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变为现实，随后，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绩。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与新中国建交，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重启近代因西方列强入侵中断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苏联的帮助对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落后面貌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党在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地位等诸多原因，导致了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集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本文以苏为鉴，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的“不完全”为视角，分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1]13这一要求，为完全跨越“卡夫丁峡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方向和道路。

　　1881年，俄国人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提出能否基于俄国农村公社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俄国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575。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观点并不否定跨越的可能，但前提是要有样板和来自先进国家的帮助”[3]。

　　然而，这样的样板迟迟没有出现。相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增强，农业生产方式也日益资本主义化，俄国农村公社日益遭受严重破坏，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将要消失的伪问题。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这场率先爆发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大战，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战争的炮灰，极大地削弱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战争同时也使欧洲资产阶级和欧洲封建势力的力量遭到削弱。这就使得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成为欧洲相对较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甚至在沙皇俄国内部也成为一股较大的势力。列宁紧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摆脱第二国际一些领导人尤其是考茨基的僵化思想的束缚，发起十月革命，先跨越“卡夫丁峡谷”。也就是率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再引发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以便等来先进国家的帮助。当然，这个帮助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帮助，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了，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俄国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农村公社。

　　但是，十月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没有等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至今也没有等到，从而没有能够得到来自先进国家的帮助，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十分困难，工业生产难以恢复，落后状况未能改善，“卡夫丁峡谷”未能完全跨越。对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4]这其实就是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只完成了“卡夫丁峡谷”的部分跨越。

　　随着苏联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日益活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帝国主义在与英法帝国主义战争中仅仅取得阶段性胜利，就突然袭击苏联，使苏联遭受重创。但是，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赢得了战争，并帮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以对峙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也在外部环境较为有利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实现了“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蒸蒸日上，苏联甚至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似乎彻底跨过了“卡夫丁峡谷”。

　　但是，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遭遇“和平演变”，已经跨过“卡夫丁峡谷”的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因内外交困多重原因，重新跌入“卡夫丁峡谷”。这表明，人们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想简单了，没有考虑到可能重新跌入“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当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是不彻底的，或者说只进行了第一重的跨越，还存在重新跌入“卡夫丁峡谷”的隐患。而苏联作为能够与整个西方抗衡的超级大国，过于自信自大，不注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也不像中国那样始终具有危机意识，而是肆意违背国际主义原则，以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成功，最终跌回“卡夫丁峡谷”。

　　改革开放后，中国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的境外资本和境内资本发展，比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走得更远。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却没有跌入“卡夫丁峡谷”，但同样表明还没有完全跨越“卡夫丁峡谷”，仍然存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跌入“卡夫丁峡谷”的风险。我们党一直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守正才能保证改革、发展的方向。但是，怎样才能彻底避开邪路，不跌入“卡夫丁峡谷”？在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之后，我们又应当怎么做？这还需要彻底研究透“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问题才行。

　　列宁和斯大林首次将社会主义社会从书本变成现实，率先实践了“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次跨越。今天，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们，不仅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彻底”跨越“卡夫丁峡谷”，率先实现“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重跨越，蹚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光明大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不亚于率先实现“卡夫丁峡谷”第一重跨越的十月革命的中国贡献。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问题，尤其东欧剧变以后，学界多有争鸣与探讨，出现诸多不同的观点，本研究质疑如下。

　　其一，学界有这样一种理论观点，“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越这个‘卡夫丁峡谷’的”，进而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得以实现”。同时又认为，“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在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发生的”[5]。我们认为这一理论观点不符合马克思原意。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必要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两封书信跟俄国人讨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毕竟他们当时都早已注意到俄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既然他们十分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此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了问题，有待学术商榷。

　　一方面，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也发生并胜利了，苏维埃俄国和后面的苏联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历史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其实是可以变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国际资本的力量，英法的无产阶级虽然力量微弱，但也阻止了本国直接出兵镇压苏维埃俄国，这同样可以算是来自先进国家的帮助。而巴黎公社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样板，但也是一个样板，一个武装起义的样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按照或者说参照这个样板去做的。而且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只是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否则十月革命前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就跨越“卡夫丁峡谷”了。挽救公社也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目标，它反倒更像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苏联后来的集体农庄也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公社。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俄国人讨论的是能否改造公社或者说是扬弃公社，以便使公社能够在不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另一方面，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的是存在农村公社的国家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农村公社之外，在其城市中发展资本主义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甚至在农村中也可以发展一定程度的农业资本主义，只要农村公社没有全部或大半部分被破坏。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2]571。马克思从来没有主张可以从任何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奴隶社会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很显然，此理论的作者在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划分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解。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讨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是指一些完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指像俄国这样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或前后脚地进入社会主义。而历史进程只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让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了社会主义。

　　其二，学界有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农村公社对于俄国社会的‘新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作用，俄国（包括苏联）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更没有因为农村公社的作用而成功地实现这种‘跨越’”[6]。也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保护下终止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旧的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和其他经济成分进行集体化和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7]。

　　我们认同，十月革命后苏联对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和其他经济成分进行集体化和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但要指出的是，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既需要农村公社发生作用，又不需要农村公社发挥作用。所以，不能因为俄国农村公社在十月革命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就否定俄国（包括苏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提出从农村公社出发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或沙皇专制制度，我们不能从马克思的信中读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的东西。这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读者提出的要求。而且马克思也没有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仅限于俄国农村公社。事实上，只要俄国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经历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就直接转向社会主义，就可以算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所以，只有国内经济成分全部资本主义化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只有穿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期参与者注意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成分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以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似，进而想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农村公社对于俄国社会的“新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且正是因为农村公社的传统理念，使得列宁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俄国农民所接受，从而也加速了“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事实上，不仅苏联完成了“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重跨越，新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并在苏联的经济援助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重跨越。这是因为，“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重跨越旨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由于特殊的历史状况，俄国是在不完全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条件下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这就使得俄国“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重跨越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但是，这两个决裂尤其是第二个决裂的实行，是非常困难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曾试图立即实现“两个决裂”。但是，这样的“两个决裂”并不能使俄国直接拥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不能直接带来俄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能直接解决俄国生产生活物资的缺乏。

　　在这里，最主要的是，苏维埃俄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不高，无法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效地运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实行退却，也就是说，半只脚退回“卡夫丁峡谷”。为了最终跨越“卡夫丁峡谷”，列宁提出，“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9]。他还强调，“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10]204。苏维埃俄国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要更重视一些。列宁在一份抄送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分会主席的电报中质疑对一个能干的技术人才和组织人才为什么不适用特赦法，并提出：“如果他是个学者、作家，倘有严重罪证，可否给予特殊照顾（例如软禁，实验室等等）？”[10]372-373由此可见，要使用或用好“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即共产党员就必须进行学习，尤其是向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学习，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尤其是知识方面的成果变成自己的成果才行。否则，这些成果就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就始终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以至于要采取这些成果就不能不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得不陷入“卡夫丁峡谷”。随着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以及列宁的逝世，新的苏联领导集体认为向“卡夫丁峡谷”的退却可以停止了，于是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以五年计划为标志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启了“卡夫丁峡谷”第二重跨越的进程。正是这一被后人诟病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使苏联成长为超级大国，但却未能阻止苏联亡党亡国，跌回“卡夫丁峡谷”。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仅仅责怪苏联领导人的背叛，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484。而且，列宁也曾指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1]。显然，当年苏联广大党员群众对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做到“不太客气”，否则就不会是苏共被解散，而是解散苏共者被排除在苏共之外，就像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一样。

　　我们也不能把苏联跌回“卡夫丁峡谷”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的生产力落后，没有掌握先进的知识，否则我们就解释不了苏联为何能够与整个西方相对抗，也解释不了我们曾经从苏联引进了大量的知识技术。我们只能把原因归结为苏共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以至于他们未能完全做到“两个决裂”，尤其是没有与传统的封建观念和资本主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的诱导下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最终听任“和平演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2]这意味着，早在苏联被“和平演变”之前，就不被人认为彻底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否则就不会搞不清楚社会主义在苏联是一个或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比俄国的情况，我们看到，新中国虽然在扫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1957年之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错误，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更是走向极端，鼓吹“读书无用论”甚至搞“停课闹革命”，把考试交白卷说成是敢于反潮流的英雄；把知识分子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在此情况下，邓小平深深地感到，需要尽快清除极“左”路线的遗毒和影响，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解放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难以启动。随后，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理论命题[13]。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搞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厌恶，加之社会功利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哲学泛滥，对“利益”和“富裕”的正名，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世俗和功利的空气，“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博士毕业生给小学没有毕业的老板打工”等现象再一次让“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善于用历史比较法的邓小平，从总结工作教训的角度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智力、技术方面，还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民的世界观、信念、理想、觉悟等方面。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素质是完全跨过“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将先进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早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政治与业务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时就提出重视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生产力整体跃进的驱动力量对高质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科技跨越式发展、劳动力市场重塑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重构都有重大变革作用。因此，如何让党员干部把先进的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形态和知识形态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何让党员干部精通先进的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形态如机器设备和平台的运作，如何让党员干部掌握新质生产力的知识形态如人工智能的算法，成为新知识新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又红又专”的“内行”。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15]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员需要掌握自然科学这种武器，掌握新质生产力的新形态，否则我们就还只是处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那种“卡夫丁峡谷”第一重跨越时的状态，那就还谈不上跨过“卡夫丁峡谷”，即便我们因此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那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

　　综上所述，中国在“卡夫丁峡谷”跨越方面，得到了苏联这个样板的帮助，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重跨越。但是，除了受制于旧社会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高外，我们党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重视不够某种程度也妨碍了我们更好地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就使得我们未能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八大正确制定的党的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挫折。毛泽东同志曾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16]邓小平多次讲过，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想做很多事情，但条件不具备。譬如，我们想对外开放，但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孤立我们，使我们无法对外开放。于是，在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在遭遇“文化大革命”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期能够重新“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中国来。

　　今天“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的现象仍然不容忽视，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不得不再次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7]。由此可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是我们党在思想建党方面的新突破，抓住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样板”在于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卡夫丁峡谷”第二重跨越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一）科学与劳动直接结合

　　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东方国家实现跨越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18]38。“自然分娩”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是跨越而是穿越了“卡夫丁峡谷”，但同样会面临“卡夫丁峡谷”第二重跨越的问题。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19]418。发达国家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可以通过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把工厂和凝聚科学技术的机器直接转化为无产者所有，但科学与劳动并不因此就直接结合起来，毕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限制了那里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过去有人提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会造、造不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造，听任资本掌控造的环节，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实现科学与劳动的直接结合，就永远无法使科学摆脱为资本服务而与劳动者为敌的异化状态，也就永远跨不过“卡夫丁峡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这个逻辑要倒过来”[20]，就是为跨过“卡夫丁峡谷”指出了一条明路。这个把科学与劳动（者）结合的过程正是“自然分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自然分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历的“卡夫丁峡谷”第二重跨越的过程。劳动者只有全面掌握包括科技在内的现代生产力，并能够在自己的联合体内充分发挥这一生产力，才会完成“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二） 人民群众是第二重跨越的主体

　　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139但是，谁来吸收和借鉴，怎么吸收和借鉴，吸收和借鉴与照搬照抄有何区别，有待深入推进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这就意味着吸收和借鉴的主体是人民或者严格地说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吸收和借鉴必须是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而吸收和借鉴来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发展依靠人民。这是因为，只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就不能不为了人民，否则人民发展将同样得不到人民提供的依靠。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天下的时候，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且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否则人民群众也不会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三） 提高全党和全社会马克思主义水平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9-10显然，要实现“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重跨越，“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就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即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没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或马克思主义水平不足，光有现代化建设能力，仍然有可能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跌回“卡夫丁峡谷”；光有马克思主义水平，而缺乏现代化建设能力，也体现不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更无法战胜外部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只能利用各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夹缝中求生存，或指望外部的资本主义被那里的无产阶级所战胜，最终只能靠“来自先进国家的帮助”。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或在该社会的领导集体中普遍具有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其现代化建设能力必然不会太差，因为他们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积极主动地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苏联就曾经这样提高过他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力，使我们一度非常努力地向苏联专家学习、向苏联模式学习。相反地，一个社会具有了较高的现代化建设能力并不必然会主动提高其马克思主义水平。就像苏联后期马克思主义水平急剧下降，彻底倒向民主社会主义，最终亡党亡国一样。对于旨在跨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或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必须共同提高，这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时代升华。

　　如果“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是引进境外资本，照搬其现代企业制度模式发展境内资本，甚至引进掏空股东资本以便宜金融资本的管理层收购（MBO）来掏空国有企业，那是谈不上吸收和借鉴的。如果把发展建立在对极少数企业家的依靠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专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做人民公仆，势必会导致一些地方的改革措施不是为了人民，成果也不由人民共享。这是妨碍“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重跨越的，并加大了跌入“卡夫丁峡谷”的风险。只有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使社会主义因素增强或者说强化社会主义，远离“卡夫丁峡谷”，才算得上吸收和借鉴。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正确识别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哪些是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哪些只是单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利益的，而识别的依据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将现实的人作为跨越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18]40当前中国的现实的人正是由广大党员和群众组成。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9 900万，几乎每1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党员，只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就能够很轻易地带动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高，由这样的现实的人所组成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体，就必定能够完成“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重跨越，彻底跨过“卡夫丁峡谷”。

　　要知道，1938年时候，毛泽东曾经提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2]如今，我们全党只要有万分之一的人做到了系统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那也会有近万名这样的同志，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和建设力量的提升必将无比巨大，必将加速我们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工作。

　　那么，如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呢？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1]13，党员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并努力普及、提高现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重视“两个完整”，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重视完整地参与实践，党员在多重民主角色实践中全面地锻炼和提升参政议政能力。

　　列宁曾经指出，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23]。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的党员，必须在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同时，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牢牢掌握业务知识，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头熟悉业务，不能外行领导内行，降低相关部门的现代化建设能力。

　　处在生产经营领域的党员，在国有企业的，要全面掌握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要使国有企业能够在不像资本家那样压榨员工的基础上，在市场竞争中还能战胜世界上同类型的资本家。否则，如果国有企业也像资本家那样压榨员工，即使其效益再好，对于跨越“卡夫丁峡谷”也没有什么帮助。

　　处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在谋生的同时，不能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掌握该企业中真正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掌握其核心技术，为我党今后创办同类企业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积累知识和经验。

　　处于个体经营状态的党员，要积极寻求并参加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要积极寻求将个人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成集体的联合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办法，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公有制形式的经济方式。要知道，个体的经营活动背离联合大生产的历史潮流，是无法独立成为跨过“卡夫丁峡谷”的生产经营方式的。

　　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的党员，除了上述同类要求外，相关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代为持有人员，如果是党员，需要警惕充当列宁曾经提到的“被生意人愚弄”的共产党员角色，要承担防止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流失的历史责任。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构想，这个构想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因不同国情、党史、文化传统呈现不同的实践效应和理论形态。学界对“卡夫丁峡谷”跨越的研究走过纯粹理论探讨和争论的象牙塔，愈来愈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现实“跨越”具体问题的回应。当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拥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并且将这些水平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展现出来之时，即使“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重跨越即便还没有完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必然已经实现了，跨过“卡夫丁峡谷”也最多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这个时候其他国家还没有跟上来，他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样板，并期望得到来自先进国家即中国的帮助，而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3JZD003））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5年2月12日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