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话语权是通过国际话语体现出来的话语权力，体现为国家间的战略、地位、实力的角逐，体现了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改变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在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一些话语在国际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理论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声，所表达的观点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

当然，尽管我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话语权竞争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出现的新情况？如何“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应对严重失衡的国际话语格局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挑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稳定性，国际互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升级。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我们要在深入分析国际话语格局的变革态势以及国际话语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向世界贡献符合时代精神和人类进步规律的新理念、新倡议、新思想和新战略。

（一）国际话语格局变革态势及国际话语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发，围绕话语权争夺的国际舆论环境愈加复杂，但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以及美西方的历史性衰落，给全球话语格局变革带来了契机。

第一，新兴经济体崛起促使国际话语权在国家间分配发生改变。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博弈总体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特征，西方国家把控着国际话语和传播渠道，行使话语霸权，打压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抛出了“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大国冲突论”等概念，使西方话语的影响遍布全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话语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近些年来，无论是经济重心还是国际影响力，全球均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少，美国企图以世界警察身份操纵国际关系的行为越发不得人心，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崛起。这些新兴经济力量采取诸多措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合作组织增强了新兴经济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并为全球话语格局的变革创造了积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世界体系中心国的主导地位和西方霸权秩序的基础，成为全球话语权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第二，“西方之乱”使国际话语格局加速变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内部各种历史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相互交织、层出不穷。“西方之乱”呈现出持续恶化、愈演愈烈之势，其产生的影响已超出本国国界，并对世界话语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如2017年发生的英国脱欧事件，清晰地反映了英国自身和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加剧、国家间分歧扩大等问题。2018年11月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涉及工人、学生、公职人员等不同社会群体，反映了法国民众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低迷、分配不公等问题的不满。这场运动最终引发了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重创法国经济。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表的2021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GPI）显示，由于许多大国之间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世界正在被新一波不确定性所取代，而北美则是区域和平程度恶化最严重的地方。“西方之乱”是西方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它极大地削弱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加速了国际话语格局的变革。

第三，美国蓄意设置诸多对华“话语陷阱”，干扰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知。“话语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体现了一国企图以本国话语逻辑引导他国行为，掌控国际事务话语权，以达到丑化、抹黑、分化他国的目的。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突出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话语攻势，设下一系列“话语陷阱”。美国惯常的操作手法是：首先，利用不合事实、模棱两可的话语，带动国际社会“众声喧哗”，将一些个体事件放大为普遍现象，把一些苗头性问题夸大为社会危机，使之产生语义上的歧义，使国际社会的认知呈现出各执一词、难以鉴别的现象，扰乱国际舆论走向。其次，利用其强势话语误导国际舆论，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话语呈现失语状态。例如，美国宣称中国是发达国家，要求国际社会取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待遇，用承担责任的名义扩大中国的国际开支。最后，西方国家各种反华智库和各类反华人士密集发声，政府或议会正式出面跟进，最终形成一种“政治正确”的、强势的西方主流话语与舆论氛围，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知。中国理应认真对待国际关系中的各类“话语陷阱”，揭露其背后的真相。

第四，中美合作氛围和话语基调发生变化。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化”氛围，美国既对中国持有偏见，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焦虑与恐慌，中美战略竞争逐渐升级。2016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坚持“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政策，接连退出《中导条约》、伊朗核协议等10多个国际条约。特朗普政府的部分高官在全球推动“中美脱钩”“中美新冷战”等叙事，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制度，试图影响国际舆论走向。2017年，美国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相继针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无理打压，在全球构建反华为5G联盟。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国的孔子学院采取限制签证等措施，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污蔑为中国的情报部门。但事实上，孔子学院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是帮助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双方文化的桥梁。在2020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虽然重拾多边外交，但其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图谋并没有发生变化。2021年11月，拜登政府邀请中国台湾地区参加所谓“世界民主峰会”，却未邀请中国政府，并力挺中国台湾地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帮助其在立陶宛设立“台湾办事处”。这些行为不仅破坏和影响了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给当前的世界秩序增添了变数，使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与中国贡献、中国实力不匹配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近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位居世界首位。即使面对近些年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态势，中国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事实的优势并没有转化成话语的优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与中国贡献、中国实力同步。

第一，中国贡献日益凸显。虽然中国也受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至2021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26%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37%，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3年，中国全面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成为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世界进口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10年至2020年，中国对世界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7%，远远大于美国的18.3%、欧盟的17.1%。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逾9.2万亿美元的贸易以及中国企业在沿线累计超过1300多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不仅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收入增长，还帮助3200万人摆脱贫困。“中国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总额超过十三亿美元，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事实证明，中国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攀升，大国意识不断提升，国际贡献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并在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减贫、环保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却未享有同当下的综合实力和国际贡献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第二，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缺少话语权。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成为国际话语竞争的重要领域，其在规则制定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有时甚至可以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决定战略竞争走向的关键因素。近些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贡献不断增强。2019年，中国在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例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难民署等联合国机构提供大量捐助。但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贡献并没有转化为决策权和话语权。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成员国份额的多少直接决定在该组织执行董事会中的投票权与制定政策的权力。中国作为成员国之一,为提升在IMF董事会的话语权奋斗了数十年。在经历了2006年、2008年、2010年三次IMF机构改革之后，直到2016年1月,中国在IMF的投票份额才从3.8%增加到6.1%,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拥有第三大投票份额的成员国。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领导职位一直由欧美垄断，中国在相关机构中任职的总人数少、高层管理和特使顾问更少，而且岗位多集中在语言、技术和服务部门，无法对重大事项有效地表达意见、参与决策。

三、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路径

为了使中国话语在国际上不再被动，在百年变局中为世界提供更多可持续的发展方案，中国应从话语议程的设置、话语文化的转化、话语传播平台的建设等方面着手解决诸多突出问题，尽快改变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把握话语议程设置的主导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能力

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际议程设置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某一行为体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向相关国家设定议程的对话方式，冀以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主动权的过程”。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设置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话语议程、跨越“话语陷阱”等手段，争取把握话语议程设置的主导权。

第一，设置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话语议程。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和技巧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但软实力的发挥不是依靠命令或武力，而是源自对议程的设置以及对辩论框架的决定。因此，我国要合理设计国际议程并在其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设置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议程，从而把握国际议程设置的主导权。

虽然国家实力强大对于话语权是一个积极性因素，但我们不能忽略主动设置国际议程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国力相对较弱，但却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理念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尊重，也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实践证明，谁在国际交往与博弈中保持深刻的洞察力和预判力，谁就会赢得更多的议程设置的主导权，抢占话语权先机，使本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处于压倒性态势。因此，提高议程设置能力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社会中多方博弈的结果，只有那些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大多数人支持或引起强烈共鸣的议程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这也就决定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议题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议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显而易见，报告中提到的诸多问题都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议程，都具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共鸣的特征。中国应牢牢抓住这些议题，深入挖掘、广泛宣传，进而牢牢把握住国际议程设置的主导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第二，跨越“话语陷阱”，用正面议程设置进行对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倡议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与此同时，以美国对华设置“话语陷阱”为特征的中美话语竞争也以更为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既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效果的体现，也是当下国际话语权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应使用正面议程设置对冲负面话语。当前，面对西方国家及媒体对中国崛起提出的种种质疑和设下的“话语陷阱”，中国被动应对的特征比较明显，采取的多为反驳、辩解、否定、回怼等方式。这样的应对方式不仅回击力度有限，而且回应性语言又再次强化了原话语中的影响力，使其产生更为广泛的传播，使我国陷入更为不利的话语环境中。对此，我们应通过正面议程设置来对冲负面话语，正面阐释国家重大战略，正本清源，“让我们关心的话题成为引导国际舆论的话题”。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把握住国际话语竞争的主动权，提升国际话语斗争能力。马克思曾指出：“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像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espèce〔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恩格斯曾说：“因为我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   这种非黑即白似的简单化的话语方式极易落入对方的“话语陷阱”，而正面剖析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话语比一味驳斥质疑与猜测更有可读性。例如，在西方多家媒体上曾播放过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视频。这段视频将美国、英国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成长过程进行了比较：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领导人是经过数十年培训和考验，才一步步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而美国、英国的选举程序则处处凸显了筹款等金钱手段的必要性。这个视频从正面弘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注重国际受众的差异研究，以文化互构理念传播中国话语

不同文化理念的传播是一个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国话语如何从东方语境进入国际社会，在多元的话语体系、文化背景和思维范式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转化成为世界话语，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这种转化不是简单地传播中国话语，而是以文化互构理念传播好中国话语。

第一，中国应提高话语受众定位的精准性。中国国际话语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需要考察话语受众的群体差异，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语内容的接受度不同，话语传播效果也就不同。恩格斯曾使用“沙漠中的布道者”来批评那些不了解传播对象的空洞说教。当代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对象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他们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接收信息的习惯以及了解中国的意愿千差万别，因而一套话语满足不了这些不同的需求。比如，扶贫减贫等理念在非洲和拉美非常受欢迎；气候问题、移民问题、多边问题受到欧洲的关注；“发展”问题则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最易接受的话题；等等。所以，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心理、文化需求，在他国“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并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运用差异化的话语内容推介中国，以减少中国话语融入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免疫排斥”反应，让世界人民对此产生认同和共鸣，从而达到增强话语表达效果的目的。

第二，中国应以文化互构理念传播中国话语。随着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思维方式，因此需要建构二者间的内在勾连，弥合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话语要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多种文化的混杂，而是指“通过国际化的观念、中国化的视角、全球化的语言，向外部世界阐明中国的政治立场、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二元对立定势，以“融合共生”的文化互构理念传播中国话语。比如，移动游戏《原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互构”的案例，游戏的设计既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要素，又融入了动作角色扮演、格斗、塔防与冒险等元素，不仅在文化背景颇为相近的亚洲地区取得成功，而且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欧美国家也获得突破，其原因正是将多种不同的文化和叙事类型进行了精心编创与有机融合，有效地传播了中国的价值观念，是中国话语有效传播的典范。

（三）推动媒介资源融合发展，培育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平台渠道

要强化和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我们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还需要具备客观、真实展现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传播能力。因此，我们要加快推进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平台建设，助力于中国国际话语传播能力的提升。

第一，应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打造外宣旗舰媒体。国际舆论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军事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走向，话语平台是国际舆论的载体，在国际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搭建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逐步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垄断了世界传媒市场，导致中国国际话语传播受阻。从2020年11月份市值看，世界上10大新闻公司基本全部是美国或英国公司。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主流媒体运作效率一直不高，与世界一流的国际媒体尚有差距，在传媒行业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从机制上培育传统主流媒体的竞争能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一些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我们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媒体平台上，完成中国特色的叙事，推动中国话语的传播。

第二，中国应深入挖掘新媒体平台的话语战略价值。据专业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月，全球手机用户数量为52.2亿，互联网用户数量为46.6亿，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42亿。可见，新媒体平台正在成为影响舆论和大众思想的重要力量。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看，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数据困境。由于中国的自建平台较难在海外落地，多数情况下只能借助入驻他国平台的播放量、点赞和评论等平台的表层机制进行交流和得到反馈，在国际传播数据主权的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顺应国际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利用好新媒体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观点、立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一是要掌控数据主权，这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只有把握用户数据的流动，在基础设施平台、中介平台和行业平台层面均建成中国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话语战略传播体系打牢“地基”。二是以企业为依托自主开发新媒体平台。2021年，抖音超越谷歌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平台，成为继脸书之后又一个下载量超过30亿的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也超越脸书成为下载量最大的应用软件。抖音等中国新媒体平台的成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效仿。脸书旗下的Instagram推出的Reels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借鉴了中国的抖音；即时通信软件Whatsapp也借鉴了微信的聊天框结构、个人化的新闻定制模式，并增加了捆绑社交的支付功能。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与汲取这些新媒体平台成功走向国际的经验,进而开发更多可以传播中国话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媒体平台。（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