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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不足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面对我国消费率长期低下、经济失衡严重的现实状况，亟急探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理论和对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全国第十六届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关于消费经济理论，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关注和研究，先后撰写和出版了《消费理论古今谈》、《消费者手册》（主要阐述消费行为、消费心理等问题）等论著。近年在初级、中级和高级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中，也给予消费问题较多的篇幅，引进了著名学者尹世杰教授强调的消费力和消费关系等理论。应当说，消费问题不仅关系到生产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对内对外转变成功与否。消费既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也决定着我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地平稳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矛盾都与消费领域的问题有关，或者说都直接地反映在消费领域中。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就简析一下消费率和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

　　一、对我国消费率低下现状的判断

　　我们知道，过去5年以来，中央政府已认识到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外贸来拉动是不行的，因而一再强调要靠消费来拉动。但是实际效果怎样呢？我认为，落实得并不理想。我们来看消费率的变动趋势。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是62.1%，到2008年降为48.4%，31年累计下降了13.5%，2010年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持续地下降。尽管个别时间有所变化，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我们经常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快速增长。这样的报道固然可以部分反映我国消费总规模的扩大，但也容易使社会公众产生误解。首先，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等于消费的增长，两者是有区别的。其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并不等于居民消费的增长。实际上，除了居民消费之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不仅包括消费品生产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购买，还包括城乡居民建筑用的建筑材料，而后两个部分并不包括在居民消费之中，就是说，这两个指标同样是有区别的。

　　如果进行客观和科学的对比，可以说，我国消费率要低于世界水平，并且还呈下降趋势。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介于70%－86%之间，且一直处于高位稳定或略有提高的趋势。与发达国家比，我国要低20多个百分点，已处在低于50%的危险水平。如果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我国消费率平均水平也低得多。印度消费率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年份一直稳定在70%左右。《世界发展报告》（2002-2009）公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1980年为72%，2007年为83%。而中等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1980年为76%，2007年为75%，中间虽小有波动，但基本保持了稳定。与发展程度相当的韩国比（韩国战后也是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韩国的最终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低于61.7%之后逐渐回升，近二十年来一直维持在65%－70%的水平。我国的消费率变化如下：1978年为62.1%，1990年为62.5%，1995年为58.1%，2000年为62.3%，2005年为52.9%，2009年为48.2%，2010年为47.4%。这样来看，我们的消费率确实比较低。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整个社会的消费率处于下降趋势，但这种下降主要反映在居民消费的萎缩上。可以说，最终消费率过低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过低所导致，实质上反映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在居民消费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占全国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村人口，消费只占了全国总消费的1/3。统计资料表明，2001－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9%，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4%。本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就不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恶化，更抑制了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

　　二、我国消费不足的消极影响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来看，消费不足对经济长期持续和平稳增长都是不利的。我国目前消费率低下的负面后果很多，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消费率下降导致总需求长期失衡。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保持合理比例，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消费率下降和消费不足，必然会打破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平衡，首先就是打破国内总需求的平衡。一方面，在国内总需求中，最终消费的增长大大地滞后于资本形成的增长，实质上会导致资本形成贡献率高于最终消费贡献率，并使得固定资本形成上升为国内需求的首要因素。相应地，居民消费退居需求的第二位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国内消费不足，也迫使国内生产的外向性程度增强，直接导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增长快于国内总需求的增长。这意味着国内总供求已由过去的基本均衡转向失衡，使我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增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内存货增加率的上升态势观察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净出口来平衡国内供大于求的差额，这种存货增加率还会大大提高。特别是一旦国际经济不景气，外部需求严重下降，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国内总供求的失衡。

　　二是消费不足导致国内产能大量过剩。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中钢协”的统计，2011年末我国粗钢产能已达9亿吨左右，但上一年我国的粗钢产量仅为6.83亿吨，且国内钢铁产能还在进一步扩张，产能过剩程度是惊人的。在目前国内高储蓄、高投资的局面下，消费长期不足使国内多数行业的产能形成了过剩。产能过剩的结果，一方面是形成大量的无效投资，导致重复建设严重，从整体上降低了投资效率，使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和难以持续，并成为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制约了我国国际分工层次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投资主导增长方式下的产能过剩，使我国的产业集中度低、同质化产品竞争加剧，并引发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客观地看，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稳定了经济增长，却使原先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现象进一步加剧，不仅从微观层面，更从宏观层面对我国的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从微观上说，产能过剩已经使得国内一些企业的库存增多，产销率下降，很多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浪费严重。其必然后果是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亏损增加，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企业已经面临持续经营的困境，便是证明。从宏观上说，产能过剩会直接影响到物价总体水平的稳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从而可能成为通货紧缩和金融风险增大的诱因，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此外，产能过剩还使得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影响国内就业和社会稳定。

　　总之，对消费不足的负面作用，我们要客观地评估并加以应对。

　　三、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消费率低下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特别是主要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真正采取有效措施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我认为，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高储蓄、高投资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共同特征，但在我国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并不否认在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可以高一点，但我国目前实在是太高了。据有关资料，近年来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即使和亚洲国家GDP的加权平均值相比，也高出了15个百分点。已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特点之一，是都容易产生“高储蓄—高投资—经济增长”这一循环，除非真正落实民生取向的科学发展观。

　　此外，由于我国投融资体制的缺陷和创新不足导致的产业升级步伐缓慢，也导致了银行的存贷差过大，形成资金大量闲置。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银行资金的大量过剩约从1996年就已开始，而后逐年增加，“双顺差”实际上形成了外资利用中资的局面。在片面强调招商引资的政策环境下，外资进入中国后容易产生“挤出效应”而非“溢出效应”，即产生“鲨鱼效应”而非“鲶鱼效应”，其排挤中资的结果是进一步压低中国的劳动力实际成本，进而降低国内的投资效率并迫使我国为维持高增长强化对投资的依赖。在相当程度上，目前我国实际上不是中资利用外资，而是外资在大幅度地利用中资。因此，在诸多维持高储蓄率因素的作用下，国内居民用于消费的支出被过度压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个原因是分配问题。财富和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消费不足与财富和收入水平低下是直接相关的。但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在整体上分配的蛋糕不够大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社会财富总量的扩大是史无前例的。核心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大众的劳动者的财富和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初次分配中工资部分增长缓慢。据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达35.3%，但职工工资增长只有14.1%。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数据，2008年，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要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50%，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国现在上涨工资的空间还很大，如果不能大幅提高劳动者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就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谈到分配问题时还必须特别指出，我国目前的分配失衡并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更需要考虑到资产和财富因素。西方学者喜欢把经济公平这一大问题缩小到收入的分配，并单纯和片面地用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家庭五等分法来衡量，似乎贫富差距就是收入差距的这两个指标。当前国内某些舆论讲分配不公，只针对国有垄断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差距，却不针对私营企业和打工仔的差距，更看不到国企资产为国有和为国民共享的主要现实，其观点应当说不值一驳。显然，将分配问题只局限于收入分配是不够的，那样容易陷入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谬论的窠臼。

　　因此，我的看法是，家庭资产的贫富分化，导致家庭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再导致消费水平的贫富分化。而家庭资产本质上就是产权关系，家庭资产的贫富分化根源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分发展，包括它的发展速度以及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持续提高。由于这一原因，我国目前占总数10%的豪门家庭获取了全国57%的社会总收入，20%的家庭持有全国80%的银行储蓄。有些学者提出，要大幅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促进分配公平，这一论点显然忽视了财产占有上的社会分化，因为除了极少数人通过非公经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能够较快暴富以外，大多数居民是不可能较多和较快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也做不到。与私营企业主相比，普通劳动者能用多少渠道增加财产收入？另外，我国目前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并非没有问题。最新资料表明，近几年85%的股民投资是亏损的，亏损额大体占40%，这也严重地扼制了居民的消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指出，消费不足表面看是购买力低下，但根源在于所有制和产权安排不合理。从我国的现实看，购买力低下形成的消费不足，在现象层面与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密切相关，但在根源上还是由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由于劳动者和资产者在生产条件的占有上的不平等，导致劳动和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上天然地处于不对称的地位。近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卫兴华等我国许多老、中、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阐明了这一关联理论。“消费取决于分配，分配取决于产权”，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凡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都会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上限于表面现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尽管我国近年来开始强调在初次分配领域注重公平，2010年以来各地普遍提高了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农惠农上采取了一些举措，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使分配的“天平”向普通劳动者倾斜。我国的居民部门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然在不断下降，企业中的资本分配所得比重不断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却下降，甚至比我们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劳动者的占比还要低。

　　第三个原因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严格地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是前述两个原因的现象和结果。它一方面和高储蓄现象相关，另一方面也根源于收入失衡。从前者来看，我国高储蓄的背后还有深刻的体制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很快，但在急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相应的保障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主要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这些领域原来都是由政府包下来的，而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导致其大部分由民众自己承担，需要个人来掏越来越多的钱，致使居民被迫维持高储蓄。在这种被动储蓄下，社会中下层的人只能节减开支和压缩消费，因此，任何刺激消费的政策都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从后者来看，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富人，只能加剧其对财富增值的追求，使我国高投资走势积重难返。而且，由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分化，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还呈现出了两个极端走势：一方面是富人对奢侈品和投资品的过度热捧，另一方面却是大量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低下，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品滞销。目前，我国对奢侈品的使用，在全球已是名列前茅，《光明日报》在2011 年6 月24 日的国际新闻版曾经刊发《“第一奢侈品大国”桂冠很沉重》的报道对此给予揭露。而投资品方面，房地产领域的泡沫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顽疾，甚至一些农产品也成为投资者热炒的对象，从而给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普通居民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

　　第四个原因是政府消费比例过高。一般情况下，最终消费率高低要受到经济总量和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限制，而在社会消费结构中政府消费如果过大，居民消费就会受到抑制。不幸的是，我国不仅从总体上看消费率在降低，从社会消费结构上看在居民消费下降的同时，政府消费却是大幅上升。国内有论著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还稳定在21%-23%，2000—2010年则达到26%-27%，目前已超过28%。政府在日常行政费用、楼堂馆所建设和“三公”等方面的支出均比较大，特别是政府及其所属单位频频召开高成本的国际论坛，高薪聘请外国人来讲解常识性或隔靴抓痒式的观点。尽管最近两年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措施严控政府开支，但收效并不大。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典型表现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居民收入份额的相对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 2012年 9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政府消费之所以增长过快，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我国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从统计数据看，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一般在11%-15%，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11年为30%）要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一般在4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政府消费不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持这种观点的人简单地把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等同于税收收入，是站不住脚的。客观地说，我国政府收入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并不仅仅来自于税收收入，其他如土地出让金、罚没收入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等政府均可支配，并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这同样也是政府消费过快增长的财政基础。显然，我国目前的政府消费比例过高是以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为代价的。由于我国政府消费增长中有一部分是源于政府机构、人员的扩张和不合理支出的增加，因而不仅不能在长期中推动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反而是导致居民消费持续不足的一大原因。

　　总之，高储蓄和高投资、由非公经济过度发展引发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较低以及政府消费比例过大，是我国当前消费率过低、消费不足的四大主要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扩大消费和内需的目的将很难实现。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