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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政治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民权主义者追求社会平等，实现美国民主价值，是一种进步主义政治。民权运动和文化左派把美国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上一代文明得多，也更为理想的社会。1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解构了社会团结和政治包容，群体碎片化及其对抗成为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特征，成为西方政治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兴盛的社会基础。身份政治凸显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衰败的核心议题：如何重建集体身份和爱国主义以对抗不妥协和分裂的身份政治?如何重新弥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如何面对身份政治溢出造成国际问题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西方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关系到全球化及世界格局的变换。

　　身份已经成为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中两极分化和冲突最严重的术语之一，身份政治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话语之一，甚至超越了传统上左右之分的意识形态光谱。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许多乱象必须透过身份政治这个“棱镜”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实质和本质。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如何构建以及构建哪种集体认同能够保证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的问题。

　　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令人信服的著作《身份先于身份政治》(Identity before Identity Politics)指出，身份先于身份政治产生与存在，只有在西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关键空间中才出现身份政治的概念，即在一系列关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的社会运动中所提到的那样，身份问题才得以政治化。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身份政治“真正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发生的重要社会运动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残疾人权益运动以及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运动等。这些群体都是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白人和男性在美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出现了边缘群体争取社会正义和承认的斗争，这些斗争旨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利以及实现法律上规定的人人平等。这些运动针对的都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弊端，它们对于纠正这些弊端(如种族隔离制度) 有重要意义”。2此时的“身份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误称，它其实主要是一种关于压迫而不是关于身份的政治。3 此外，由于这种压迫性结构或者说“系统性歧视”常常被其他因素所掩盖而不易被人们察觉，所以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就发明出一种“警醒文化”( Woke Culture) 。所谓“警醒”就是保持清醒，不要被现存制度的表面合理性所迷惑，要透过身份政治的“棱镜”来发现这种制度的压迫性真相。4“在这些身份团体的政治诉求中，除最基本的要求得到承认和被平等对待外，还包括控诉现有体制的“压迫性”,要求“压迫者”悔罪和承认错误，要求获得补偿和差别待遇，要求改变历史叙事甚至推翻现有体制等”5。

　　但是很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宣扬身份政治，抹杀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尽管左右翼之间的冲突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最初并不会让人怀疑，当民族认同或民族主流文化(Leitkultur)形成并反对它时，身份政治也在作为民主核心且最初本身并不可疑的左与右之间冲突的领域中建立起来。6甚至有些西方学者推而广之，把阶级政治作为身份政治的一种类型。他们认为，在相当右翼的身份政治的意义上，以民主社会的名义宣布共同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例如保护文化的特殊性。反之，左翼身份政治希望多样性和多元文化身份得到承认，这是具有政治合法性。7 从而以价值与文化层面替代了阶级政治和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占有生产资料，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与压迫。

　　伊达尔戈(Hidalgo)试图以一种民主理论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民主的身份危机，这种身份危机表现为这些身份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因此，民主本身的‘身份’只有在左翼和右翼的身份政治最多取得部分成功、阶段性胜利和/或暂时收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留”8。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身份政治抹杀了阶级政治，模糊了阶级斗争的焦点。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遮蔽和解构了阶级斗争的主体——工人阶级，将革命和彻底改革的阶级斗争碎片化。

　　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反过来，也展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危机，西方盛行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和加剧身份的分裂。“身份政治在西方国家引发国民身份的普遍性危机，导致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泛滥，冲击并削弱了整个治理体系，进而开启了政治衰败的进程”9。所以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总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抗。维也纳经济大学教授英格福尔·布吕道恩(Ingolfur Blühdorn)指出，对身份认同的理解以及对民主的理解正在变得个性化，将公共利益作为政治参与的意义和目标的集体取向的时代已经被“后民主转向”所抛弃。10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身份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它本身产生了一种身份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正日益取代政治妥协和决策，成为一种多元利益的谈判。造成这种身份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民族(national)或族裔(ethnos)身份在许多情况下不再与民众(demos)身份一致。自民族国家民主政体建立以来，其同质性或者基本一致性一直是产生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情感的主要原因之一。11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差异主义转向”(differentialist turn)12之前，同化一直是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原则，强调开放、文化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性的新闻自由主义(apertist liberalism)已成为西方社会霸权主义的政治范式，并通过右翼民粹主义及其“真实”和“同质”的人民思想引发了自身的危机。13

　　在西方国家中，长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核心暨当代西方统治阶级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统治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因为金融资本是借助形式自由和契约关系确立自己的等级统治的，这往往使人们找不到、意识不到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统治”14。身份政治使一个本应塑造整体认同的民主政治变为在各自狭隘族群中寻求归属的部落政治；从追求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转变为差异与对抗的政治。这种无法妥协的政治在21世纪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非常突出。以美国为例，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中，其中一方以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核心群体的中西部和乡村的白人，体现为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另一方是少数族裔群体和生活在东西海岸大城市白人精英—世界主义者的集合，双方难有共同语言。15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泛滥，正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故意利用西方国家存在的社会对立，使社会对立不断发酵以达到自己去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身份政治正是他们合适的统治手段之一。种族差异是身份差异，种族矛盾是身份政治的内容之一。

　　西方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采取了多种办法，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分而治之”。马克思指出：“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原则被运用得再妙不过了。”16“分而治之”这种统治方式的本质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人数少，被统治阶级的人数多，如果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统治阶级就必然会被推翻。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使被统治阶级无法联合，统治阶级就想方设法使被统治阶级分裂甚至内讧、自相残杀。例如，西方统治阶级用较高的社会地位、工资、福利待遇收买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使他们不会与被统治阶级一起革命。又如，仅就工会而言，如果全国工人加入一个工会组织，那么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想压制这个工会就比较难，因此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就禁止大型工会的建立和全国工人的联合。

　　西方统治阶级为了使被统治阶级分化、分裂、内斗，自然会利用被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异——如身份差异——通过统治阶级掌握的宣传工具、社会团体的宣传，刻意夸大这些差异，使被统治阶级因为身份差异而被撕裂、而相互对抗、而无法团结一致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这就是西方“身份政治”的本质。17利用被统治阶级的差异使被统治阶级分裂、内斗，是西方统治阶级常用的统治手段之一。就这样，被统治阶级的身份差异被西方统治阶级所利用、不断被渲染和强化，身份政治现象也就愈演愈烈。目前，西方统治阶级有意通过在东方国家操纵“身份政治”的伎俩，挑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

　　总之，西方国家中的身份政治现象是统治阶级为了分化被统治阶级而刻意夸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制造分裂、对立、社会矛盾，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的一种现象。“隐藏在身份政治背后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不平等、阶级地位变化导致的利益冲突；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叠加是当前美国政治分裂的根源”18,“当前西方身份政治思潮的勃兴，印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生产性和寄生性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19。

　　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时常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宣传机器，宣传和推动不同身份的公民之间的对立，从而将被统治阶级分割为许多较小的、互相矛盾的单元，让被统治阶级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无法团结起来甚至相互斗争。当需要用某种矛盾转移被统治阶级对阶级矛盾的关注时，统治阶级就利用身份政治制造热点话题。例如，当被统治阶级对西方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政府产生不满时，统治阶级就可以利用种族矛盾，例如“黑命贵”运动转移被统治阶级的视线。西方资产阶级不惜“组织完备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人为扭曲政治体制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捕获”20。德里达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人们希望掩耳盗铃，通过对自己隐瞒所有这些失败和危险，而向我们将称之为原理的潜在力量——力量与潜能——来隐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且竟然还摆出一副讽刺的姿态”21。

　　为了赢得选举，西方统治阶级对选民进行细分，通过针对特定身份的群体采取相应的竞选策略，用表示支持具有特定身份特征的少数群体的办法，来争取有关群体的支持，以稳固执政地位、稳固政权。例如，美国的非洲裔、印度裔人口较多，因此美国统治阶级会重视争取有关族裔对政府的支持并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安排，例如安排黑人做总统、印度裔女性做副总统。为了赢得女性群体、同性恋群体的支持，美国白宫安排黑人女同性恋者做白宫发言人。但几个具有特定身份(如属于少数族裔)人士在西方国家的政府中作为点缀和“花瓶”频频出镜，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中的广大的普通少数族裔民众的社会地位均得到了普遍提高，这种现象只是给了少数族裔等人群一种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了的假象。目前，西方国家虽然不公开主张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虽然在口头上消失了，但在行动中并未完全消失。反种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在西方国家中的政治对立，也是一种常见的身份政治现象。

　　第一，西方政客会精准地对不同社会群体发起竞选活动，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关。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普选制会放大、强化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在多种族国家中，身份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投票倾向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如少数族裔主要投票给美国民主党，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主要投票给共和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主党加紧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会导致少数族裔与美国白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不断被强调、被固化，美国的种族矛盾被潜在地强化了。

　　在西方国家中，一个政党难以赢得全部的选民与支持者，这是因为阶级对立是客观存在的，统治阶级如果获得更多的利益，被统治阶级就会失去更多利益；各个政党只有提出更多人关注的纲领，即提出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主张的纲领，才能迷惑更多的选民。如果政党宣称自己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全民党，甚至主流中左、中右翼建立了共识政治，这种定位曾经为其争取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但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反而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刻意制造对立，为一部分选民塑造自己的“敌人”,如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宣传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就能够调动和吸引对统治阶级失望、愤怒的选民。因此，西方民粹主义政党批判大而全的主流政党及其共识政治，精准地划定“我们”与“他们”的范畴，尤其是通过圈定“敌人”而确定“人民”的范围，从而定位自己的代表性。虽然传统主流政党与民粹主义政党是竞争关系，但事实上也不尽然，如特朗普就被共和党接受并成为其领导人。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党经常会利用选民的差异制造对立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动员、吸引某部分选民支持本党。

　　第二，西方政客为了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而强调身份差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在美国，沿海地区的富裕居民看不起其他地区，认为它们只是“飞越之地”(flyover country),而农村居民和南方人成为基于“血统和领土”(blood and soil)的本土主义的牺牲品——这正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特朗普形容为“非常优秀的人”,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街道上游行时所高呼的口号。也就是说，希拉里等民主党政客在高举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旗帜，争取拉美裔、同性恋等群体支持的同时，反而使白人、男性、异性恋群体觉得被希拉里抛弃，转而投向了特朗普的怀抱，这些政治操作加剧了美国不同族裔、不同性取向群体之间的对立，不利于促进美国的团结。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带有明显的身份政治因素，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不同身份群体都宣称代表“人民”,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都有向极端化发展的趋势。他们吸引了对建制派不满的“被遗忘的大多数”,民粹主义沦为身份政治的政治符号，从追求权力平等的身份政治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政治。22

　　进入21世纪以后，“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身份政治的异化，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份政治逐渐沦为政党或政治派系斗争乃至世界范围“文明冲突”的工具，于是它才从社会性政治走向政治性政治，成为当下西方政治极化的“祭品”。23 身份政治使人陷入虚假游戏中无法自拔，在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和空洞的自我表演中将至关重要的政治统治权拱手让于他人。24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论终极目标为何，其悲剧性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表面上假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它并不是用来处理 20 世纪末以来的种种难题的方法，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25就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身份政治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人们争论文化或身份问题替代了深入思考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有效对策……基于身份建立的组织可能加剧自由民主国家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和两极分化”26。

　　身份政治深刻改变了西方政治格局的发展走向，不仅使西方新自由民主政治呈现极化现象，而且给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和平带来重大挑战。西方资产阶级的目标不仅仅是统治本国，而且统治全世界。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27西方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国际事务中也经常玩弄身份政治的伎俩。

　　第一，利用身份差异使第三世界无法出现团结统一的强国。

　　西方统治阶级不希望第三世界出现大型的、统一的国家，因为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不容易控制大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故而西方统治阶级利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身份差异，使它们无法联合建国。例如，东欧地区在近代曾出现泛斯拉夫主义思潮，该思潮主张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然而，如果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国家，就会威胁到西欧统治阶级、西方大国对东欧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就会加强俄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绝不愿看到斯拉夫人联合建国，而是在一战后安排西斯拉夫人成立了波兰(一战之前波兰已经不复存在了，被俄、德、奥匈瓜分殆尽)和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安排南斯拉夫人成立了南斯拉夫(此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保加利亚王国(一战前保加利亚已经不复存在，长期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英国学者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一战后得以建立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英国尤其是法国政府的意志，这些国家意图在德国的东部形成一个警戒线，构成这个警戒线的有关国家还可以成为防范正在浮现的新的威胁即苏俄的威胁的壁垒。一战中的协约国并不是因为尊重马萨里克或承认捷克民族的权利才支持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而是出于明显的恐惧感和自利意图才设计了这些国家”28。在设计这些国家时，美、英、法利用了东斯拉夫、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又如，二战后巴尔干国家曾谋求建立巴尔干联邦，铁托曾设想这个联邦由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组成，当时希腊共产党很可能取得内战胜利并获得执政权，如果希腊也如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被共产党领导，那么希腊就可能与南斯拉夫等国合并建立巴尔干联邦，西方阵营将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失去立足点。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反对这一联邦的建立，不希望被压迫民族因为联合建国而强大起来。为了防止共产党建立巴尔干联邦，西方国家必须阻止希腊共产党获得执政权，故而美国推出了最初旨在援助希腊右翼政治力量，使之能够打败希腊共产党的马歇尔计划，后来马歇尔计划将援助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欧。“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进入破产的英国留下的真空并帮助希腊政府抵制共产党的起义。共产党的威胁主要来自希腊当地，因为斯大林遵守在1994年10月对丘吉尔作出的承诺——不再支持希腊共产党。”29为了不使希腊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留在西方阵营内，西方国家也利用了身份政治，在宣传中经常强调希腊属于西方文明圈。但事实上，在历史上希腊属于东罗马帝国，西方国家属于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希腊5个世纪之久，在希腊于近代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之时，其文明更多地带有东方色彩而非西方文明的色彩，在宗教信仰上希腊人信仰东正教而不再相信宙斯等本民族传统的神。东正教与西方国家的天主教是对立关系。由此可见，身份特征是可以人为塑造的，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强调希腊属于西方文明圈，这种宣传听多了，很多人就会相信。事实上，直到今天希腊文明与其他西方国家依然有着较大的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利用身份差异在意图颠覆的国家制造矛盾和冲突。

　　“身份政治”可以在任何国家中演变为政治冲突。有学者指出：“从政治后果看，身份政治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走向，不仅使西方社会与政治出现极化状态，而且给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和平带来重大挑战。”30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颠覆一些国家，故意利用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制造政治冲突，引发社会冲突。如果任由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媒体，散播和挑动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可以导致民族分裂与国家衰败。西方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对本国的统治，在西方国家内部操弄身份政治议题，由此造成的后果，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近年来欧美政坛充满喧嚣与争斗，严峻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伴随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族群分裂、政治极化和党派对抗的趋势日益恶化。”31这些现象是很可悲的，非西方国家必须警惕身份政治蔓延与泛滥，必须防止媒体煽动本国内部的对立，如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不同性取向人群之间的对立、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等等。

　　第三，利用身份差异实现自己具体利益。

　　在国际政治中，西方统治阶级通过强调身份差异，可以实现许多具体的利益。例如，如果欧盟日益发展壮大，德国的国际地位将得到提升，将威胁到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地位；欧元如果日渐坚挺，将威胁到美元、英镑的国际地位；如果欧盟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那么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看到欧盟国家与美英的关系渐行渐远。因此，欧盟、德国、欧元的弱化，欧俄关系的恶化，对美国和英国有利。在这种背景下，就可以理解英国为何在近些年坚决脱离欧盟了。如果欧盟的经济状况出现恶化而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内，就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只有英国脱离欧盟，才不会受到欧盟经济状况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统治阶级为了说服英国民众同意脱欧，就利用英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强调英国的文化传统与欧洲国家不同，从而说服英国民众同意英国在历经多年的努力加入欧盟后又突然脱离欧盟。英国脱离欧盟，可以使英国在欧盟经济恶化时不受其拖累。

　　有时，西方统治阶级还可以利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身份差异，煽动本国人或本民族仇视外国或者其他族群的情绪，从而利用排外主义与民族主义吸引被统治阶级对政府的支持，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

　　无论是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还是身份政治本质上还是“西方中心论”,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经济、政治不平等和冲突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表达。身份政治的单向度发展会给西方内部和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32,我们要警惕身份政治带来的挑战。

　　第一，国家应避免“身份政治”泛滥，避免内部矛盾滋生。

　　“当身份成为一种政治，则充满着争议与对抗、暴力与血腥。”33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统治阶级团结起来，而操弄“身份政治”的伎俩，这种做法虽然维持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必然会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伤害。身份政治“消解了阶级在社会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阉割了左翼政治的革命锋芒，沦为资本霸权的同谋。在全球资本主义日益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身份政治催生了一种‘反向身份政治’,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推动因素。迄今为止，面对汹涌而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公民政治方案，还是激进左翼的阶级政治方案，都未能对其形成有效的牵制和抵抗”34。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挥了这种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整合的关键角色，致力于形成向心局面，坚决反对西方制造的身份政治带来的离心手段。西方国家在统治阶级扶植的理论家的刻意宣传之下，流行“政府越小越好”“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等理论。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从来就不相信政府有任何义务在国家内部培育一种‘共同体意识’。相反，她认为个人被政府以各种方式束缚着，政府应当释放个人的能量”35。英国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建立了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巨大的共同努力，领导者们精心制作了归属感和相互义务的叙事”。这份遗产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责任感和互惠感的社会”。但是，近几十年来，大部分都消失了。伦敦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开始觉得他们与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谢菲尔德(科利尔的家乡)转而在反欧盟的英国民族主义中寻求庇护。所以北爱尔兰、苏格兰甚至威尔士脱离英国独立的倾向，与英国政府不重视增强社会团结这项工作是不无关系的。替代这种现象的唯一选择是构建并维护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一种不是基于差异的种族优越感的狭隘的身份认同，而是基于我们对祖国代表着崇高的价值与对国家的爱，即我们称之为的爱国主义。

　　第二，国家应倡导包容，但国家政策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异。

　　“身份政治是引发西方民主制度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身份政治具有身份重叠、身份固化、身份冲突和身份隔离的特征，过度的身份政治危及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民主社会之民意被多元身份所分裂，政治代表被身份代表所解构。”36如果社会强调包容、共生、友善，就有利于人们在主观上忽略客观上的差异；反之，如果社会强调排斥异己、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那么客观上的人际差异就会被人为放大。例如，美国的非洲裔人口确实与其他族裔人口之间存在某些客观差异，但有关差异本可以因为政府强调包容、接纳、平等相待而被忽略，本可以因为政府推进文化一致化、社会公平而被减少(也就是使各种亚文化的活跃度降低，形成美国的主流文化并使之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但如果美国政府不推动主流文化的形成，如果美国媒体经常强调非洲裔与其他族裔的不同，如果美国政府和媒体鼓励非洲裔人口的独特亚文化的发展，又由于非洲裔人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较大，那么非洲裔与其他族裔之间的差异就会在美国被放大为一种身份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应强调包容、共生、友善等理念，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异己群体的包容度是有一定客观限度的，不是可以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宣传而无限提升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国国民对身份差异的主观认知是客观存在的，不是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完全消除的。因此，国家的政策必须承认、尊重、符合国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身份差异的认知水平。例如，西方国家允许外国人口大量涌入本国，而外来人口与本国人口确实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在就业、治安、福利方面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外来人口与本国公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如果本国国民能够包容外来人口的一切所作所为，则不会出现社会矛盾，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本国国民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是有一定客观上限的。如果国家的政策不考虑本国公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可能因身份差异等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而在短时间内大量允许外来人口进入本国，就注定会制造两类人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出现主张排外的极右翼政治势力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对立。极右翼意识形态、排外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崛起，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掩盖阶级矛盾而故意制造本国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故意大量允许外来人口入境。福山担忧地指出：“对移民正在夺走我们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一点的担忧是真正将所有新民粹主义运动统一起来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移民成为重大政策问题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曾经定义了国家身份认同，而现在情况不再是如此；现在，国家身份认同不仅遭到移民的破坏，而且受到支持移民和希望移民进入的精英的破坏。这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严峻的政治考验。”37这里所说的“精英”就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不出现西方国家的这种问题，其他国家应致力于减少、限制身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致力于减少本国领土范围内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第三，应致力于缩减国民之间的差异。

　　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要求“必须给个人和有组织的少数派的观点以充分的权利”“文化多样化丰富了而不是危及我们各国的社会。‘文化一律’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38。这些话听起来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但文化多元化无疑会放大少数群体的亚文化，无疑会增加社会的异质化，增加社会的文化撕裂。“身份政治以群体差异性奠基，无法有效整合一国之内的公民身份，它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引导力量。”39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合理权利，但不等于必须大肆宣传少数派的各种主张，不等于必须把少数派的所有要求都当作合理的、社会必须予以满足的。

　　霍布斯鲍姆也指出身份政治的局限性：“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就种族或民族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犹太复国民族主义不管我们对之同情与否总是专门为了犹太人，却想将其余人绞死或炸死。 ”40西方新自由主义对个性的推崇与资本主义关系密切，如当近代资本主义在向东欧传播时，威胁到了东欧共同体传统，因此普遍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的非自由的民粹主义。“东欧的每个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向本国社会扩张的反动。从总体上讲，东欧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威胁，是对‘人民的文化’的威胁，这里所谓的人民就是指农民，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导致农村的共同体的瓦解、原子化(atomization)。”41而对个性的强调，无疑会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增加社会矛盾，成为身份政治泛滥的原因。

　　西方国家主张多元主义，例如法国前总理若斯潘主张法国“向一个多元化世界开放”42。但另一些政党例如民粹主义政党是明确反对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后者并非毫无道理。社会的多元化似乎有利于保护社会成员的自由和个性，但有可能危害社会的凝聚力，有可能因多元化趋势而增加不同群体之间对抗的风险。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伊斯兰国家突然出现了许多犹太教徒，一个白人国家突然增加了许多其他种族的人口，有关国家会更加团结还是会更加动荡?

　　虽然在大方向上，为了使社会减少冲突，每个国家都应致力于减少国家内部的差异而不应增大差异，但在减少内部差异时应采取引导的办法而不应采取命令的办法，应坚持自愿的原则而不应强迫，应循序渐进而不应操之过急，不应因强制取消内部差异而引发政治对立。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强迫境内的民族放弃民族特征，而不是引导有关民族自愿改变文化样式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引发有关民族的抵触情绪。

　　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些建议。例如阿尔蒙德等指出：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和共同的价值观对民主制度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43阿伦·利普哈特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多元化、异质的社会也可以保持政治稳定，但前提条件是：第一，政治制度允许各种社会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要求；第二，社会通行的规则和行为规范允许各种社会群体之间自由地交换和合作。阿伦·利普哈特认为要想实现这两个条件，必须建立“多数决”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必须实现权力的集中、政府能够协调各方)或者“共识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能够使各方维持在联邦体制之内并由各方联合执政)。44虽然利普哈特的观点似乎认为多元、异质的社会也可以稳定，但他提出的多元、异质的国家保持稳定的条件所强调的还是政府必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异质的社会自然难以维持国家的统一。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以共识为基础，而不能以分歧为基础，没有任何共识和一致性的社会必然走向解体。西方学者还指出：如果社会是同质的、权力是集中的，那么政府效率会比较高。如果社会是异质的、多元的，政府必须协调各方意见，那么政府的效率会比较低而且政府、政策都会倾向于不稳定。45

　　第四，应防范在本国制造对立和矛盾的企图。

　　在国际社会中，一些霸权主义势力为了搞乱别国，会利用别国的公民之间的任何可以利用的差异，推动这个国家的公民走向对立，与身份政治有关的对立包括民族对立、宗教对立、性别对立、观点对立、地域歧视甚至价值观对立等。国家对这类企图和政治伎俩必须有所防范。

　　身份政治产生的是一种离心力，鼓励人们分裂为更小的身份团体，并强调小团体本身的利益。46这既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吸引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景，从而凝聚社会的团结与共识；又偏离了权力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47虽然有些主张并非有意制造、增加国内的对立、紧张关系，但有可能在客观上推动国家出现某些对立关系，要对其虚伪性与危害性保持充分的警惕。例如，有人主张保护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方言等，不能说这种主张没有益处，但强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是否会增加地域之间对立的风险?是否会强化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本位主义?或者被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些问题应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作者简介：王艳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认同政治视域下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研究”(19BGJ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