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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巅峰巨著，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马克思坚决拒绝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赋予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武器。《资本论》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把共产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预示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资本论》刚刚问世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指责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系统梳理《资本论》给未来社会开出了怎样的“调味单”。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人的发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3][4][5][6]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7]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9]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0]也就是说，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才能产生。于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1]当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表现为物，这些物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进入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资本由于消费劳动力而使自身增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表面上是物，但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从一开始就生产着这种对抗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运动是无休止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要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13]可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样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14]

　　(二)资本主义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及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转化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其必然的走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这种文明作用既始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会终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出各种有利的因素。[15]随着剩余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剩余劳动的积累就越成为资本家手中的权力。资本家则以资本来量化权力，以公司或国家的形式，共同支配整个社会、控制社会生产。随着资本权力的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分离越是增长，资本越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秩序、统治整个社会。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成为创造和积累它自身矛盾的手段。“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利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16]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得不相适应时，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成为“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由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堆砌而成的资本的社会权力，并将这种社会权力由劳动者共同拥有和支配。生产条件不再由部分私人所有，而是全社会共同所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再为私人资本积累，而是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作为历史关系的资产阶级对抗性生产关系将必然导致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三)代替自由竞争的垄断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了准备

　　资本主义内在竞争规律使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种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引起的垄断，最初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进而将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准备。马克思在1860年代就看到了这种曙光。“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7]“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技术方面，土地被日益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有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9]事实正是如此，从19世纪20年代自由竞争的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5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一直到90年代末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导致苏联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表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被炸毁、私有制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已被剥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部分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至于苏东欧国家剧变，那只是社会主义波浪式发展的一种曲折性。

　　(四)资本主义是直接处于实行自觉改造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一开始就与劳动条件相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0]“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2]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与前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目标的过渡社会形态。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以个人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4]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5]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2007年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说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资本主义不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竭力维护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社会。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其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在曲折和反复中最终成功。

　　二、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一)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会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其中，每个国家和地区不一定都会经历完整和充分发展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整个人类社会时间最长的必经社会，剥削社会只是短暂的历史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的一个过渡形态。因而马克思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27]

　　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五种形态呢?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事实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错误?当然不是。其一，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某个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跳跃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预言，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俄国农村公社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9]在“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第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扬弃同时代别的国家或民族制度的优缺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跨越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反，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长期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宗主国、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处一个时代的同时，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抛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如生产的盲目性、两极化、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机，企图走私有化或民营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观和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共产主义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

　　从近现代私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看，它不顾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底线，无疑是残酷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然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0]

　　1.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31]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靠牺牲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时间，而使自己成为不劳动的阶级。“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2]“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33]同样“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34]但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方式会遭到工人的反对。于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工人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增多，工作日之外的自我发展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劳动者可以利用工作日之外的时间发展多种技能，从而逐步摆脱“局部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同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当社会财富扩大到一定程度，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就到来了。

　　2.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必须以工厂(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最初主要采取个人出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工厂和股份制企业产生了。

　　合作工厂是工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和被雇佣地位，由劳动者出资、自愿结合劳动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资本主义的合作工厂，“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殖”。[35]但是，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它把资本的联合与劳动的联合结合起来，节约了监督劳动的费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这种形式。”“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36]因此，马克思把合作工厂称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积极扬弃”，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合作工厂同资本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37]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作企业有着较广泛的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主体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作制依然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充分利用供销合作联合社、联社加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工厂以及农业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利用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等途径发展了一批合作工厂，后来在企业改革中，把原来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提高了企业活力。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贵州塘约合作模式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模式，也应大有作为。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8]股份制的出现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股份制使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私有者的企业转变成社会的企业，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社会集资)的形式，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增殖的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更大规模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企业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消极扬弃。然而，股份制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着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3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强公私资本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绝不可以妄断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控股权决定的。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确保公有资本的控制权，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40]

　　3.信用和银行制度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有力杠杆。“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41]资本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会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首先，“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生产者。”[42]其次，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缩短了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加速了消费，调节了生产资本的分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43]信用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联合，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而且为社会主义生产准备了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44]合作工厂、股份公司以及银行制度所造成的公共分配的形式，尽管它们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私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要当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45]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会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础上，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因而信用还大有作为。但必须注意到，信用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愈来愈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6]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信用制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持信用工具适度创新的原则，限制信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预防脱实向虚、信用欺诈和金融危机等。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共产主义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因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建立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条件。只有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证。那时，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高，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47]同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8]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自觉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49]“他(指资本家——作者注)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50]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广泛利用，从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到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历的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提高到资本主义的外壳所不能包容的程度，就必须通过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来解决。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公有制，否则就要通过美元霸权和贸易战等不良政策来维持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欧盟便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区域紧密合作。

　　(三)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要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通过革命来实现

　　虽然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了实现公有制的基础，但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然，一般说来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发生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

　　马克思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指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而且为自身的灭亡准备好了掘墓人——无产阶级。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为了自身利益培养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却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产业工人，就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观力量。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最进步、最有远见和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利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51]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自发性和平稳过渡，纯属幻想。纵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胜利。这一革命形式或手段包括直接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议会斗争和街头政治等一切灵活有效行为。当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早已成熟，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这一主观条件。

　　四、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及生产目的

　　(一)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共同所有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2]《资本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的必然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两种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资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小生产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小生产者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者。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资本积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改变。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次，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指导功能，表现为大规模地将邮政、电报和铁路等部分收归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危机依然不可避免，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甚至激化。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

　　虽然国家所有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表明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线索：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将是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53]这个在否定的否定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实现的。

　　通过对剥夺者的合理剥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既然生产资料成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产品自然也成为共同的产品。“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54]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才能消失，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物化性质、资本对人的统治才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才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才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人才能彻底得到解放。

　　(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工人，使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生产资料一样都是资本家的生产条件。不仅如此，工人作为主观的生产条件，与生产资料这个客观条件相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极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为资本雇佣劳动辩护。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么，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55]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是革命性进步，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强化了工场手工业的旧式分工，使雇佣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雇佣工人对资本的隶属从形式上转化为实际上的隶属。所以，机器的使用从资本家主观角度来看，它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条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作为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节省社会劳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提高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当机器的价值小于所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时，资本家才会使用机器。“只有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而不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56]“工人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是说生产条件属于社会化的工人，工人作为社会化的工人进行生产，并把他们自己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57]如果生产过程可能会对工人的身体造成危害或劳动强度太大，即使采用机器比使用人更贵，也要采用机器，即消除了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限制。

　　其次，劳动力同样作为资本家生产的条件，被资本家占有和使用，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取得了与普通商品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他们的劳动不属于自己，属于资本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不再是被雇佣，不再作为资本家的客体，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是自己的主人，“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58]只有当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劳动才能成为第一需要。这时，资本家强加的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异化，劳动与劳动成果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相异化，产生人对物的依赖，人们奴隶般地服从于旧的分工，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固定且强迫的分工”——旧的分工，才能建立起“自愿而全面发展的分工”——新的分工。马克思要消灭的分工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私有制属性和阶级对抗性;消灭的并不是生产力维度的“分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劳动条件不属于资本家，如果劳动条件作为客观条件不消费劳动者，分工就会消失。显然，这是把生产力维度的分工与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混为一谈，目的是为私有制及其剥削辩护。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生产和交换

　　(一)没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是直接明了的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就其占支配地位的劳动交换方式而言，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生产者个人、家庭或生产单位的需要，劳动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不具有社会化特征，因而不存在劳动的交换。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劳动，都是给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劳动交换是通过商品交换或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而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采取商品形式，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而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的。劳动交换方式的更替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自然经济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产品经济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商品经济处于由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的中间阶段，是生产力既有一定发展、又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准备条件的阶段。

　　商品经济的神秘性以各种形式的拜物教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存在矛盾。《资本论》第一篇对商品和商品经济的一般分析表明，生产商品的劳动首先表现为私人劳动，私人劳动生产“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私人生产者之间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把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商品交换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商品交换表面上是交换商品，其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的交换，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却被物的关系所掩盖，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成为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成为价值的代表，成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成为“物的神经”和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于是出现了货币拜物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自行增殖”的魔力产生了资本拜物教，并衍生出利息拜物教、地租拜物教。各种形式的拜物教，都是以物的外在形式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根源于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和商品生产的私人性质，具有客观属性和主观表现的双重性质，体现的生产关系复杂且会颠倒地表现出来。

　　要消灭社会物质关系的神秘性或拜物教性质，消灭物对人的控制，就必须消灭商品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货币、资本关系，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代之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从而使生产关系简单明了。“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9]“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60]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市场，不需要采取商品、货币形式，“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61]“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那时，各种拜物教及观念将成为历史，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可以看出，马克思立足对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的分析，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这个手术刀，科学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正确阐释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在发生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从而为那个尚未充分实现的、以潜在形成存在于旧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产”。[62]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或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虽然生产社会使用价值，但其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而共产主义消耗劳动的生产目的不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生产使用价值，生产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63]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劳动产品商品性质的消失，价值概念也就消失了。于是，“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64]货币消失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代之以“劳动券”这种纸的凭证，作为衡量劳动量多少的依据，作为劳动者与他人进行劳动交换、获取消费资料的依据，即成为按劳取酬的表现形式和途径，这比市场化按资分配和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要简单明了得多。

　　(二)共产主义通过有计划地控制生产过剩，来满足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

　　当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以后，买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卖了不立即买或买了不立即卖，就会造成买卖的不平衡或供求失衡。这种不平衡在小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会给经济带来经济危机似的剧烈震荡，而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货币的“独特作用”潜藏着给经济带来剧烈震荡的可能性。货币使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变成一种单方面的交易，即“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65]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却往往使买和卖不能抵消。“就象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在固定资产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66]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很小，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则必然减少。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本补偿中的不平衡性，需要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即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产补偿所需要的生产过剩的调节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同的。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67]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6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优越性，加强国家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种调控，通过建立再生产的风险调节基金，解决固定资产补偿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再生产的不平衡问题。[69]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过，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后，应防止西方国家危机的影响和转嫁，预防各种风险和危机。

　　六、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计划和比例

　　(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经典表述是马克思在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来的：“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70]其实，《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始终贯穿着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描述。[71]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和消费的有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盲目性，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以经济波动并最终以危机的方式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资本主义无法自觉地遵从按比例发展规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72]这种盲目地受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实现的经济活动的比例关系，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73]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和消费“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74]这种生产规模和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是通过“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75]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被奉为“一只看不见万能的手”，并被庸俗经济学奉为原教旨。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和萨伊为“万能的手”的辩护时说，他们假定“(1)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2)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像资本直接由社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业。”恰恰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76]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和控制并按比例进行，从而不会发生全社会生产过剩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资本家集团为了利润的需要而进行的局部、短期控制。如，当原料价格昂贵而直接影响资本家利润率时，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资本家的这些刺激目的一旦达到，他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这种控制其实是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短期价格协定”，目的是使资本家的利润不受损，不可能圆满地实现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77]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规律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依靠市场的盲目调节，无法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调节，才能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结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来实现按比例发展。[78]当今，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粉饰，并断言市场制度并不是一个混乱和无政府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天然地是一架精巧的机构，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显然，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限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消减计划和政府的调控作用。

　　(二)生产的计划调节和簿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

　　不管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还是未来的产品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标准是一样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单位商品加入的劳动量较少为标志。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79]共产主义社会，价值作为历史范畴已经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量，依然作为计划调节的内容，也就是说价值依然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意义上存在。未来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与生产的计划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80]簿记作为计划执行的手段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及观念总结，对公有生产比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更为必要。“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81]

　　(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2]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83]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导致资本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引起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掠夺所引起的资本同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较快地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84]那时，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二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日趋恶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能够较快实现全球的绿色革命吗?无疑，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自然才能达到最大的统一。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马克思的分析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大国家调节或计划调节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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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段学慧，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