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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科学的经典 真理的旗帜——读《共产党宣言》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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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体现这一奠基作用的标志性著作。该著作问世160多年来,至今已译成200种语言出版,版本达几千个,可见其影响之大。但是读《宣言》,读什么?怎么读?至今见仁见智。列宁的下述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导: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1]以共产主义为真谛,以《宣言》的基本思想为依据,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可靠路径。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依据

 

《宣言》有七个序言,其中1883年恩格斯单独写的德文版序言,完整地概述了《宣言》的基本思想。他和马克思在1872年写的序言中也谈到这个基本思想。《宣言》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确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依据呢?那就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思想的概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即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地位,从而完整地构成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来,并结合实际进行科学阐发。

1《宣言》基本思想的精神实质

首先需要准确领会基本思想的精神实质:第一,关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必须指出,这一概括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过程理论。说它是社会结构,因为它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生产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该时代的政治的、精神的历史,就是上层建筑,这就是基本的社会结构。说它是社会过程,因为有“历史”两字,政治、精神的上层建筑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变化的过程,社会结构也是在相互作用中变化的过程。所以这一思想既是结构性的又是过程性的,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建筑学意义上的静态“房屋”说。正因为如此,这一概括才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基础的思想。

第二,“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概括从原著的叙述上看是关于上一思想原理的逻辑演绎,但把社会结构、社会动力和阶级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我们首先就要弄清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是不言而喻、合乎逻辑的。概括起来,他们认为:(1)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由特定的阶级来统治、来代表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社会形态依次命名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特定阶级代表则依次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2)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通过阶级斗争,都要经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是一场革命,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也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更是一场革命。每个社会的革命阶级都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体现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阶级及其进行的阶级斗争,社会形态是不可能变更的。(3)任何社会形态的内部调整和变革都和阶级斗争状况密切联系。邓小平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概括成两种:一种叫做解放生产力,一种叫做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的更替,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这个调整在阶级社会里直接地和社会的阶级组成、各阶级状况、各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为例。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拉萨尔的观点,是因为拉萨尔认为工人的工资是由人口数量自然决定的,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市场关系决定的。拉萨尔的观点是站不住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着失业大军,不存在劳动力绝对缺乏的局面,另一方面,等到市场上找不到劳动力的时候再去鼓励生育,还来得及吗?因此,“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3]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制度就是奴隶制度”,它决定了工人被残酷剥削的命运,但直接决定工人报酬波动的就是劳资关系、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及其可能对于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这一概括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主线思想。

第三,“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自己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必须指出,这一表述虽然是从需要的角度加以论断的,但其蕴涵着可能的前提,即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而且可能自己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消灭阶级,它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表达。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出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前提。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引领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的趋势和方向。无疑,这一概括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方向的思想。

从今天的情况看,除了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表面上争议不大,其他两条则存在着公开的分歧。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实践中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而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就必然是首先遭受否定和攻击的基本理论。一些人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今天我国的主要矛盾,推广到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偏离这一主线去“重写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当代价值,已经刻不容缓。

2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当代价值

从今天的情况看,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价值,是否能够作以下三点阐发:第一,从历史叙述看,它是我们分析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性话语。历史领域历来充斥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无数杂乱无章的事实、无数堆积如山的史料,只有寻找到其变化绵延的客观依据,历史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唯物史观开创了历史科学的航道,那么其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一航道上的航标灯。正如列宁指出的:“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4]由于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超越阶级社会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叙述必须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而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例外的情况来模糊以致根本否定这一叙事方式。 

第二,从当今现实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必须内外有别。就我国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当,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性;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的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将长期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在增加,蕴含着其冒险性和侵略性在积累和上升。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判断依然是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变动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从我国实际的运用上,必须着眼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不断巩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实际运用,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的国情出发,在慎提慎用“剥削阶级”以及“剥削”、“压迫”一类提法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阶级意识,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基础;二是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着眼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慎将社会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同时,在重大社会矛盾(例如防腐倡廉建设)的观察分析上,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三是从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轻言贫富差距过大或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为“两极分化”、“阶级分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防止两极分化、贯彻共同富裕方针,不断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生动范本

 

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仅在于其美好,而首先在于其科学。读《宣言》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就在于这一经典著作通过三大科学成果有力地支撑起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二是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三是对于共产党的科学定位。西方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消解,主要就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浪漫”论、对现代无产阶级分析的“神化”论和对共产党定位的“威权”论。

1驳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浪漫”论观点,自学树立共产主义的信念

写《非共产党宣言》的罗斯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宣言》的时候,只有英国一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其他国家还都是处在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就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的结论,显然其依据不是事实、不是科学,而是一种道德浪漫情绪。在他看来,马克思没有考虑到,任何经济起飞都要付出社会和经济成本,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都会出现社会贫富分化,就像一个马鞍形,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回落。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点,所以错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依据当时的一些贫富分化事实,更不是道德愤慨的情绪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本性。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批判分析资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邪恶”而是从“革命作用”上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把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这就是说,马克思把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所谓“迷误”上。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工具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促进了社会交往的世界化,通过城市化聚集、扩大了财富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取代封建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不可遏止的胜利,证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规律。而资本主义的被否定,不过是封建主义被否定的这一历史规律的再表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5]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所依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任何生产关系都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取代原来的生产关系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秩序,而马克思则把其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要被超越的阶段。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

其二,资本主义设定了自身的发展极限,表现为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原则,是内在否定原则,即自我否定。内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最终否定力量来自资本本身。《宣言》中有这样一个判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过追逐超额利润而获取最大值的剩余价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的自我扩张,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又恰恰就是资本自身。

一是资本设定了有限的市场容量。本来,资本的无限扩张需要无限的市场,借此资本才能保持活力。正如《宣言》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7]资本促使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需要其具有无限拓展的空间。它需要无限容量的市场、不断地扩大财源、不断开拓创新的源泉,以便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但另一方面,资本自己设定了市场的有限的容量。这个市场有限容量就是在剥夺无产阶级、剥夺广大人民过程中而造成的市场萎缩。当今就是实行所谓福利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仍然存在财富上的人口 99%1%的矛盾对立,所以大众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又何谈市场的无限容量?大众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没有满足这个需求的购买力,所以就不是有效需求,不是市场容量。今天西方有很多市场不正常现象,商品经常打折。圣诞节打折,商店门一开人们一哄而入都跑去抢便宜的商品。这说明什么?有需求,没有购买力。这是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了有限的市场容量,在不可能无限地扩大市场的同时也窒息了生产的发展空间。“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8]

二是资本设定了有限的创新主体。本来,资本无限发展的另一可能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获取超额利润。马克思揭示出利润是资本的活力,但资本是不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的,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超额利润。但利润有平均化的规律和趋势,而一旦达到平均利润的时候,资本就没有活力了,资本的活力在于获得超额利润。“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9]有趣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毁灭性创新基础上的经济,要不断地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技术创新才能得以发展,而当创新“均衡化”后,资本主义将走向毁灭。但资本主义要创新,就需要能够创新的人。而真正具有无限创新能力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面临的又一个危机就是人的片面化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限制。矛盾在于,资本主义一方面要了解人,要开发人性化的产品;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造成了人的单面化、异化。所以人的片面化是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界限。从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是不能长久引领创新的,因为它无力造就具有无限创造力和健康需求的人。

三是资本设定了有限的发展空间。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趋势需要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以此才能提供不断扩展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但是,资本由于其获利的本性,导致对自然和其他空间的开发带有掠夺和占有的性质,在造成生态危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身的发展空间。马克思在《宣言》中通过“消灭城乡差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自然和人相异化”指出,资本对自然界的基本态度是掠夺和占有,是纯功利地对待自然界,这注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开拓人类发展所必需的自然空间,导致了自然和人道的对立,造成了自然的破坏和人自身的贫乏。这是资本为自己设置的又一个界限。马克思从资本自己给自己设定了发展的历史界限,得出了资本自我否定的结论。资本不可能突破这个历史界限,因而必然要被取代。“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

其三,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暴露的典型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矛盾。首先是经济危机这一典型事实。自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每经过七八年,就爆发一次。马克思通过研究这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揭示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第二个典型事实是当时发生在英、法、德的三大工人反抗运动。马克思从中不仅看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而且发现了工人阶级逐渐联合及其阶级斗争日渐趋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即工人阶级这一历史规律。第三个典型事实是“雇佣劳动”这一基本事实。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在“自由买卖、自由交易”形式下的现代奴隶制,它使得“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1]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

现在我们党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是后共产主义现象。什么叫后共产主义?用这一用语发明者布热津斯基的话就是:“那些声称共产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政权(……)之本的共产党人,那些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这些就是后共产主义体系中的现象。”[13]这里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表面上讲共产主义,实际上不信的共产党人;另一种是公开否定共产主义、但可能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后共产主义现象使得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今天如果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不承认共产主义,或者仅仅口头上承认共产主义,那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实践共产主义。后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统一,从学风上倡导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格,其危害性极大。我们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后共产主义的心态。

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和学习上做到口心一致、言行一致,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邓小平关于共产主义有个很简单的解释,即“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14]这个解释虽然简单但非常准确,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以共产主义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共产主义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体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制度的思想体系。

2驳斥马克思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所谓“神化”论观点,自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有很多误解:一是把“一无所有”视为其根本特征,因而以“有恒产者有恒心”为由指认现代无产阶级只具破坏性、不可能担负“建设新世界”的使命,以致人们在使用“无产阶级”这一术语时往往有所顾忌。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通用的,现代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有着充分的历史和学理依据,有着明晰的理论界定。二是局限于目前某些工人群体的状况断言无产阶级不先进,从而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就是要突破主观性评价,即不仅不以其他阶级、阶层和个人的评价为依据,甚至也不以无产者当下的自我感受为依据,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来定位现代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中来客观地确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5]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分析首先是一个世界观、方法论问题,西方关于“神化无产阶级”论也因此而起。

最为极端和普遍的攻击是将马克思的分析归结为“上帝的选民”说及“犹太幻想”:“马克思的历史的必然性作为全能的上帝来代替耶和华,以近代西方世界内部的无产阶级来代替犹太人。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弥赛亚的王国。”[16]然而这些判断似乎忘记了,宗教是不需要论证的,而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恰恰是科学论证。马克思精辟地指认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为“雇佣劳动”,受制于这种劳动的工人不能不成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机器及产品的附属物,不能不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17]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代奴隶制”披着“自由、公平”的外衣,让实际上处于奴隶状态的人们浑然不觉。“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18]把一种历史地产生的剥削关系转化为“永恒的自然关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破坏必然以强积压的方式猛烈地爆发,造成空前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决定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必定建立在对于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上。

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还在于科学论证了关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上。在西方意识形态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推理:如果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处在“物化”状态中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产生“当家作主”的统治意识和实践;如果坚持无产阶级能够产生自觉的阶级意识就必须承认这其中的思辨性和神秘性。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及其造成的阶级对立究竟是马克思的主观臆造还是资本在自身的增殖、积累和集中过程中必然形成的?马克思一再强调工人阶级不同于其他劳动阶级之处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了教育和文化手段,与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究竟是不是事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大区别在于,资产者由于垄断生产资料而形成了狭隘的既得利益,而无产者由于完全丧失了与生产资料的直接联系而在根本利益上与社会化大生产保持一致,这又是不是事实?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起码就要承认工人阶级具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条件,加上形成以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这一主观条件,它就能够从自在阶级成为具有自觉阶级意识的自为阶级。

3驳斥马克思对于共产党的所谓“威权”论观点,自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宣言》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充分理论依据,这是其遭受对手诟病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我们需重点加以研读的问题。该著作对于共产党的论述突出地强调了三点:第一,共产党的阶级性及其道义性。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的历史追求为追求,以工人阶级所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自己奋斗的利益。而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之所以代表绝大多数人,就在于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总是大多数人受奴役的社会,因而“消灭阶级”这一工人阶级的要求就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由此可以断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强调共产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十分重要。如果共产党有了其自身的利益,就不但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而且必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并与之对立;如果工人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不一致,那么向全社会开放的执政党就必须放弃自己的阶级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共产党都要改旗易帜,搞多党制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可见,共产党的道义性来自其阶级性,从根本上说,越是工人阶级的就越是人民大众的。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不能动摇。

第二,共产党的理论优势及其先进性。在阶级社会,不仅存在着严重对抗的阶级利益,而且被压迫阶级本身的利益也是分化的。马克思发现,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始终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成为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前列,推动运动前进,就因为“它了解运动的进程、条件和结果。”就是说,实践中的先进性来源于思想理论上的科学性、先进性。这也就构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第一原则,即坚持思想建党,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从现实针对性来看,党在今天所面临的四大危险,根子都在于思想理论上。一些人精神懈怠,理想信念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信心,根子在理论不彻底、不成熟;在实践中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思进取,甚至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人民,首先是思想的僵化、腐化;在行动上不顾大局、各行其是,甚至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盖源于思想上的离心离德。无数事实表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党,才能成为进步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领导权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本保证。

第三,共产党的阶级性及其统一性。共产党只能有一个,不能有多个,根本原因是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不仅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一个,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统一的。无产阶级不仅代表了民族的统一,还代表了走向未来的全人类的统一,这就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宣言》关于“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只能从这一角度解读,而不能视为工人阶级不能同时是民族的。归根到底,共产党只能有一个,不能搞多个,不能分裂工人阶级,也不能分裂共产党。虽然从今天的情况看,工人阶级的民族性还是明显的,但阶级性不但和人民性、而且和民族性还是可以统一的。从历史发展长远趋势看,工人阶级的国际性、世界性会日益显现,共产主义这一“国际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和力量源泉就在于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另一是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不仅没有妨碍、而且支撑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反过来,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仅没有阻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向共产主义方向坚实地迈进。

 

三、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红色经典

 

《宣言》中有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彻底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述,是我们理解该著作基本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再加上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面讲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未来的完整判断,成为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支点。

今天,往往有人用两个“决不会”去否定两个“必然”和两个“彻底决裂”,并借以否定十月革命及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鼓吹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否定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因此,我们必须对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彻底决裂”三者间的关系有一个透彻的理论把握。我认为,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说,从战略上、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当今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确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战略分析,表明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大潮流、大趋势。两个“决不会”是一个战术思想,就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资本主义不但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而且在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不会立即丧失。社会主义还需要走艰难的道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指望速战速决,要有应对困难的充分准备,这是必须遵循的战术原则。

但是,需要指出,战略管全局、大势、本质和结局,因而是我们信念的依据;而战术管局部、现状、细节和过程,因而是我们行动的依据。战略和战术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务虚”和“务实”的关系。务虚不是空谈,而是看清大形势、理清大思路、把握大方向、奠定大依据,达到提高信心的目的,因而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重大的战略转折关口,总要进行理论务虚,充分证明了其重要性。与之相对的务实,并非求真务实的大务实,而是具体组织实施的行动方案,因而必须充分依据当下的主客观条件,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的艰难险阻,必须善于处理发展和收缩、坚持和妥协、优势和劣势的关系,以达到不断有所改善、有所突破、有所进展的目的,争取现有条件下的最好结果。

两者不能错位。如同毛泽东所讲,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信心,借以确立我们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重视对手,要看到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有较大的调节空间,在今天和今后的一个时期还具有优势地位,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把战略变成了战术,就可能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而如果将战术变成战略,则可能犯迷失方向、悲观失望的错误。用“两个决不会”去否定“两个必然”,就是犯了用战术思想取代战略思想的错误。

关于两个“彻底决裂”的思想,我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掌握和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理论依据,因而是关于领导权的思想。任何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另一是掌握社会的精神生产,即思想领导权。为什么?根据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它依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通过保护和发展相应的经济基础发挥自身的服务功能,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力是脆弱的。根据二,精神生产服从服务于物质生产,因此,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同时,也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

这样,一般说来,要推翻一个政权,建立新的阶级统治,除了必须瓦解旧经济基础、建立新经济基础,还必须破除旧观念、形成新思想。特殊地说,共产主义革命由于其社会变革的空前深刻,在所有制和思想观念上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就在所必然。领导这一变革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两个“彻底决裂”的过程中才能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就今天而言,我们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保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领导权和领导作用。因此,贯彻两个“彻底决裂”就是要思考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实现领导作用的问题,在今天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总之,“两个必然”侧重战略,“两个决不会”侧重于战术,上述两条都是着眼于党所领导的事业,而“两个决裂”侧重于党的作用,着眼于党自身的建设。在推进党所领导的事业中同时推进党自身的伟大建设工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以上三条创造性的当代解读。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王伟光:《社会矛盾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年。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5]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6]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7]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编辑:汪世锦)

 

 


[1]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5-4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2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3]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8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16]  汤因比:《历史研究》,转引自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6年,第101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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