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强国意味着思想影响力引领世界
(一) 大思想家辈出造就了古代文明中国
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文明古国、古代文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辈出，给人类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思想。2014年3月，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声名远扬的法国思想家们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这些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广泛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具体体现在：他们的思想探讨了事关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穿透历史的思想；这些思想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运用、所尊崇，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人们遇到难题就要回到这些先贤们那里去寻求答案；他们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颍、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 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这些思想家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2019年11月，习近平在希腊《每日报》发表题为《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曾两次访问中国的希腊文学巨匠卡赞扎基斯有一句名言，‘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古希腊‘智者学派’萌发的人本主义思想同中国儒家坚持的‘以民为本’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第欧根尼同中国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倡导类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家还有管子、荀子、列子、惠子、告子、杨子、 慎子、鬼谷子、淮南子、公孙龙子等。他们与西方的先哲们处在一个层面上，他们的思想都是人类发展基本问题的理论反映。孔子的思想不亚于苏格拉底，中国儒家学派可以与古希腊智者学派对话，“庄周轻生死，旷达古无比”的风骨可以比肩“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四海为家者”的第欧根尼。
当今的中国，给世界贡献了无数的工业品、农产品，有无数的裤子、鞋子、帽子、袜子，也有无数的缝纫机、电视机、手机、钻机、挖掘机等贡献给世界，各种物美价廉的产品行销世界，深受各国人民欢迎，但我们贡献给世界的当代的学者型的思想家却很少。当前，中国学者创造的自主性理论不多，质量也不高，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不大。我们还在大量运用诸如现代性、后现代性、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等西方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没有思想家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就会比较弱小，也难以称之为思想强国。
（二）思想强国建设的着力点
第一，推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更加全面更加广泛地向世界传播。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强大号召力的理念主张，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这一思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把这些思想更加广泛地传播给世界，特别是更深入地挖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的思想内涵。截止到2020年6月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出版33个语种、38个版本，第二卷已出版12个语种、15个版本。到2022年5月底，包括第三卷在内，已在海外出版的语种超过50多个，发行超过200多万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习近平作为人民领袖和世界重要领导人个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果，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创造。要培养一批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学术大家，能够从学理上深刻阐述清楚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科学体系、精髓要义等，特别是形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能够在世界上不断传播、阐释。
第二，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培养大批学贯中西马的学者型思想家。
习近平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论断。习近平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要有自己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文明观、国家观、人权观、民主观、自由观、天下观、义利观等。这就需要培养一批思想大家、学术大师。一方面要抓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落实，对哲学社会科学给予更大支持;另一方面要给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更大的学术空间，特别是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的空间。
第三，发展文学事业，特别是鼓励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的创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这个自信！”文艺大师往往就是用文学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思想大师。列宁在1901—1902年撰写的《怎么办》中说：“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列宁的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很多都是思想大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作品都是思想深刻的作品。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师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被称之为哲学小说，“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充分体现了他对世界哲学、宗教的思考。
二、文明强国意味着文化繁荣发展和高质量文化供给
文明强国是注重国家文化建设，文化供给质量高，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
（一）文明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归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一直注重文化强国建设。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2014年12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为什么如此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方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在解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之后，必然更加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长，解决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然要求文化强国扎实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风貌有极大改善，向上向善成为社会最强音；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各种不良的社会观念得到有效抑制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全社会为之奋斗的理想，人人都在为这一理想添砖加瓦。有了这一基础，文明强国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文明强国体现为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要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首先，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要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无论是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都要在文化建设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及其他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设施建设运营；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深入建设 “书香中国”，推进全民阅读，使深度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乐趣。其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文化产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在数字中国建设中更加强调文化产业发展，加快发展新型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 播等产业；打造一批有影响力、有美誉度、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培育支柱性、骨干性、有引导力的文化企业，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带建设。
（三）文明强国体现为人民精神世界充盈丰裕、人民精神力量蓬勃向上
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有以下四个基本维度：一是国家能为人们提供的精神生活的产品和服务相对差距不大。比如，国家在公共文化生活领域中，为各个地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国民总体受教育程度、国民人均拥有的闲暇时间等是比较均等的。从供给侧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政府，合理配置精神文化资源，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生活条件均能不断得到有效改善，消除由于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导致的精神生活水平差距。二是个体对精神生活享有的程度不是特别悬殊，防止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形成数字分享的“数字落差数字两极分化”和“数字鸿沟”。三是社会对精神产品的分配是有着共同标准和规范的。四是精神产品的共享性、分享性比较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的精神产品是能够共享的，消除了垄断性，各个社会群体之间能够分享到高质量的文化产品。
（四）文明强国体现为文化传播力持续增强
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制度化的渠道，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更深入更有成效地开展“感知中国走读中国视听中国”活动，讲好中国故事，说清中国理论，传播好中国声音，总结好中国思想，促进民心相通。习近平指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要建立强大的中文和汉语言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使更多的人用汉语阅读说话，用中国人的思维思考中国问题。要完善国际之间文化交流的规则制度，构建更多的相关国际组织，目前国际文化组织主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的组织比较少，可以探索建立世界文明对话联盟或者国际文明发展基金会，为各国文明平等发展提供各种支持。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开拓海外文化市场，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电子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三、文明强国意味着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发达
（一）文明强国建设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出发点和一条主线。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塑造人们的文明素质，特别是要培养知识公民。德国文化社会学家桑巴特在2000年出版的《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写道，作为一名知识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条件是：拥有一万本书、懂三大哲学体系、欣赏过二千种音乐作品和二万件造型艺术作品、记忆一万条历史数据、读过五千本传记、知道二万零一条自然科学知识等，获取这个基本知识大概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也要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来培育更多的知识公民，还要通过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来促进知识公民群体的发展壮大。知识公民不仅仅意味着拥有很多的知识概念，还意味着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二）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强国不是一个方面文明的高度发达，而是所有文明的共同整体性发展。物质文明发达意味着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领先的科学技术、高质量的产业结构等，意味着有完善的生产关系与组织结构、有效的所有制制度和治理方式，更能够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发达意味着拥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法治体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得益彰，人民大众的意见建议在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得到充分实现，既不会出现那种振臂一呼就上街的街头政治，也不会出现那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指头政治。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首先就是有良好的家庭文明，家庭文明的要求在于:在家庭中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每一个人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培育文明风尚。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就是形成高度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既要有远山含黛、清泉石上流，还要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胜景。这些文明之间相互促进，能够使整个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三）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破解“斯密难题”和“卢梭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种协调性，体现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始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提高人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准，从而可以有效解决两大难题:一个是斯密难题，一个是卢梭之问。
第一，利他与利己矛盾的斯密难题。这个难题是斯密在1759年《道德情操论》与1776年在《国富论》中分别阐明的人的利他性和利己性之间的矛盾。在《国富论》发表100年后的1876年，德国历史学派抛出了“斯密难题”，力图抓住斯密理论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予以痛击。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看来,《道德情操论》认为“同情心”和“利他心”是社会的推动力，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为出发点的道德价值体系，《国富论》把“自利”和“利己心”视为主要动力，构建了一个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的经济学价值体系，利他与利己在资本主义社会很难实现统一。这个难题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即无所顾忌地以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私人占有愈益彻底和贪婪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有道德情操特别是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讲到：“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很重要的。
第二，科学技术进步与道德退化矛盾的卢梭之问。这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一个问题，即“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呢”。卢梭看到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导致社会道德退化的: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卢梭甚至认为天文学产生于星象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物理学出于虚荣的好奇心，化学脱胎于虚幻的炼丹术。总之，科技的改进服务于懒惰的本性，无形中助长人们的“机心”。卢梭的观点一方面说明他那种超出常人的清醒，但另一方面说明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道德问题是由于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异化了。这一问题一个世纪后被马克思清晰地揭示出来。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应英国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编辑部的邀请，参加该报创刊4周年纪念会。马克思在演讲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 力量。现代工业与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的这段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发展与道德退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无论是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的矛盾，还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风气衰败之间的背反，还是物质力量生命化与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之间的悖论，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在这一制度框架内是无法根本解决的。由于物质主义的膨胀，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已经制度化，频繁制造出各种道德风险可以使制造者获得巨额收益。从美国安然公司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丑闻，监守自盗的“麦道夫庞氏骗局”等金融事件，到整个金融体系以金融衍生品为工具迷惑投资者，最终使次贷危机演变成欧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
第三，在五大建设中都要注意精神文明涵养与培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中注重主流道德价值观的渗透与浇灌。
首先，从公共政策设计中注意道德风险。例如，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公共政策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各项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符合人们道德期待，实现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有机统一。”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道德风险和道德效果评估，及时纠正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背离的突出问题，促进公共政策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纲要》提出“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它实际上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努力使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都变成促进道德进步的力量。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价值预期，例如严格的责任制，一方面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担负起应该承担的职责；另一方面产生的结果就是矛盾上交、推诿扯皮，产生各种不作为的预期。
其次，注意金融的道德风险。金融的道德风险是指在金融领域中，为了巨额利益而抛弃道德原则或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的行为。2019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的危险性在于:具有隐蔽性，在破坏性爆发之前往往看不出多少征兆；爆雷性，一旦爆发就会像炸雷一样迅速蔓延，特别是会对社会一些固有的道德观念产生摧毁性的破坏。
最后，注意科技创新中推动道德进步，防止出现科技伦理问题，产生科技道德风险。2022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特别强调将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促进科技活动与科技伦理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实现负责任的创新。科技伦理也是社会发展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对社会道德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应当站在长远 的、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随着创新型国家的建成，科技强国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科技道德问题会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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