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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现代化之问涉及的问题众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这些问题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第一，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这是涉及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涉及人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问题。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再大，人均GDP再高，国家再富裕，也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并不仅仅是分配领域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发展成果不能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层塌陷，贫困阶层人数暴涨，导致社会族群撕裂、政治立场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的航船或者被风浪吹偏航向，或者遭遇暗礁碎裂而沉。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来看待。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图景中会看得更加清晰。

　　第二，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这是涉及人自身的问题，是追求物质主义还是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又是资本逻辑至上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西方的“资本中心主义”导致无极限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经济人假设”，于是出现了各种精神颓废和思想没落的问题。人们的精神创造力在退化，个人退回到“洞穴”之中，原子化的个人大量产生，没有灵魂和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单向度的人”“低向度的人”“无向度的人”层出不穷，既有“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有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描写的那些“在路上”的人。习近平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由于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西方国家不仅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也出现了“垮掉的一代”“嚎叫的一代”，所以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在《局外人》中发出呐喊：生存的无奈，在于精神往往和肉体分裂，人和社会的背离，生之无限渴望和死亡无限逼近的矛盾，于是生存有时候就很荒诞。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解决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产生的物质发展与精神信仰失衡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现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促进各种高质量精神产品的生产，努力推动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使物质世界的发展与精神世界的发展相互促进。

　　第三，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是把自然界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作为可以征服的外在力量。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化迅猛扩张，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在像魔法一样把生产力呼唤出来的同时，也把大地变得荒凉无比。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人类是在损害自然中发展的。习近平指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我们正在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为抓手，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四，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这是涉及国家与国家关系的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制度选择的问题。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具有等级秩序的国际经济格局：少数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疯狂的资本压榨，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这一长达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零和博弈秩序——你获得的就是我损失的，而且这种零和博弈是把很多被剥削国家未来几十年的收益都掠夺去的博弈。有的西方国家凭借数枚导弹就把一个国家几十年自然资源的收益纳入囊中，有的国家凭借几家评级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就把一个主权国家搞破产，有的国家凭借几项、几十项科技发明就可以把全世界的钱挣过来。一项发明生产出来的产品，西方国家不是以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售卖，而是以100%、1000%、10000%的利润率出售。这种零和博弈式的欺诈、压榨、敲诈，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的原始积累，更无法进行产业基础的构建和人才的储备。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思维始终就是我赢你输、我得你失的零和思维，没有合作共赢的想法，没有让别国发展起来的愿望。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立己达人、普惠共享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能够不断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同时坚持现代化的公平正义性，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的发展“特权”。

　　第五，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国情自主发展？这是涉及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更是涉及一个国家主权独立性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道路，于是就形成了美国化、西欧化、英国化就是现代化的理念。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决定权，而不是外来的殖民者、霸权者。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有空间也有机会在独立主权的基础上走出实现人民福祉的现代化道路。当然，独立自主探索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没有一条独立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是容易的，没有一条成功之路是没有荆棘的，没有一条成功之路是没有鲜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艰难奋斗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所以，我们尊重一切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立自主的探索。习近平指出：“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这是一种包容和尊重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不仅提出了人类现代化之问，而且科学回答了这一难题。

　　第一，我们建设的是物质富足、政治清明、精神富有、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人民性现代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现代化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强大的力量。离开了人民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更不可能顺利实现自身的目标。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能否走得久、走得远，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否把人民作为主体力量。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这道出了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人并且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本质必然要求：其一，具有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能够促进物质技术的不断进步，创造出更多真正造福于民众的物质产品和消费品，而且能够广泛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生态权利。所以，现代化就是要解决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精神生活的富有、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其二，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人民没有发言权，没有对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广泛参与，现代化是无法顺利推进的，甚至会出现各种失败和挫折。其三，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创业舞台和发展机会。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等，为民众创造实现自身发展的最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第二，我们建设的是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人民性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独立自主型的现代化，这既是人民性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其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我们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欧化”“现代化=美国化”等已有的思维定式，打破现代化就是要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旧有观念。要走出西方国家制造的“发展—依附”“贫困—独立”的抽象二元论，在实践中创造出“发展—独立”型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在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后发现代化国家一直受到霸权势力、强权政治的制约和影响。这体现在：霸权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形成所谓的层级结构的经济贸易关系，发达国家提供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资源和市场；构建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用这些规则来规制后发国家的发展，符合其规则要求的给予支持，反之进行制裁，使发展中国家被迫进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轨道，形成路径依赖；不断向后发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如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使这些国家在多党竞争中陷入各种社会动荡的泥沼，达到“火中取栗”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决反对这种陈旧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思维，强调“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发展中国家有权利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为这一权利是各国人民自身的权利，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剥夺。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伟大智慧，都有自己的辉煌历史。

　　第三，我们建设的是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正义性现代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体系呈现出来的是不公平、不正义。列宁曾经指出：“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以工业自由为名，在1818年至1836年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的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英国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的税，甚至免税，而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的控制下，印度的棉织工业急剧衰败，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以贸易自由为名，数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后发国家掠夺走了无数财富，既为自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又使后发国家掉入贫困的陷阱。以金融自由为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多次搜刮式的财富掠夺，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变得一贫如洗。21世纪的现代化应该是公平性的现代化，不能造成在一极世界是极大的富裕，在另一极世界却是极度的贫困。因此，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这就强调了现代化的公平性，所有国家都能够在权利、机会、规则公平的条件下推进自身的现代化，使现代化造福世界各国。

　　第四，我们建设的是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蛋糕”的分享式现代化。独享式现代化还是共享式现代化，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中国的回答是：“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实现分享式现代化是十分艰难的事情。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国家已经在很多领域占据了制高点，获得了一系列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用技术壁垒阻碍其他国家发展，用军事打击威胁别国发展，用金融海啸豪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财富，等等；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来使后发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各种不平等的国际规则，从心态上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推进分享式现代化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心声，是历史的大趋势。推进分享式现代化要从以下方面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价值观贸易”等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有利于世界各国的方向发展；各国在制定现代化目标时，应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形成一种互动合作的态势。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推动这种分享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它能够为很多国家发展带来福祉，愿意更多的国家“搭便车”“搭顺风车”，更愿意共同建造通往现代化的高速列车。

　　第五，我们建设的是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的创造性现代化。走向现代化是各个国家的目标，但又是艰难无比的事业，需要应对的时代挑战和回答的时代问题错综复杂。这里既涉及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又涉及刚刚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资金原始积累问题，还涉及踏入现代化国家门槛之后发生倒退又重新起步的问题；既有现代化过程中稳定与活力的关系问题，又有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衔接与对冲问题；既有自身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相互作用的问题，又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可以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时代重大挑战与问题的过程。创造性现代化需要各国政党的引领。习近平指出：“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有世界一流的领导水平，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有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更有钢铁般的意志品质。没有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没有一以贯之的现代化的蓝图与路线图，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面对种种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实践的答案。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人类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解开了很多谜团和矛盾。

　　第一，辩证全面地解开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戈尔迪之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巨系统，也是涉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长时段，更是涉及国内和国际的大空间，其中涉及的重大关系极为复杂。这里既有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又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有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又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有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又有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关注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也开辟了正确处理现代化重大关系的道路。历史过了39年，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后来被称作“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把握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作出了极有针对性的阐述。这十二大关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十二大关系的论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又过了28年，2023年2月，习近平在新进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六大关系。他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大关系是：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这六大关系的论断是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江泽民十二大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哲学层面上的概括与总结。这六大关系是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对人类现代化难题的深度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既回答了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又回答了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既回答了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未来方向的战略问题，又回答了为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方法的策略如何确定；既回答了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又回答了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创新之法；既回答了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效率的路径，又回答了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既回答了如何解决发展活力的问题，又回答了如何实现秩序的问题；既回答了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之道，又回答了如何拓展发展的国际空间。除了这六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还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等。这些“体用结合”的重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给人类现代化事业提供的宝贵财富。

　　第二，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制造的“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历史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从宗教的排他性和资本主义固有的意识形态弊端中发展起来的，什么异教、异端，什么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官等，都在制造各种对立。这种思维也是一种为了制造“假想敌”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政治策略，一旦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就立即找出“专制主义国家”进行攻讦。习近平明确指出：“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西方有的人之所以鼓噪“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在作祟，把西方国家看作是民主的源流，把东方国家看作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于是，有了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抗，西方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东方是“奥托克拉西”（Autocracy）或者“德谟克拉东”（威权主义）；二是西方殖民主义行径的表现，西方国家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文明的化身，把发展中国家看作是需要文明教化、自由灌溉的国家；三是霸权主义行径的体现，西方国家经常罔顾事实，把自己标榜为民主自由人权国家，把其他与他们体制不一样的国家列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等。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东亚威权主义的一种变种。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都有根据国情建构与自身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民主传统，都有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道路，既不去定义其他国家是专制主义还是民主国家，也不去描画什么“威权主义国家”或者“人治国家”，等等。我们始终强调，现代化之路是所有国家共同探索出来的，民主之路是所有国家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不是少数国家搞出来给其他国家照亮前路的“神灯”。

　　人类现代化之路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历经坎坷，出现了很多奇迹，也产生了很多苦难。今天，整个人类处于现代化的十字路口，遇到的难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多、都要大。解决这些难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全人类团结起来，用共同的智慧来凝聚起最大力量，实现最美好的人类共有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