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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剧变2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上读到了程恩富和丁军发表的《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下文统称《程丁文》）一文。笔者愿就苏联剧变原因问题同《程丁文》进行一些商榷和探讨。

　　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程丁文》认为，苏联剧变存在“三大主要原因”：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与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我们注意到，《程丁文》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把传统体制模式因素提到了一定地位，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重视。具体说就是，从思想、组织、政治三方面着眼，就一定侧面来考察传统体制因素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作用与影响，这的确抓住了一些重要之点。对此，是应该给予关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现实是过往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又是现实所由来的根据。《程丁文》所谓苏联剧变“三大主要原因”中，每一原因中的“现实因素”，其实都扎根于历史传统体制之中，也是由这种体制模式所产生并导致的结果。就以“组织原因”为例，苏共“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是由高度集权的全面任命制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造成的；并且一如《程丁文》所说，任用的重要标准是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这种用人标准和传统，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就已形成；在这种人事组织制度下，以是否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提拔干部，是十分困难的。

　　再如苏共领导集团的状况，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现实状况，乃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些历史的积淀，远者可追溯到历次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大清洗”及其后果，近者可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人政治”及其政治生态。

　　在列宁带出来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起初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没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就是因为没有组织制度的民主机制保障，一切由最高领导者个人说了算，实行独断任命。稍有与其意见相左者，就被打下去；只有百依百顺，逢迎拍马者，才能平步青云，但这些人往往又是庸碌之辈。看看斯大林留下的班子中，这样的人占了多少！所以，苏共领导集团中后来出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接班，上世纪80年代中又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戈尔巴乔夫实际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的直接产物，由他出任总书记是由于在三年间连续三任总书记因老迈死于任上，只有戈氏一人年轻，是无法选择的一种选择。由此可见，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这既是传统组织体制机制造成的，也是由传统政治体制和非正常政治生态原因所带来的。

　　至于苏联形成的“长期思想混乱”，远比由所谓 “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有更深的渊源。苏联“思想混乱”的实质，是长期形成的信仰危机。苏共把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双双神化：斯大林是神明，是“天才”，而他建立的社会主义更是人间的“最高理想”和“天堂”。但二战后期苏联数百万军民追击德寇，打出国门，在欧洲与盟军和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看到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准，这使过去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使人们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产生深深的信仰危机。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眼前的极度贫困和痛苦，来换取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

　　对于苏联军民打出国门所受的影响，战争中的见闻和感悟，斯大林不是通过细致创新的思想工作和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解决，而是在战后初期，以反对所谓对西欧资产阶级“卑躬屈节”，反对所谓“世界主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镇压运动，在各个领域对知识分子、对军人、对青年展开批判斗争和政治镇压。镇压只能封人口舌，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所以，战争后期几百万军民在国外的观感和影响，以及战后初期（1946—1952）的镇压，影响是长远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些重要民主派人物（如雅科夫列夫）和持不同政见者（如作家索尔仁尼琴），都是参加过二战的军人，是在战争中和战后成长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混乱”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望，根子扎得很深，并不完全是所谓“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这些表象引起的。赫鲁晓夫仅仅停留在从个人性格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没有着眼于从体制方面去清算个人崇拜，所以他的改革不深入、不系统，显得凌乱无章，就与此息息相关。没有真正触动体制，导致清算不到位，因此，谈不到“过度否定”的问题。

　　人们的信仰危机之所以产生，首先是苏联官方许诺太多，把斯大林个人及其社会主义吹嘘得太美好、太富魅力，而现实社会却是另一个样子，这造成嘴皮子上说的与实际落差太大；而苏联现实社会问题又长期得不到改善，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也不足以应对这种情况，这就造成长期的思想混乱。

　　如果我们能勇敢地面对历史，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那就会清楚地看到，“现实因素”是历史造成的，苏联现实的种种弊端大多是传统体制弊端的遗留和结果。因此，与其把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分为“三大主要原因”，倒不如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深层次”主要原因更合适、更准确，这个深层次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的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如果把《程丁文》所说的造成苏联剧变的思想、组织、政治“三大主要原因”综合起来，“捉住”其主要原因，那么，这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传统的体制模式，因为恰是传统体制模式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学术评论应该准确概括论题和观点

　　我们认为，对学术综述和评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动态，从实际情况出发，准确地把握学术论题，如实概括学界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品评和论析。否则，如果对目标、靶子概括得有失准确，出现论题认定上的偏误，学术评述就有可能变成无的放矢。这种情况，恰似费了一番思索，运筹了一通火力，本想向目标处开一重炮，结果却是向空中无靶子处开了火，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在这类有关问题上，我们感到需要与《程丁文》进行如下商榷。

　　1.对“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和“民族宗教失策论”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概括得似乎并不准确。就我们所知，苏联剧变解体20年来，在有关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学术史上，曾有过“外因论”，即认为和平演变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是在苏联剧变刚刚发生之后，在我国学术界曾出现过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一个研究阶段，但马上让位于“内因为主、众多因素论”的研究阶段。从1996年开始，我国苏联学界遵照中央指示，开始探寻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期间，最初曾有很短时间主张“经济主要原因论”，但不久就进入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论阶段。自新世纪头十年中期起，戈尔巴乔夫“背叛主因论”开始抬头、兴起。至今，在学术界基本以上述两大观点为分野，形成两大学派。从这一学术史的概况可以看出，在我国学术界从未出现过上述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将这些因素视为局部性原因，认为它们与其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对苏联剧变发生了作用，这种观点倒是确实存在的，但单独把其中之一视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恕笔者孤陋寡闻，的确没有与闻过。鉴于此，笔者对涉及上述四个问题的研究用 “主要原因论”加以概括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学术界的研究实际，是表示怀疑的。

　　2.在资料的使用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突出的例子，是把巴乔夫在土耳其 “安卡拉美国大学”的讲话作为可靠资料使用，其实有失恰当。早在十年前，这个讲话就已经被我驻土使馆和记者多方调查，查无实证：一是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安卡拉美国大学”这一教育机构；二是所指讲话的年份1999年，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有到过土耳其访问。所以，这个讲话属伪造，属子虚乌有，是十分肯定的。这在2001年学术界就已经搞清楚了。鉴于此，关于戈尔巴乔夫是属于思想发展演变问题——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改革，还是属于“叛变”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当然，戈尔巴乔夫错误方向的改革，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戈尔巴乔夫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内改革走向体制外改革的过程，而且他转向体制外改革是在改革受阻的1990年之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思想发展变化的问题。

　　3.搞历史研究要用可靠的史料说话，凭“逻辑”和“经验”进行推演，往往是靠不住的。文中对“断定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说法，深表怀疑，并就此接着说道，“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检验和推敲”。在苏联史学界人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列宁就这个问题批评斯大林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这就是说，俄罗斯化了的非俄罗斯人，在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上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斯大林1922年就苏联成立一事，在处理高加索问题时，主张把高加索各民族共和国机关统一到俄罗斯联邦机关之下，也就是令其接受俄罗斯联邦的领导，用集中制取代联邦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列宁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批评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时说这番话的。关于斯大林，列宁还进一步批评说：“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列宁在这里批评的三个人中，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都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他们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还“过火”，这是列宁指出的明明白白的史实。所以，仅用一般“经验和逻辑”推演，在史学上是不牢靠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继续发展，到二战前后，乃至把11个少数民族、达上百万人从原居住地驱赶到边远或严寒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应该给予正视，而不能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埋下了民族问题的根子，只不过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借机爆发出来而已。研究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把明明白白由斯大林时期造成的问题移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对历史的颠倒。文中类似论法，不只一处，这是应当避免的。当然，民族因素只是苏联剧变的诸多因素之一，单单此一因素并不足以引发苏联剧变，此论我们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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