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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学界对青年团的早期历史已有一定的研究。胡献忠分析了团成立的历史脉络以及党团关系逐步确立的过程4。李艳研究了团成立初期工作重点由学生向青年工农转移的情况5。然而，涉及青年团在创建时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实践即非基运动的著者不多，且观点各异。顾长声提出团发起并领导了非基运动6。薛晓建认为参与非基运动只是团员的个人行为，并非有组织的活动7。陶飞亚依据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件和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依托青年团领导了非基运动8。周东华则认为共产国际的资料存在悖于史实之处，并不可信9。本文拟通过重点分析当年的新闻报道及亲历者的回忆材料，梳理非基运动爆发的背景及各地团组织参与运动的情形，探讨非基运动与青年团的成立之间的交互关系，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团的早期历史。

　　在非基运动中，批判基督教的一方包括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其理论五花八门，包括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等。溯而望之，这些理论几乎都能从少年中国学会在1920年底发起的宗教问题讨论、共产国际在1922年初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0中找到踪迹。

　　(一)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宗教问题讨论

　　宗教问题的讨论缘于民国之初的国教运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宣布尊孔。8月15日，孔教会提请议院“定孔教为国教”11,掀起国教运动。以上行为招致各界普遍抵制，尤使宗教界对信仰自由问题产生担忧。12月27日，北京的基督教徒联合天主教、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教的信徒组成宗教联合会，强调信教自由，反对设定国教12。经过政界、学界、宗教界及地方军阀等多方势力角力，国教运动失败了，但对宗教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息。

　　宗教问题讨论正式发端于少年中国学会关于会员不得信教的决议。1920年7月17日，会员曾琦致信评议部主任左舜生13,要求“有宗教上迷信之人，皆不得介绍入会”14。评议部通过了该提议，并提出“已入本会而有宗教信仰者，自请出会”15。部分会员强烈反对此决议，引发了宗教问题讨论。田汉提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且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与物质、头脑生活“相辅助相调和”,不仅对少年中国并无害处，反而恰恰是会员们所欠缺的16。恽代英回应田汉的观点，他承认评议部对信教者的态度太过武断，相关议案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宗教究竟是有些迷信”,不值得作为精神的寄托17。

　　1920年底，少年中国学会邀请学界名人就宗教问题发表演讲，整理汇编演讲稿及其他文章27篇，推出3期《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其中，王星拱、李石曾、李璜、罗素等对宗教持批判态度，认为宗教反科学、反人性、禁锢思想、阻碍进化，仅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主张以科学和美学来代替宗教。田汉、梁漱溟、周作人等肯定宗教价值、反对破除宗教，强调宗教在情感、文学、理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在这场讨论中首当其冲。讨论者罗列的宗教“罪证”与“恶行”,多是基督教教义所述或教会所为。

　　1921年7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基于“反对宗教，但认不许教徒入会为不合理”的观念，投票取消了禁止教徒入会的决议。经过宗教问题讨论，学会内部形成反对宗教的氛围，会员不愿介绍教徒入会，教徒也不愿加入学会18。可以说，宗教问题讨论为批判宗教埋下了伏笔，成为非基运动的预演。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传入中国

　　近代以来，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浅入深。19世纪末，“帝国主义”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时人多持“笼统的排外主义”1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逼签《二十一条》,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随着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相继召开，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对帝国主义的认知也愈加深刻和具体。与之相比，苏俄通过两次对华宣言，提出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各种特权，让国人看到全人类平等、团结的曙光。

　　反帝是非基运动的基本诉求，近代中国的反帝理论来自于苏俄。1920年6月，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将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势力纳入反帝阵营。次年6月，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张太雷运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状况，指出中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种种苦难”,共产党的任务是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使之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20。中共建党前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已有小范围传播，但尚未引起普遍关注21。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远东大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大会议程有四项议程。其一，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分析一战后帝国主义侵略远东各国的国际形势，指出，各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实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二，远东各国代表介绍本国情况，中国代表报告了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其三，萨发洛夫作《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系统阐述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的理论，分析远东各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及前途等问题。其四，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和独立22。在此期间，青年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指出基督教着力宣传服从精神，要求各国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斗争23。

　　远东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认识国情至关重要。中共在成立后的“第一任务”是“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从而得到“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24。1922年3月，出席远东大会的中共代表陆续回国，传达了革命理论和形势分析，使中共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当知识界还在讨论宗教的前途命运及其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人已将基督教认定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压迫、掠夺的工具，并对其展开批判了。如此，非基运动的斗争对象得以延伸至基督教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

　　1920年8月起，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青年团。但是，这些团组织只是“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松散团体25。由于成员信仰复杂、人事变动频繁、经费筹措困难等原因，1921年5月前后，大多青年团陷于工作停顿或事实解散的状态。8月，张太雷按照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局的指示，着手整顿团组织。至11月，各地方团组织逐渐恢复运转，“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规定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26。此时，党与团的关系密切，界线模糊，成员间互有交叉，工作上也没有严格区分，只是为了保密，“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27。1922年初，即将召开基督教大会的消息燃爆宗教话题，青年团“出版很多反基督教的刊物、小册子……在上海、北京、广州各地开反基督教大会”28。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率先发起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建立非基督教组织，发起非基运动。早期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作了大量理论探讨及宣传工作，使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22日，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为发起人，俞秀松任书记。上海团协助各地建立团组织，起到了临时中央机构的作用，被青年共产国际赞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29。

　　1922年1月，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要求青年团“现在应从事普遍的争自由的运动”,“攻击那些反革命的团体”。上海团决心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发起非基运动。1922年2月26日，一些上海学生开会决定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4日，再次开会商定同盟章程，选举执行委员会，宣告同盟正式成立，非基运动由此开端。

　　同年3月15日，该团的机关报《先驱》30首次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通电》《章程》公之于众。《通电》称基督教为“殖民之先导”,号召全国学生抵制“无端集合于我弱国之首都”的基督教大会，“以期永洁我青年教育界”31。当期《先驱》登载了陈独秀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许白昊的《基督教与世界改造》、罗绮园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这些文章指出，基督教及教会是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掠夺无产阶级的“恶魔”;基督教大会是“世界资本主义……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们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32;基督教传教士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为教会所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向导”和“走狗”33;号召“万国无产者团结起来”34,反抗基督教背后的“资本的掠夺主义”35。这些论述带有明显的列宁主义色彩，对基督教的评断基本照搬自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是早期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首次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识和分析国情。

　　1922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达林在上海活动，指导青年团的建设。据他回忆，青年团发起非基运动，“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亲帝国主义实质……整个3月和4月上半月，都是在全国反对基督教的学生运动度过的”,以至于“延误了筹备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36。达林之言是有据可循的，因为团的临时中央原本打算于4月1日召开全国大会37,后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至5月5日。

　　(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即响应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率先响应支持上海团的号召。由于北京名流云集、思潮繁杂，非基运动脱离团的领导表现为以启蒙思想为指引的非宗教运动。

　　1920年11月，北京团成立，由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金家凤38等40余人发起，高君宇为书记。北京团在开展工人运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协助天津等北方城市建立团组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21年5月，北京团暂时解散，11月26日，团组织恢复工作。

　　北京的非宗教运动是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宗教问题讨论的延续。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萧子升、罗章龙等依托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建非宗教同盟，公布纲领、联络各校师生、组织公开讲座39。同盟反对迷信玄学和封建思想，主张解放思想和发扬民权，成为非宗教大同盟的前身。

　　1922年3月11日，金家凤应陈独秀要求，联络国、共两党80余人，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起“北平非宗教大同盟”,金家凤为主持人，萧子升为干事40。非宗教大同盟虽然由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参与成员却远不止于此。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通电》文末，金家凤为联络人，参与署名的有李大钊、张国焘等共产党人，蔡元培、李石曾等国民党人，王星拱、李璜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以及吴虞、高一涵等学界名流。少年中国学会还发出响应的通电，对非宗教大同盟“登高一呼，誓破迷毒”表示“不胜欢欣”41。

　　与上海的非基运动相比，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声势更加浩大，但舆论宣传上以启蒙主义思想为理论工具。据非宗教大同盟干事范体仁回忆，在4月9日召开的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公布了《发起词》,宣布“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并“列举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42。其文字中的列宁主义意味相当浓厚，可见同盟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将运动引向反帝的道路。但非宗教大同盟在3月21日发表了《宣言》和《通电》,指出同盟以“科学真理”“人道主义”为依归，批评宗教束缚思想、摧残真理、引起战争，反对“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会”,要求“扫除宗教之毒害”;同时又特意强调同盟仅以“信教”与“非教”为区分，“与一切党派作用无关”43。4月1日，非宗教大同盟再次发表《通电》,表示同盟“只为以科学胜宗教”,并不讨论社会问题，更不“排外”或“过激”44。由此可见，由于同盟人员构成复杂，且规模已经超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掌控45,该运动并未走上反帝的轨道。

　　(三)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非基运动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吸取上海、北京经验的基础上开展非基运动，有步骤地发展为非宗教运动。广东非基运动同样声势浩大，不仅吸引周边省份的青年及国民党员参与进来，还与基督教势力进行直接对抗。

　　1920年8月，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广州团与无政府主义团体互助团合并，后被无政府主义者把控。1921年3月，互助团退出青年团，不久后广州团也宣告解散。12月，谭平山、张太雷等恢复广州团的活动，并筹建广东团。1922年3月14日，广东团宣告成立，与中共广东支部“基本上是一套人马干党、团两方面的工作”46。

　　广东团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领导非基运动。一方面，营造反对基督教的舆论氛围。1922年3月24日，陈公博主编的《广东群报》转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随后开辟“非基督教言论”专栏，登载各地通电响应非基运动的《非宗教同盟之应声》,成为广东非基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广东团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也加入其中，刊登张秋人的《青年会是什么东西》和郭瘦真的《无产阶级与耶教》等文章，向基督教发起进攻。广东非基运动的宣传工作还包括批判“贞洁运动”。4月3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以“请愿废娼”为口号的贞洁运动大游行，规模“为历来巡行所未有”47。

　　另一方面，组织各级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同盟。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最先响应“京沪同盟”,于1922年3月底组建校级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积极串联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等校48。4月4日，谭平山与阮啸仙发起广州反宗教联盟。4月中旬，广州非基运动扩散至茂名、香山、三水、开平等县49。4月16日，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正式成立，沈厚培为主席，何觉甫起草《章程》,随后依据章程选举了同盟委员50。同盟成员中沈厚培、蓝祥奎、何觉甫、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刘琴西等均为广东团员。沈厚培和何觉甫是政法学校的学生，在运动中十分活跃且受人拥戴。广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迅速发展为广东非宗教大同盟。4月21日，广州光塔街警监学校开会筹建非宗教同盟，广东高师也想“联络广州各校组织一广东非宗教大同盟”,引起各校广泛共鸣。随后，福州中学的教员表示，“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之爪牙”,殊为可恨，但儒释道等宗教与基督教乃一丘之貉，“迷人思想，阻人进化”,欲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扩而充之为非宗教同盟”51。5月17日，广东团员何寿英、郭寿华等通召集各团体，于法政学校创建了广东非宗教大同盟52。同盟利用普选运动、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等群众聚集之机，上街散发传单、公开演讲，扩大非基运动的影响。

　　广东非基运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驻广东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行会远东部汇报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近期的工作。报告指出，非基运动是近半年规模最大的宣传活动，中共及青年团是运动的基本力量，对运动“进行实际领导”,“搞垮了”基督教大会53。需要指出的是，利金的报告不完全准确。被非基运动冲垮的并非基督教大会，而是广州教会学校为宣传基督教大会而举办的游行活动54,该活动“因畏非教者之势焰”55而取消。

　　从全国范围看，1922年3、4月间，长沙、南京、武汉、杭州、天津、唐山、保定、太原等地学生也纷纷组建非基督教同盟或非宗教同盟。虽有社会名流、学校教员以及工人参与，但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鉴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界限模糊的状态，以及团在学生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认为，正是各地方团发起了非基运动并在其中得到巩固和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作了准备。

　　1922年5月前后，全国已有18座城市恢复或新建了团组织，共有5000多名团员。面对规模庞大的地方团组织和蓬勃发展的非基督教运动，临时中央局已无法满足领导全国青年运动的要求，需要召开全国大会，通过正式章程，组织中央机构，建筑“更稳固的基础”56。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瞿秋白和代表青年团的张太雷拟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章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5日，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张太雷任开幕式主持人，黄璧魂、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达林等16人发表了演讲。次日，大会开始听取报告、讨论议案，至10日晚讨论完毕，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闭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分析中国遭受“国际资本压迫”的国情，明确青年团“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宗旨”,阐述团在政治、经济、教育三个方面的工作方针，强调“要达社会主义的目的，非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革命不可”57。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对青年团在团员、组织、纪律、会议、报告、机关、经费、机关报等方面作了规定。通过了《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等提案，对团的工作重点作出了具体安排。最后，大会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朱务善、阮永钊、贺昌组成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团中央领导机关，施存统任书记。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团的全国统一的组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自此，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真正摆脱了过去各地团组织思想复杂混乱的状况；建立起纲领明确的青年领导核心，为中国青年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工作安排

　　1922年4、5月间，非基运动到达最高潮。《晨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申报》等频频刊发批判基督教的言论，基督教各派则依托《真光》《生命》《青年进步》等刊进行回击或反思。在此情形下，青年团尝试领导、扩大非基运动。

　　青年团积极争取对各非宗教团体的领导。在《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中，青年团对自身与其他社会团体在交往中所持的态度作出了具体规定。首当其冲的便是“基督教青年会”和“非基督教及非宗教团体”。对于前者，青年团采取既斗争又利用的双重策略。一方面，采纳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观点，认为青年会与中国官僚势力相结合，笼络青年“愚蒙沾染资本主义之毒”,因此要“宣传披露其罪恶……揭穿其目的及用心”。同时，由于经历了非基运动的思想碰撞，青年团承认教会在推广义务教育、开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的作用，表示对其“应利用之”。对于后者，青年团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最有势力的工具”,因而“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宗教是“常与旧势力结合”桎梏思想的东西，而非宗教团体否定一切宗教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助使青年获得思想自由并且认同革命。所以，对于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团体要尽力帮助，并在其中建立团的组织，争取“达到指导的地位”58。但是，青年团并未趁势建立全国一级的非基督教或非宗教同盟，各地非基运动依然是分散且相对独立地进行活动。

　　青年团试图将非基运动的影响扩大到其他领域。一是国民教育。《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指出，“现在中国教育界到处布满了基督教的势力，以锢蔽青年的思想”。因此，要揭露教会学校“威胁利诱的假面具”,将它们从教育界排除出 去59。这 一主张在当时没有得到立即施行。到了1924年，非基运动以“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形式再度爆发，表现出更加鲜明且直接的反帝色彩，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在“排除教会学校”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二是工人运动。1922年4月17日和5月20日，上海浦东日华纱厂连续两次爆发罢工运动，青年团组织上海学生建立罢工经济后援会，慰问、鼓励工人。5月24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指出在受资本家压迫而罢工的4000多名工人中，有2000余人是天主教徒。他们提醒非宗教同盟中人不但要把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还要将这些“被宗教迷惑者(着)的男女”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也“变成反宗教的信 徒”60。然 而，此时工人运动的大潮已将青年学生的目光尽数吸引过去，反对资本家的压迫成为主要任务，其宗教面纱已被揭开，仅仅是批判宗教已无法反映当时的社会诉求。

　　1922年4月4日至9日，基督教大会如期召开，非基运动的直接目标落空。5、6月间，直奉战争爆发，北京政府改组，黎元洪力主“废督裁兵”等新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宗教问题讨论的声音逐渐式微。到6月份，各学校提前放暑假，众多学生离校返乡，非基运动的主力流失。于是，非基运动告一段落。

　　非基运动的形成及发展与青年团密切相关。各地方团有组织地发起非基运动，吸引各社会阶层加入，形成了全国范围影响广泛的社会运动。非基运动尽管遍地开花，却并非步调一致，青年团也未能实现对非基运动的统一领导。各地政治环境、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不同地区的非基运动在组织形式、宣传方式上各有特色。青年团在一大后尝试扩大并领导这场运动，但局势的变化让这一打算暂时落空。

　　非基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现实背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行进方向，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了团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影响。青年团在运动中锻炼了早期成员，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并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宣告成立。另外，非基运动所采用的组织形式、斗争手段乃至于运动的名号并未随第一阶段非基运动的沉寂而销声匿迹。两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民族主义勃兴，非基运动再起，中国共产党从幕后走向台前，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实现了对运动的领导。

　　（作者简介：彭瑞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陈静，广东开放大学法政学院助　　教）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