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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2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李慎明研究员的新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可谓恰逢其时。《战略》共55万字，汇集了作者十多年来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研究的成果。就该书的风格而言，堪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下面简称《大党建》）的姊妹篇。《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曾载文指出，《大党建》“给读者以极强的思维震撼力。” 其评价是中肯的，《大党建》在出版后8个月就被人民出版社再版。学术专著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版，其本身就说明专著的价值。带着“被震撼”的期待读《战略》，结果喜出望外，感觉几乎每篇文章都体现了作者的睿智和科学预见性，全书蕴涵着一位社会科学家与理论工作者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机遇与忧患意识，浸透着作者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细读之下，觉得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准确判断重大国际问题，科学预见性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不事先对其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就连以“社会历史不能预测”观点著称的波普尔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预期到了‘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这正是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 社会科学家李慎明研究员擅长于做科学研究中最富特征的工作——预见未来。基于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准确判断，其观点科学预见性强。《战略》所集文章标题中不乏“趋势”、“局势”、“前景”、“未来”、“展望”、“有可能”等预见未来的热词。

　　《战略》开篇就是“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急需抓紧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该文原载199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108-109期，《求是•内部文稿》第23期。文章指出，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因此，我国亟需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 而李慎明研究员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敏锐地预见，“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美国泡沫经济的研究和应对。” 2008年，美国爆发了至今仍未见底的金融危机，验证了其预见的科学性。关于这一点，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的讲话可以作为佐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张部长指出，李慎明同志2000年初在古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个演讲，其中就说“不要看美国经济现在发展挺好，但它迟早要发生经济危机，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10年内会不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假若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李慎明同志讲到了10年。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大体就是在10年左右，这恰恰证明了当年这个预见是对的。

　　又比如，文中预见“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 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我国境内外边界地区至少在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新疆、西藏三个方向上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李慎明研究员上个世纪的这些关于周边安全的观点，在理论上，后来有在网络媒体产生很大影响的“C型包围”理论相呼应。李慎明指出，美国一直在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经营。 在现实中，2010年1月，美国通过了一项向台湾销售价值64亿美元军火的计划。2011年出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我们会继续监视可能影响台湾海峡地区平衡的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的意图。” 在朝鲜问题上，2010年12月3日，日美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在新疆、西藏问题上，2008年3月14，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乱。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的反对，在白宫会见了达赖。诸如此类的事件说明，根据某种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并根据对与该现象有联系的各种情况的考察，作出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未来情况的科学预见，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战略的学术新观点

　　《战略》从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到理论应用、理论借鉴谋篇布局，共分五篇，分别为：“中国国际战略与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相关基本理论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全球化问题与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研究”；“国际观察与战略访谈”；“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研究”。全书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战略的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

　　在第一篇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想的探讨》一文中，作者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对立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生作用”。 ”在研究和对待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各项准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反对各种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误主张与思潮。”

　　在第二篇的《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一文中，作者指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 ；认为我国当前有“四大安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假若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年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的衰退》中，作者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着作用，美国企图再次打断这一承接链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有可能是重复20世纪90年代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以摆脱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机。

　　在第三篇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一文中，作者从七个方面对美国经济作了具体剖析，认为“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而已”；“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不仅是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烈度极可能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把这一严重征兆考虑进去”。

　　在第四篇的《2000年美国之行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作者指出，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对台斗争的军事、法律和舆论准备；二是防止美国力图主导朝鲜半岛的变局，并将其纳入遏制中国的整体安排，警惕美军重新逼近我鸭绿江边；三是对我国“入世”要有足够的国际“经济战争”意识。

　　在第五篇中，作者通过对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的研究，指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等等。

　　三、对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了启发性分析

　　深化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理论创新非常重要。通读书中所选的34篇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作者对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做了启发性分析

　　一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责任感。作者指出，“任何先进的阶级或政党或集团或个人，都应该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研究国际问题的相关学者，应牢固树立强烈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树立强烈的机遇与忧患意识，努力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的真正大家。”

　　体现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战略》的突出特点。作者正是把“高度关注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和我们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宏观、战略与前瞻性重大问题，认真研究、缜密制定我们这个大国的安全发展战略” 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才有《战略》这部丰硕的成果。历史研究是国际战略分析的基础。应该说，任何战略研究必须从历史研究入手，一切战略思想的形成都必须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本书强调历史分析的价值，无论是对世界格局、金融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还是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作者都力图从历史视角进行剖析，从而将中国国际战略放到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予以把握，作者坚持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丝丝入扣，层层剖析，将实证分析与理论升华有机结合。

　　二是创新的源泉在于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放眼世界。作者指出，研究国际战略必须站在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根本利益，就是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集体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不能仅为眼前、局部、集体利益而牺牲国家长远、全局与整体的根本利益。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当然，为了个人的一已私利或狭隘集团的利益，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更为我们所不齿。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广大发展中亦即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能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否则，便可能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无赖行径留下道义上漏隙。

　　中国国情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作者长期从事国情研究，强调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相辅相成。他指出，“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内政，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外交；这个国家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必然反作用于其国内政治，在特定条件下，这个反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战略》一书正是作者在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理论成果。例如，在《“中国道路”内涵与国际意义》一文中，作者在全面分析了“中国道路”的六个方面的内涵基础上，阐述其国际意义的。其六个方面内涵是：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第二，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第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与各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与不同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文化发展道路；第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在各个领域走不断改革创新之路；第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平等互利，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第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并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发展，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路。其国际意义在于中国和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是创新的保障在于掌握科学的方法。作者强调，研究国际战略，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方法论层面上，作者注重定量分析、国际比较、历史分析、综合分析、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层面上，作者学养丰厚，注意吸取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理论，强调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例如，作者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实践层面上，作者强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多要素并重，强调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强调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联系，以此为基础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例如，在《2001年日本之行的访谈与思考》中，作者指出，我们与西方强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其背后更有长远、根本的战略较量。这里所谈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在此之间确有纵横捭阖之处，但无疑他们有着更为紧密的战略合作。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霸权和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未来5至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数种可能性，建议协调我国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战略的综合研究。

　　与此同时，作者还强调，研究国际战略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外交无小事，任何领导干部或学者应该遵守我们的外事纪律，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在学术探讨尤其是在内部学术研讨会上，毫无疑问应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战略家一个又一个叠相而出，其战略著作一本又一本接蹱问世；与美国政要所不同的是，这些理论家和战略家常常是毫不隐讳地把他们所主张的称霸全球甚至主张要最终搞垮中国的战略宣示世人，并常常用“三权分立”和所谓的“言论自由”干涉他国内政。那么，我国的学者对这种“西化”、“分化”战略当然应该高度重视，不断解放思想，以探讨应对之道和应对之策。

　　四是创新需要有修正错误的勇气。在学术上发表新观点是自由的，但新观点一经发表又是极不自由的，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经过实践检验后可能需要及时更正，这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即便如此，作者仍然提出自己对世界的新认识，并作好随时更正的准备，这种创新的勇气更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 实际上，作者今天一直在关注自己昨天的所言所著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作好随时修改的准备。例如，他在1999年认为，“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将更加凸显。” 在他当时看来，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但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作者及时修正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并将其新观点公之于众，他指出：“现在我认为，从本质上说，这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

　　总之，《战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将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将为我国制定国际战略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其理论创新的精神值得宏扬。

　　网络编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