有内在的竞争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它能给奉行这一理念的国家带来长期利益，在于对这一理念的践行能带来一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于践行该理念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表现出竞争优势。为此，通过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繁荣以及文明和谐关系的形成，既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果，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产生更大吸引力的源泉。随着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进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感召力，其顺利推进也将拥有更为坚实的物质与观念基础。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3年第6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