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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并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把唯物史观真正落实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唯物史观奠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基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标榜价值中立、非意识形态化，走的是实证化的道路。这样，现象与本体、科学与伦理、应然与实然、价值与真理等，在其学术体系中就存在着固有的割裂。表现在具体的学科中，就会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的抽象化，不断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数学模型化、可重复性、可证伪成为判断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是人性的抽象化，以不容置疑的人性预设，作为各学科基本原理的前提。例如所谓“经济人”“道德人”“无赖假设”等，抽象人性成为非批判的独断论前提。这表明今天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现有的利益格局服务的，谈不上科学。

　　马克思主义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科学性。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具体的、经验的事物，即“细小叙事”，还要研究事物的总体，首先是世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即“宏大叙事”。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价值中立，而是要解决研究的立场、价值取向如何符合科学的要求。唯物史观奠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三大理论基础：其一，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绝非主观性天下，而是建立在客观目的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科学地加以考察。列宁将这一思想准确地表述为：“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其二，人类历史活动绝非只能听从偶然性摆布的迷宫，而是存在着客观规律，可以科学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科学范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科学地解决了从哲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类概念、范畴，归根到底是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因而历史是“正本”，而文本范畴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其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局限于实证方法，而必须依靠唯物（历史）辩证法及其基础上的各种方法综合运用，把康德设定的人类理性不可逾越的界限“自在之物”作为研究前提，这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因此获得了双重普遍意义：其一，它为科学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成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且成为所有追求科学信仰者的必修“真经”。其二，它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即在科学解决现象与本体、信仰与知识、事实与价值等的基础上，通过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建构与之相应的知识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而客观规律就是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排斥客观规律，注定了它从根本上是非历史、非科学的。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民意等核心概念都是静止、孤立、既有的，没有生成过程，更没有未来的发展，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抽象的。把客观规律的研究作为学科的根基，注入鲜活的历史发展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

　　二、唯物史观奠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价值中立，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贯彻到学科建设中。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我们整体性把握社会、把研究成果上升到历史规律认识的前提。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习。第一，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改变孤立、静止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状况。要回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识”这一最本原的问题上，真正弄懂哲学社会科学的真学问不仅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而且最高的成果就是从中作出规律性的概括，形成具有前瞻性的预判。与这一成果相比，其它的成果都只能是阶段性、局部性的成果。第二，要把唯物（历史）辩证法贯彻到学科的学术范畴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中，要区分范畴因不同现实依托而形成的不同层级，更要把握范畴因现实的历史性而具有灵活性，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转化的可能性，不能将范畴孤立、僵化。第三，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话语和基本问题，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科核心话语脱钩的现象。就是说，学科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法学、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为依据；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基础；如此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要通过科学批判和学术争鸣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拨乱反正、守正创新。

　　必须切实改变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抽象个人认识主体，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主体。没有人民主体，就没有客观规律的认识主体。毛泽东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人民主体还是个人本位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导向：首先，决定了是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否以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为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然要研究事物的本质，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而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由于把个人理性视为人类理智的极限，否认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则必然停留在现象，止步于日常生活，热衷于“细小叙事”，在方法论上就是迷信经验论和实证主义，迷恋抽象人性的假设。

　　其次，决定了是否以人民的需要和实践为根据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必然关心人民的需要，深入人民的实践；提出真问题，提炼真思想，提高真学问，把社会效益和学术追求统一起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立足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以此为学术研究的源泉。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必然把人民的需要和社会效益视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视为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而鄙视以致拒斥，游离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外；必然只把个人的需要看作是真实的需求，把自利性视为最根本的人性，个人利益的博弈是其全部学术的动力；必然从不变的人性假设出发，不仅视野狭小，而且必定夹杂着大量混淆是非的伪问题、无病呻吟的伪风雅和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伪学问。

　　再次，决定了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探讨的精神和学术争鸣的勇气。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批判错误思潮、引领社会风尚、提升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觉自由，就是其内在要求。这种出于公心的学术批评，对于净化学术环境，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发展，十分必要。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则崇拜自发性，标榜自由，实质自我中心，甚至见利忘义；以个人好恶取舍，必定嘲笑崇高，躲避责任，伪装清高；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盲目跟风，和名义反对所谓“依附性人格”，实际上否定党对学术的领导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闭门造车，就是这种研究的两个偏向。

　　三、贯彻唯物史观必须抵制“非意识形态化”。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则不厌其烦地声称，马克思主义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因为建立在严格决定论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只是一种历史预言，一个“宏大叙事”。实际上，把科学局限在实证科学的范围，正是西方意识形态无力解决知识和信仰统一性的结果。自康德始，现象和“物自体”、科学和伦理的二元论就逐步成为西方的主导意识。科学必须“价值无涉”，必须非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也似乎成为不证自明的教条。

　　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科学研究的“学术正统”，在我国已经成为需认真纠正的倾向。我们历来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含“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革命的批判的分析”等，在一些人的“学术”研究中已被“屏蔽”，更别提“阶级分析”“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证分析”“文献阅读法”“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中性化方法。我们的与时俱进首先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将其拒斥；吸收的应是确有建树的学术新成果，而不是“文献阅读法”一类故作中立的学术泡沫。要区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多视角”：一种是有利于推进真理性认识的讨论和提问，以立场观点方法的共识为前提；另一种是持对立的立场和方法论，把“多视角”作为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手段。这第二种“多视角”就显然不是百家争鸣可以解决的，而必须诉诸正确开展的舆论斗争。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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