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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进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进行主动探索，作出了科学判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推动阶段性飞跃，推进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中国正式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为中国当下的历史使命、发展走向、实践任务等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明确界定了新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定位。 

　　（一）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子阶段 

　　首先，应明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长期不变的基本认知，这是把握新发展阶段由来的基本逻辑。其次，应明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并非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更不是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正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所处的社会性质，是保证本阶段发展方向不偏航、不激进、稳定向前的根本。最后，应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泛指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历的阶段，而是中国基于特殊国情必须经历的特定阶段。 

　　新发展阶段作为内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或子阶段，其阶段特质、目标任务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内在统一性。目前学界对新发展阶段的“新”与“变”讨论较为热烈，而对新发展阶段的“不变”探究较少。笔者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子阶段，新发展阶段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统一内核，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特征。 

　　第一，从时间范畴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新发展阶段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两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该论断明确了新发展阶段的时间范畴是2021年到21世纪中叶，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内。 

　　第二，从社会的矛盾运动过程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未从根本上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其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对不同社会现实中突出问题的具象延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在同一的社会形态内部，不同的发展阶段虽因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断演进，但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从未改变。具体而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并未改变。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发展阶段，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仍普遍呈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状态。因此，新发展阶段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致力于推动实现发展理念从“一个中心”到“三个中心”的转变，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更加凸显“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进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步脱离外在物的规定性、增强人的自我规定性。 

　　第四，从世界发展进程和中国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当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恩格斯曾经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将同一社会形态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毛泽东则以发达程度为划分标准，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者的划分思路基本相对应，因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202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9358万元（按照2023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7.0467元人民币计算，约合1.2681万美元），远超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所认为的“四千美元”就算是“中等发达的国家了”。然而，当前中国实际上并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由于世界各国整体上都在向前发展，而国家的发达程度是横向对比评估的，不应以过去的标准衡量当下的发展。因此，新发展阶段仍将致力于摆脱社会主义的不发达、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为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从阶段发展的目标任务来看，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总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度一致，并更加精准、明确。邓小平最早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指明21世纪中叶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三十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就是分阶段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新发展阶段设定的战略目标，就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更加精准、明确，从而能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成果迈入更高阶段。 

　　（二）新发展阶段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的基础上，还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只有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认识到“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才能准确地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和转化，推动着社会发展阶段演进到新发展阶段。因此，新发展阶段理应成为深入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阶段。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子阶段，新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不发达、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已经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人民的需求已转为更为全面、深层次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中国面临的局势更加复杂，肩扛的任务更加艰巨。当下，应以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综合考量中国当下亟需解决的矛盾和难题，从矛盾的共性入手制定解决矛盾的系统性方法和策略，并善于把控矛盾的特性精准施策，寻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新发展阶段，改革的方向应是“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应当“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当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解决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引导人民树立积极向上的美好生活观，全力为人民打造高质量的生活品质、民主自由的生活氛围、多元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谐美丽的人居生活环境等。 

　　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分阶段有序推进。新发展阶段就是统一协调、稳步发展的过程，在其内部又可以划分为阶梯式上升的两个发展阶段。到2035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新的突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得以进一步推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全方位领先于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将愈加凸显更胜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所在，在21世纪焕发出耀人的光彩。 

　　（三）新发展阶段将推动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社会主义并非一蹴而就。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推动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激发社会主义的潜在优势，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铺路。而新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子阶段，则将推动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首先，应当把握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跨越阶段”而非“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及“过渡阶段”的概念时，往往将之与“社会形态论”联结起来，指不同社会形态变迁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例如：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并制定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新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子阶段，或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跨越阶段”，不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一个变迁阶段，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内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在理论范畴上归属于“社会阶段论”而非“社会形态论”。这样，就能将新发展阶段同与“社会形态论”关联的“过渡阶段”区别开来，从而有助于更好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定位和目标指向。 

　　其次，应当把握新发展阶段是量变引起部分质变的结果，也是以新量变引发新质变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成不变、静态发展的，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判断内在地蕴含两层意思：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在过去60余年的量变积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部分质变，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发展阶段；第二，总的来看，新发展阶段依旧是“接近质的飞跃”的量变阶段，尚未形成质变——迈入更高阶段。 

　　最后，应当把握新发展阶段是向更高阶段前进的准备阶段。为此，应当抓紧构建新发展阶段进步程度的评估体系，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变迁和发展，运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变化判断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运用系统观念统筹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权重的科学评估体系，增强对达到更高阶段的客观指标和衡量标准的综合研究，使迈入更高阶段的过程有更为精准的参照坐标、更为科学的实践指南。 

　　二、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就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从时间和目标范畴上区别开来，直接指明了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就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的全面超越。 

　　（一）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 

　　从历史发展来看，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迈入新征程的崭新阶段。追求现代化是近代仁人志士徐图自强、恪守不渝的理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寻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这一现代化的理想赓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正确理论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互融共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进程中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创新性突破，这将在新发展阶段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跨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文明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走向世界。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努力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有了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新发展阶段开启了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事业，中国“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21%提升到2022年的43%，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则由2012年的11.4%提升到18%。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总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百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中等收入群体超过四亿人”。在这之后，中国人民将以更足的底气和更强的自信心开启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发展环境来看，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有新的变化。一方面，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频现，局部冲突和地区动荡频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此之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版图。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在诸多技术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领跑世界。2023年，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已经达到了24个，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表明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除此之外，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初显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推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辐射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又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矛盾，以及外部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遏制，因此我国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此，不仅要扩大利用好既有优势，还必须规避前所未有的风险。中国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风险挑战，集中体现在：大国博弈、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引发的世界局部战争和分裂的风险；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加紧“遏制”中国发展的风险；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下管理庞大党员队伍、防止内部变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也要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准备，守好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方向，“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二）新发展阶段将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行动指引；新发展格局致力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无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定位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后两者又是新发展阶段行稳致远的行动保障。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应突出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引领作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引发的“木桶短板效应”束缚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前进的步伐。因而，必须运用好新发展理念这根“指挥棒”，彰显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实现新发展理念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作用。第一，以“创新发展”为新发展阶段提供前进动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坚持科学技术的攻关以问题为导向，重点攻克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重视激励创新主体的活力，打造健康向上的创新生态，赋予发展以新动能。第二，以“协调发展”为新发展阶段扫平短板缺口，注重运用系统观念促进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平衡发展，同时也要杜绝“平均主义”的新抬头。第三，以“绿色发展”为新发展阶段扭转发展方式，改变过去重生产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质量、重当下而轻长远、重资本积累而轻资源保护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保障下一代人共享发展成果。第四，以“开放发展”为新发展阶段开拓更广阔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努力克服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带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第五，以“共享发展”为新发展阶段铺设走向最终旨归的道路。共享发展强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最终目的。为此，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更加积极有效地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 

　　“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维持经济在高水平层面的动态平衡的战略选择，是党中央结合中国的发展现实作出的关系全局发展的整体部署。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和外部势力的封锁，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和技术引进较弱。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借船出海”以迅速走完发达国家百年路程的需要，中国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模式。该政策虽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但长此以往，低端嵌入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不利于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上引领作用的发挥。国际金融危机、疫情下世界各国的隔绝状态、美国对中国的“制裁”“遏制”等更让中国意识到，建立雄厚强大的国内市场才能让中国无论何时都“不掉链”——保证生产链、供应链、销售链等的顺畅，构筑抵御攻击的防火墙，拥有化解任何风险和对抗敌对势力的底气。因此，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内需协同发力，增强供给体系与人民多样化需求的适配度，从而构建以需求牵动供给、以供给激发新需求的良性动态循环。与此同时，并不能放弃国外循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子。应以不断壮大的国内大循环吸引外来资源和新的生产要素，增强在对外开放与交往中的战略主动权，以我为主，建立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 

　　（三）新发展阶段将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整个新发展阶段的主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优势的关键砝码和有力证明。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就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的问题上，这就对提高当前中国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出了要求。 

　　新发展阶段，国家应推动发展追求从数量之大到质量之优的转变，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就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质的提升而形成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包括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大基本要素。有学者通过研究2012年至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新质生产要素投入、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绿色产出、科技产出等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驱动效应。这种驱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下呈“边际递增”趋势，对经济邻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显著溢出效应。新质生产力的特性是创新性、融合性、可持续性，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内在要求，能够形成高科技生产力，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高效发展，促成生产力的自我迭代与跃迁；能够形成高效能生产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形成文化生产力，在新时代数字技术推动下，将音乐、情感、书画、美食、地标、表演、知识等无形的精神文化或文化载体，转化为可视、可听、可触的跨时空异质物体，赋予各类文化要素以新的形态和经济价值；能够形成绿色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加强绿色技术的推广运用，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链的形成与延长，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体系。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是推动各领域现代化的活水源泉，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推动力。新发展阶段，应当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 

　　三、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这就明确了新发展阶段作为“跨越阶段”的实践定位，阐述了进入新发展阶段将迎来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必然。 

　　（一）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跨越阶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呈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发展阶段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涌现过无数的社会思潮、理论、主义，但都无一例外被历史淘汰或已被历史遗忘，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依然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论述了民族复兴伟业的基本内涵、历史方位和实现路径等，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现实的实践指引；同21世纪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原创性理念，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情怀与大国担当，为民族复兴创造了独有的世界意义。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发展阶段，必将指引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新发展阶段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1840年鸦片战争，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之中。自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社会各阶级前赴后继，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尝试救国之道，但都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部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建了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创造了强国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夯实了强国复兴的体制保障和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正式迈入了全面强国复兴的决胜阶段。回看百余年征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在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历经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奋斗、1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拓，当下中华民族正阔步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赓续，展现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韧性。新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已然有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基础、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自觉的历史主动，将以更加豪迈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接力赛的最后跨越。 

　　（二）新发展阶段将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开启，新发展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是人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要求新发展阶段必须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生产目的、强调所有劳动者共享“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小康”“大同”“共富”等千年理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标志。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共同富裕也是一个从量的积累逐步达到质的突破的动态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共同富裕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然而，“资本的赢利是与相对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绝对贫困的消灭对共同富裕而言仍是不够的，还应当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进入了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突出强调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必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共同富裕”在党的文献中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的集中表达。 

　　新发展阶段，应着重协调好效率与公平、效能与质量的关系，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共同富裕的“阿喀琉斯之踵”；坚持生产资料归国家和人民所有，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地基；科学认识共同富裕的财富标准，打破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尺度衡量财富的标准，建立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社会财富、生态财富、政治文明财富等并重的财富评价体系，推动实现共富理想由单纯“物质富裕”向“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转变，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赋予“富裕”真正的意义。彼时，世界各国不仅会看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将在新时代实现复兴、重新焕发出耀人的光芒，更启发着各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找寻自己发展的道路，也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 

　　（三）新发展阶段将推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建设 

　　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文明，中华文明包罗万象、独放异彩，淬炼出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样态。从“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的群众思想，从“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使命，从遵循“天行有常”的自然法则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务实思想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等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在其现实性上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超越，不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烙上了现代化的印记，而且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了鲜明的民族基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力因素，“蕴含了‘传承’与‘建设’的互动与并进”，从而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文化使命。 

　　新发展阶段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一代代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再度繁华、政治再度强盛、社会安定和谐、生态美丽依旧，更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经济和政治更具竞争力、生命力”。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不仅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实现文明复兴、建设文化强国就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关于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愿景。基于此，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建设文化强国给予了明确的定位和期望：第一，指出“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这蕴含了对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提出的坚守民族内核、传承民族精髓的要求；第二，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就指明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定位；第三，强调了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坚守，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第四，点明了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内容，即“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样，通过新发展阶段的奋斗，将推动文化强国的建设，为中国与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综上，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战略目标，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