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

　　现在说到延安精神，人们比较多的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有的讲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这些对不对呢？都对。但是，如果把这些理解为延安精神的全部，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按照这种理解来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很难弘扬得起来的。因为，这些都不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什么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延安精神是指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以后迁入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和自身整风运动，所形成的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因此，延安精神从本质上讲，并非全民族的精神，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当年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观念和作风，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党员的心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说，延安精神中虽然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内容，但它的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和矢志不移。

　　我们今天弘扬延安精神，固然要用其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这些精神在全社会得到推广和发扬，把它们变成全民族的精神，但首先需要身体力行的并不是一般群众，而应当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弘扬延安精神固然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发扬延安时代那种坚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扬延安时代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才可能把其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推广到全社会，使其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

　　二

　　精神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自创立之初，就明确要在中国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此而同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联合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迫使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进行武装抵抗，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后来，一方面党犯了“左”倾错误，丢掉了南方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需要北上抗日，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经过长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在西安事变后，同国民党再次联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变成了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陕甘宁边区，延安也由此成为了边区的首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在延安时代，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首要的和不容回避的问题。当时，党内存在两种思想偏向：一种认为，既然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么，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提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一种认为，共产党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利益，即使进行抗日战争，也不应当与国民党讲亲爱、讲团结，不应当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针对这两种思想偏向，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首要任务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实现民族独立，下篇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做上篇文章时，绝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可以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脱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停止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毛泽东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1](pp.535-536)对于这个思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更清晰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2](p.1059)他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p.706)“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3](p.686)因此，他要求广大党员既要满腔热情、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执行党在民主民族革命阶段的政策，同时又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理论和方法。[3](p.706)

　　正是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毛泽东关于在为党的最低纲领奋斗时不能忘记最高纲领、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时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思想武装，我们党才可能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军事摩擦的形势下，坚决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掌握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情况下，不忘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才可能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抓紧党的作风整顿，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简而言之，才可能产生延安精神。1940年，当国民党停发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并对其实行经济封锁时，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讲：“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1](p.610)所谓不“解散”，就是指不放弃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延安时代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么来的。可见，从根本上讲，延安精神的各项内容都来自于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广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试想，如果当年我们党因为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而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广大党员也因此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还可能在那种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吗？还可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还会密切联系群众吗？倘若做不到这些，怎么会有延安精神呢？

　　三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无论在何种处境，都始终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力倡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这个前提下，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4](p.367)

　　1985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5](p.110)“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5](p.111)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说明，在他看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延安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今天因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就淡化甚至丢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不再需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再需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那就会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就不可能弘扬延安精神，更不可能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延安精神的教育。

　　四

　　延安精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延安精神，除了要考察延安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外，还应当把它同其他革命精神加以比较。

　　对于长征精神，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曾作过如下概括：“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6](p.590)

　　党的十六大闭幕后，胡锦涛总书记率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前往西柏坡学习考察。在强调我们党无论取得什么成就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时，他指出：“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就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才能使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思想上真正扎根、在行动上自觉体现。”[7](p.85)

　　从他们的论述也不难看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西柏坡精神，其核心和灵魂都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如果没有了这种信念，革命就会因为失去精神支柱而半途而废。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好，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也好，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也好，就都无从谈起了，还有什么延安精神可言！

　　五

　　我们党在延安时代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意味着当时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同样，今天在弘扬延安精神中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相反，我国由于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因此必须而且只能实行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例如，要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要在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吸引国外资本家投资办厂，参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等等。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履行入党誓词所作的承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要认真落实、模范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政策，绝不能去做超越阶段的事。过去，我们曾经犯过试图超越阶段的错误，对于那些教训务必牢牢记取。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把正在实行的政策当成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否则势必失去正确的前进方向，在执行现行政策时走样；势必放松党性的锻炼修养，在各种考验面前打败仗。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党员意识淡化；一些领导干部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都在于那些地方、部门、组织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忘记了甚至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信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一切向钱看”的极端个人主义，有的信仰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有的甚至信神信鬼。常言说，理想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致命的动摇。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要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坚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放在第一位。否则，对党风中这些突出问题不下大力气抓，不使它们得到有效遏制，却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去发扬延安精神，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六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起着动摇、瓦解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作用。例如，说“共产主义遥遥无期，太渺茫了”；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共产主义理想不合时宜”；说“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了，应当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等。如果对于这些“理论”不加以必要的澄清，要使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延安精神，必然会事倍功半。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所指出的历史必然趋势。在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将“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7](p.363)人类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当然要具备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还要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去奋斗，去争取。因此，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又是由许多发展阶段组成的，只要这些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相联系，那么，每完成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因此，共产主义虽然遥远，但并不渺茫，更不是遥遥无期。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动。”[8](p.87)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指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也指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现实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实践了，而且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也开始实践了，并经过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又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加快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为从这个阶段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了和继续准备着物质条件。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但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的学说错了，也不表明共产主义的运动失败了。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不仅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综合国力逐渐跃居世界前列，充分说明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运动，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今天的中国距离共产主义的目标，无论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时相比，还是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时相比，都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在延安时代，我们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政策时，尚且需要使每个党员明确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需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需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策的时候，更应当强调每个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革命”这个概念有多种含义，既指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也指由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整个过程，甚至指在一定社会制度内某些领域进行的根本性变革，比如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等等。因此，党执政后还要不要革命，关键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革命。如果从“暴力革命”的意义上理解，我们党的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当然不再革命了。但如果从领导人民不断向共产主义制度迈进的意义上理解，我们党的革命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因而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党，是执政的革命党或革命的执政党。从国际范围看，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本质上也是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当然不采取暴力方式，也不向外输出。但是，反对革命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放弃或放松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甚至有时不惜采用暴力方式。这些矛盾和冲突从反面说明，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不认为我们党的革命任务结束了。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8](p.75)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就不可能结束。

　　我们今天当然不必把“革命党”天天挂在嘴上，但也绝不能否认自己是革命党。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解放军是由我们党领导的，是革命军人，怎么能说领导它的党反而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另外，我们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是由我们党领导的，怎么能说我们党不再革命了呢？可见，要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要害在于把“执政”和“革命”对立了起来，抹杀了我们党的执政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本质区别。如果误信了这种“理论”，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会被改变，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就会被取消。果真如此，不要说延安精神无法弘扬，就连延安精神的载体也不存在了。

　　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列举了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方面的表现，其首要表现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决定》在论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时，提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可见，共产党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仍然是今天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把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理想和近期理想、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统一起来，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我们党不断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保证。《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8](p.306)我们党建立以来，正是由于比较好地处理了为人民眼前利益而奋斗和始终代表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关系，才可能使广大党员做到不在胜利面前沾沾自喜，不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不在诱惑面前动摇涣散；才可能使党带领人民在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不断胜利前进。

　　江泽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强调：“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9](pp.49-50)

　　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所以能够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所以能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都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激励。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10](pp.620-621)

　　以上论述虽然不是在直接讲延安精神，但这些话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讲延安精神而不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种“延安精神”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对于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弘扬延安精神必须首先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问题；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延安精神才能得到发扬，也才能把其中的艰苦奋斗等精神推广到全社会。即使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要发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必须树立和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总之，理想信念是一切精神力量的源泉。有了崇高的理想，人才会有坚忍不拔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理想信念作支撑，任何精神都会黯然失色。

　　八

　　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因此，即使有的人、有的单位没有把弘扬延安精神挂在嘴上，但只要他们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懈奋斗，那他们在事实上就是在弘扬延安精神。

　　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今年已九十多岁。他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曾被开除过党籍，但最近当记者问他，做了一辈子学问，最想达到的境界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境界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境界，即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在哪方面作出贡献，这要根据自己的才能、素质、条件去努力，不可强求；还有一种是大家的境界、长远的境界，这应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它不能凭个人实现，也不是一辈人就能实现的。他说，他的理想是参与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中去，为它将来的实现作一点贡献。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例如，改革开放后，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的声音相当高，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坚持科学性。再有，怀疑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称实践唯物主义。对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是它的科学体系，不能根本推翻。”他还针对有人曲解《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论述的现象说：不能把自由发展理解为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决不能把个人的解放和制度的解放对立起来；不能否定制度和阶级的解放，这样理解就歪了。[11]他没有说要弘扬延安精神，但我理解，他这就是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为人民服务。

　　大秦公司是太原铁路局将原有分局改制后组建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运输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大同至秦皇岛铁路线的煤炭运输任务，涉及国内六大电网、五大电力公司、十大钢铁企业和六千余家工矿企业的用煤。改制后，公司一方面充分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发挥技术密集与资本运用的优势，按照现代企业生产的原则，对原有的生产链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大幅度扩大了运输产能，提高了管理层集中协调的能力；另一方面，严格遵循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原则，实行“政治工作与中心一体化”的机制，让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引领企业的方向，融入职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工人在工厂的政治地位、民主权利与民生福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铁路运输也带来巨大冲击，大秦公司的产能急剧下降。面对这一形势，公司做到了不让一个职工下岗，不让一个职工及其家属看不起病，不让一个职工的孩子上不起学；同时，副段长级以上干部的工资降低20%，而职工津贴反倒平均增加12%。正是由于企业在改制后，党的组织仍然不忘党的最高纲领，运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党员干部仍然牢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大秦公司的工人群众才能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不计一切地为集体荣誉努力工作；大秦公司才能在运量逐年大幅度递增的同时，使重大、特大事故逐年大幅度减少。[12]虽然他们也没有在公司内部开展弘扬延安精神的活动，但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在弘扬延安精神。

　　以上事例说明，一名共产党员或一个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弘扬了延安精神，最要紧的不在于是否打出了延安精神的旗帜，而在于是否按照延安精神的那些要素尤其是核心要素去做。只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因此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都是弘扬延安精神。否则，即使把弘扬延安精神喊得震天响，也不能算是弘扬延安精神，甚至还可能与延安精神背道而驰，在群众中产生相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1]陈静.境界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访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5（6）.

　　[12]樊鹏.太铁考察记[J].政治学研究，2010，（1）.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