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知道人类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向何处去。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1](P106)这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定会到来，因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P106)毛泽东的比喻既形象又恰当，不仅科学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01 

趋势分析法及马克思的相关分析 

　　所谓趋势分析法就是通过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客观走势，正确预判未来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事物发展趋势善于进行判别和把握的科学理论。列宁在1908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2](P220-221)他还进一步强调：“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2](P221)列宁在1915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中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2](P441)从以上分析来看，趋势分析法有三个要求：一是能够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历史变化制订战略策略；二是能够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主要矛盾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三是能够抓住实现未来发展的主体力量，依靠主体力量实现未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把握社会发展趋势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第一，马克思对波拿巴当选法国皇帝与拿破仑铜像被捣毁的预见。马克思写于1851年—1852年3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讲：“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3](P468)“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4](P582)比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最后讲：“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4](P688-689)1852年12月2日，元老院宣布恢复帝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马克思在1869年6月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3](P466)这里马克思说的已经实现了主要是指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马克思相信，这一预见已经实现，那么拿破仑的铜像迟早会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极为神奇的是：马克思作出预测后的20年——1871年4月12日，巴黎公社委员会通过法令，决定拆除旺多姆圆柱，法令指出：它是“强盗行为的纪念物，是暴力和虚荣的象征，它肯定了军国主义，否定了国际公法，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经常的侮辱，是对法兰西共和国三大原则之一——博爱的不断侵犯”。[5](P625)同年5月16日下午，公社艺术委员会主席、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下令在雄壮的马赛曲中举行拆毁仪式。马克思预言的神奇性，就连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都感觉不可思议。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在其于2005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惊讶。阿塔利说：“马克思因此着手于对二十年后将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事实上后来的确发生了）进行清晰的、预兆般的分析：第二帝国解体，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由于没能及时与农民以及外省精英结盟，革命最终遭到失败——这便是巴黎公社运动。”[6](P128)“他像预言家一样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路易·波拿巴黄袍加身，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二十年后，这个预言成为现实，同时，第一批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政党也将在那时建立，这在1852年看来实属不可思议。”[6](P128)这种不可思议性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展现出来的力量。

　　波拿巴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关系呢？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间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是保护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4](P686)波拿巴被他的这种自相矛盾处境和各种无法共存的要求折磨着，因为他就是凭借这种矛盾体而成为皇帝的，于是他必须成为一个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游走的魔术家，依靠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拿破仑观念”的化身、拿破仑军帽的真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4](P688)他成为皇帝的结果就是使他成为所有阶级都反对的人，他会把法兰西所有神圣的东西都败坏掉，包括他伯父的所有神圣的遗产都会败坏掉，结果就是拿破仑的铜像最终会被捣毁。

　　第二，马克思对商业雇佣工人社会地位变动趋势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深入地研究了商业雇佣工人劳动的性质。从这一性质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趋向于把商业雇佣工人从一个在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报酬优厚的阶层变成一个在工人阶级中报酬较低的群体。马克思认为，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给资本家带来收益，不是因为他们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在完成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节省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最初的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是一般工人简单劳动的倍增，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雇佣工人的工资有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分工更加深入，劳动能力片面化发展，每一个领域的工人都在自己片面的领域中得到发展。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教学方法更加面向实践，科学技术和国民教育不断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资本家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而且，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7](P334-335)马克思抓住了商业工人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所以，他对这一趋势的把握十分准确。其准确性得到了恩格斯由衷的赞叹，恩格斯说：“这个在1865年作出的关于商业无产阶级命运的预言，怎样为以后的事实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成百上千的德国店员都有亲身体验。他们熟悉一切商业业务，掌握三四种语言，但在伦敦西蒂区却找不到一个每周挣25先令工资（远低于熟练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的工作。”[7](P335)这是恩格斯在将近30年后得出的结论。

　　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科学预判也有很多，他们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认识之准确往往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最后的判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恩格斯说：“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8](P498)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基于这样的分析，恩格斯预言说:“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8](P404)这个时间正像恩格斯所言“几乎可以算出来”，仅仅三年后，法国1848年的六月革命，无产阶级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848年6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4](P398)无产阶级的六月革命确实比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革命伟大、震撼。

02 

运用趋势分析法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主要类型 

　　从马克思主义趋势分析的观点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有自身的逻辑。因此，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逻辑，其类型也是不同的。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势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贯穿一个社会形态始终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往往决定着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封建社会形态演进的大的方向就是由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其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要求与其土地及庄园的领主碎片化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封建领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封建制度不断创造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从封建的经济制度的母胎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构成要素得到解放。”[9](P769)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就是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危机爆发的路径依赖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年—1933年、1937年—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没有摆脱这一周期性危机，先后爆发了1957年—1958年危机、1973年—1975年经济滞胀、1980年—1982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其衰退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唯利是图，这是一个只关心利润而不关心民众生命的制度。

　　第二，文明发展规律孕育的趋势性。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往往会决定着这个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不断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文化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华文明5 000多年历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这就是文明造就的大趋势。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10](P120)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0](P120)对中华文明曾经充满某种敌意的福山，面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也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敬意：“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11](P25-26)“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11](P99)这些论断在一定意义上是比较客观的。

　　中华文明有着多元优秀的基因，这些基因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特别是这一文明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重视民众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周政治传统中开始了神本向人本的转化，产生了“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49章）以及孔子和孟子的“仁”与“仁政”思想不绝如缕，形成了关于民本更加丰富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论君道》）“以天下万民为事”（《明夷待访录·原君》）。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甚至提出，“在中国文化的整个过程中间，根本不存在皇帝。国家的统治者被称为王（那就是国王）……孟子以一种我们19世纪的心情写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P330)民本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与政策措施。其一，均贫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国蓄》）。“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国家民生治理的重点是土地，通过重农抑末、调节土地分配，限制土地兼并来保障个体小农拥有小块土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减轻人头税，加重财产税，或利用各种方式垦荒拓地移民，都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其二，发展生产。中国历史上历代国家通过兴修水利、荒地开垦、推广农技、政府借贷、多种经营、招徕流亡、赈灾救恤等方式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历史上对地方官吏的优秀评价是“循吏”，循吏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劝民农桑，使民众能够在轻徭薄赋中发展自己的农耕产业。其三，整顿吏治。中国历史上许多时期的民不聊生，既是由于最高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贪婪无度，也是由于下层吏治败坏，社会突出矛盾得不到治理造成的。历代往往通过整顿吏治，强化基层治理，打击豪强等社会势力，保持一方民众安定。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理念与措施，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历史底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13](P160)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要劳民伤财，一味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4](P13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铿锵有力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5](P11)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民本观。

03 

运用马克思主义趋势分析法的着力点 

　　毛泽东对于什么是领导，曾经做过精辟论述。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16](P394)他进一步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6](P394-395)领导就是预见，就是要抓住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一，要抓阶级关系的变化，从阶级关系的变动中把握发展变化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于1879年9月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17](P685)1880年4月，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主编贝·马隆的邀请，编写了包含99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马克思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阶级调查，能够确切地了解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势和方法，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开展和领导工人运动。

　　只有充分运用了阶级分析，才能真正抓住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阶级分析要求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进行分析，了解这个阶级的历史状况、现实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当然，每一个阶级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都是在不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进行阶级分析就要去分析每一个阶级在历史上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中阐述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1844年—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8](P388)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是从18世纪后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3](P38)“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3](P39)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更是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他指出：“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18](P830)马克思指出：“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9](P754)从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个阶级是从苦难中产生出来的，又与大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阶级有着远大前程。可以说，无产阶级怎样发展，人类社会就会走向哪里。

　　第二，“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找出未来的变动走向。“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这是恩格斯在1859年8月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论断。恩格斯强调，比从前所有的世界观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20](P41)最顽强的事实既包括史料事实的真实性，也包括决定历史史料事实的物质生产的事实和其他客观的事实。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未来社会分配制度的把握原则就体现出这一要求。分配制度是恩格斯很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问题，而且事关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问题。1890年夏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是什么的辩论。同年6月14日、28日和7月5日、12日以《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为总标题分别刊登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和署名“一个工人”文章，阐述了各自的未来社会分配观。他们都试图把分配方式设计的详细具体和美妙，甚至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有的提出按照劳动量分配，按照每一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计出一个数字出来；有的提出按照个人的需要量分配。每一个人都力图提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来。

　　恩格斯关注到了这次辩论，他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肯定了这次辩论的积极意义及特点：一反某些关于公平正义抽象原则性的唯心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他又说：“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21](P691)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其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进步、不断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不断变革自身形态的；其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变化而变化，还要取决于所有制的发展而变化，更要取决于可供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变化；其三，社会主义由一开始的分配制度就是按劳分配，这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其四，按劳分配制度自身是要发展完善的，同时还能够包容其他分配制度并加以改造。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完全符合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构想，也证明了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

　　第三，从否定性事实出发，在分析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把握趋势的原则：从否定性事实出发。例如，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时候，是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性关系的弊端得出未来社会两性的基本关系应该是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1](P81)这样一种两性关系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大趋势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从文明时代对古代氏族社会的否定出发，认为未来社会是对文明时代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再否定，在这个基础上、在更高的程度上，人类再次回到美妙的“氏族制度”。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1](P176)“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1](P177)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是经常在自我否定中发展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在野蛮人中间，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而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结果就是文明时代终将自己否定自己，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以高级形式复活。恩格斯引用了摩尔根的话说：“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1](P179)

　　第四，抓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从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中发现未来。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写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过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4](P266)抓住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就能顺势而为。今天的历史大势就是经济全球化。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22](P165-166)恩格斯在1847年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说过：“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4](P241)显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尽管在今天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再全球化的举动，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习近平在2018年11月明确指出：“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说其是历史大势，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10](P200)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顺应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习近平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的基本要求就是：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这里，前瞻性思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前瞻性思考的前提就是要善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