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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刻领会并加以阐发的。

　　一、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这里，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的内在联系上去把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述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历史主体。把“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一致；二是强调革命和建设、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内在一致；三是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强调内在一致性，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极其艰难的长期探索、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依据，的确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在这里，还有必要特别就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做点说明。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同时，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继承者。

　　也要看到，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一个时期，时代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准备打仗”和“支持革命”使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而对资本主义“总崩溃”的乐观预期和把“革命”视为终结资本主义统治的更为有效的方式，也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始终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变的新特征，恰恰在于其减少了对于外围地区进行硬性资本输出的依赖，而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上的支配、金融和信息以及话语权的垄断、国际游戏规则的操纵等软控制，维护资本的活力。这样，通过资本主义外围的政治独立以及随后经济独立的方式，已不可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根本动摇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战场已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发展，相应地，时代特征也就从战争与和平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挑战中，科学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开拓的。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生长点与创新源泉。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不断地总结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走自己的路。

　　二、 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由于30多年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矛盾“叠加”，我们今天在前进道路上必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容易因畏难而产生动摇、怀疑以致悲观情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据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理论，软硬兼备、以“制华软实力”的使用为主，长期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容易出现以西方标准和话语评价中国发展的偏向。所谓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停滞”，所谓“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等判断，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最为矛盾的一个认识和理论现象，莫过于不能理直气壮地把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功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我们许多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似乎没有理论上、政治上的“合法性”。在西方的话语尺度和语汇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国家操纵”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叫民主，而是专制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是繁荣文化，而是意识形态操纵，等等。这些偏见不仅支配着海外舆论，而且在国内也有不容忽视的回响。当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时候，就向世界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信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还要探索和推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根本规律的把握，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衡量道路选择、理论是非和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建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上，这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来说，如何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向全社会开放的同时，保持自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就是一个使许多国家共产党迈不过去的难题。如原苏东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当其为了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时，就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在改变其工人阶级性质，并最后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而当它们努力坚持自身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时，却也往往因窄化了自身的群众基础而被边缘化，从而丧失自身的活力。问题在于，虽然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但从以战争、革命为主题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的变化，表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虽然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变，但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却有所改变。看不到“发展”，难免封闭僵化；做不到“坚持”，则必然蜕化变质。也就是说，党的阶级性质不能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丢，但党的群众基础必须扩大，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引领党的自身建设。

　　造成人们非此即彼片面性的思想障碍在于：坚持阶级性的党必然不能向全社会开放，故而必然封闭孤立；坚持指导思想的党必然不能在思想上自由包容，故而难免僵化教条。实际上这并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可以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可以在向全体人民开放的同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可以在坚持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可以在广泛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党性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是，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两大贡献：一是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把握不是拘泥于其产业特征（如“机器大工业”一类）和职业身份（如“蓝领工人”一类），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以及阶级社会解体的内在根据）及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因而着重从历史的先进性上把握其阶级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一种新概括，同样，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发展”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回应，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它们都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大理论成果。二是在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推动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保持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坚持“思想建党”。一脉相承的是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要依据国情的变化、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地回答重大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理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地排斥各种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需要指出，封闭僵化的老路在这里不是对历史的评价（不是针对毛泽东那一代人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而是针对现实的选择，相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当时代主题已经转变，时代特征已经变化，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否定这一选择企图走回头路，就是封闭僵化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僵化的路也可以说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回头路”，其实质是思想落后于现实。邓小平指出：“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不容否认，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这种封闭不只是思想上的僵化封闭，也是客观环境的封闭，即资本主义世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社会主义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但帝国主义却往往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正如列宁在回答美国记者卡尔·维干德时指出：实行和平“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美国的（还有其他各国的）资本家奉行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社会主义中国是希望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但西方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搞掉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三、 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首先在于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这一共同信念从结构上看，就是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而从内涵上说，就是作为基本要求的“八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八个必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来。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坚持党的领导是内在一致的。毫无疑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民，党不仅不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没有存在的历史价值；但是，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是有机的历史主体，就不能摆脱少数剥削者的统治而成为真正的社会多数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是说，党不是利益主体，其全部价值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离开这点，党就会变质而被人民抛弃。而如果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就会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就不能成为自觉的利益主体，其当家做主就不能实现。因此，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具有内在一致性，把党摆在人民之上和把党排除在人民之外同样是错误的。用所谓的“还政于民”消解党的领导，值得警惕。

　　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增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样，改革的活力就在于它是能够满足“三个有利于”的有效方式和必由之路。从根本上说，以马克思主义的广阔眼界，不断发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广泛吸取世界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自己，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改革开放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的根本所在，也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的内在根据。可见，改革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就改革自身的活力而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其优越性难以体现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通过改革去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在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弊端集中爆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突出矛盾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时，改革的活力就主要来自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一视角看，我们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滞、没有动力枯竭，而且正在生气勃勃地深入开展，出现的新鲜经验和创造也层出不穷。可见，把改革的活力固定在学习资本主义上，甚至认为改革就是革社会主义的命，是作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于停滞这一误判的根本原因。

　　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决定了我国必然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历史上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之所以总是伴随着对外扩张、侵略，最终走上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就是为了减缓和转移国内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矛盾。“两极分化”导致国内市场日益萎缩，因而亟须不择手段地开拓海外市场；“两极分化”导致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因而亟须转移民众视线；“两极分化”导致资源匮乏，因而亟须掠夺海外资源。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和谐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2012年第22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