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牢牢把住人类社会生产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劳动就它生产使用价值，就它是有用劳动而言，它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是人类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永恒的必然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的中介。”

　　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显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和劳动的论述并加以进一步的拓展。

　　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社会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许多人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哲学思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而沉迷这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特别是沉迷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暂时的特殊表现形式，从而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本质。马克思特别指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迷失于表现方式的许多人特别是资本家们正是把交换价值甚至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当作财富本身来追求。

　　马克思还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但是在资本的总公式G—W—G￠中“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正因为如此，对资本家们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于是，我们看到，股票市场上一些生产状况良好的企业的股价并不高，反而一些生产状况较差和一些非生产企业的股价居高不下。一日三惊、起起落落的股市根本做不了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更是以经济全球化的名义实行实体产业空心化，靠印制纸币去攫取别国特别是中国生产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没有人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全部资本除了其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相对小的部分以外，都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并用来增殖价值，这当然是荒唐的。……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这表明，生息资本和股份资本这样的虚拟经济虽然能够直接带来利息和股息这样的剩余价值，但它们离不开作为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

　　不过，对一国不成立的现象，对于全球经济却是可能存在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使得产业资本集中在一些国家，货币资本集中在另一些国家，而在大量货币资本相对集中的国家，其主要资本已经脱离实体资本形式转为虚拟资本形式。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金融业之所以有较大的比重，也是因为他们或公开或隐蔽地利用别国的对外开放控制了别国的经济部门，以弥补本国的产业空心化。美国人提出“中美国”模式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就是依据这一现状。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资源配置其实是不利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国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荷兰也贷放巨额资本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英国同样将资本贷给美国。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前者虚拟经济发展起来，而后者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特别是后者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后来居上都超越了前者，当然前提是后者能够最终使本国的实体经济摆脱前者的虚拟经济的控制，而这对于据有实体经济的物质力量的后者来说，只要自己敢想敢干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对此，习近平同志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他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他还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里的供给能力也是指的实体经济。

　　马克思还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近些年来，有人鼓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其目的旨在让发达国家从事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而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专心”从事被支配的所有其他部门，以便让那些统治世界市场的民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而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边缘化。他的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在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有很大的市场，得到了不少支持。

　　但是，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习近平同志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晰的。他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7]很显然，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反，要引领中华民族成为或同样成为统治世界市场的民族，要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要克服而不是放任中国的比较劣势，让别国在中国面前失去“凭实力对中国说话”的比较优势。

　　在实体经济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劳动者尤其是具有较高素质即较强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才是最关键的因素。马克思指出，“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动才被占有，而这种财富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无非是包含在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又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它的实际使用，是劳动本身，也就是中介各使用价值和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所以，劳动能力既是物质财富的一般可能性，也是作为交换价值具有一定社会形式的财富的唯一源泉。”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而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能力，就需要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缩短工作时间，使劳动者有时间、有财力提升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的能力。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总之，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实体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牢牢把住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本质。

二、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和解决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无力也无意解决这些矛盾，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最终必然会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者已经随着公有制的全面建立而彻底消除，或者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已经弱化为社会的次要矛盾，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社会生产不足或分配失衡的矛盾。从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和不断演化的需要。如果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因为特殊的历史机遇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而如果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较发达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已经从不发达变成较为发达的情况下建立的，那么这个矛盾就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未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里的社会就将处于这后一种状态下。而当前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已经处于这后一种状态之下了。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实体经济，满足人民需要，正是为了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使中国率先走上人类社会发展新的更高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就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从发展不平衡来看，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随着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的增加，也就是相应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内庞大的市场就会回到或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外溢的一些需求和外流的一些消费能力就会转回国内，不仅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能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进而必然形成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大循环。这也就是说，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成因。

　　发展不平衡除了表现在供给结构不合理外，还表现在各种差距的存在上。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就是这样一种差距。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都需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城乡区域之间生活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很不一样，光看收入也不能准确反映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说，比较发展差距看的是实体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使用价值量，而不是价值量，更不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价格量。

　　在发展不平衡中，最重要的差距是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还在青年时期在梁家河村做党支部书记时，他就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期盼“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走上国家最高领导岗位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实打实干，切实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办实体产业，从而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世界人口大国中率先消除绝对贫困，满足了相对贫困人口最基本的需要。

　　当住房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需要而这一需要的满足受到高房价的限制时，习近平同志提出“解决好房地产问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这就是强调房子的使用价值属性，淡化房子的价值属性。这就意味着房子不应当成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普通商品，住房不能任意商品化、市场化。正是在这一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共有产权住房开始面市，满足了部分群众对于住房的迫切需要。相比之下，以前的一些政策意图在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前提下限制房价，结果在市场经济的铁一般的规律的作用下，政策的效力被化解，房价只升不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油尽灯枯，构成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制度基础的现有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为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已经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不满足于直接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从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而是企图脱离生产过程，凭借各种权力，如纸币发行权、专利收取权、碳排放设定权和贸易许可权来攫取别国创造的财富，从而成为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挑衅者，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风险的制造者。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而具体做法就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手上，切实托住这个底。财政等公共资金配置使用要向民生领域倾斜，民生支出要保住，切不可随意挤压。要突出重点，针对群众最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等问题发力。”

　　可见，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可以大力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而且可以团结国内民众，赢得民心，从而化解国内矛盾激化所带来的风险，并防范国际风险。在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风险面前，国内民众与政府一道团结抗疫，表现远胜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我国巨大的实体经济体量的支撑下，我们的抗疫物资不仅自给自足，还大量出口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全球抗疫，降低世界经济发展的风险。

三、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而要获得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创新，将更多的科学和智慧应用于生产本身和生产的组织管理上。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他还指出，“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能够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但是，“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因此，把新技术控制在自己手中防止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就成了资本家们保持自己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通过创新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转方式调结构的基础动力在创新，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形成新的产品群、产业群。”

　　不过，“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首先，要创新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需求。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创造了这样的社会需求。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是，早些时候，一些人提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就严重削弱了对创新的社会需求。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个逻辑要倒过来。”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因此，要推动创新，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劳动者报酬，放弃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创新而不是劳动力的廉价上。

　　习近平同志谈到，“马克思提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因此，协调发展就是实体经济的再生产均衡发展。

　　马克思还曾指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曾经上马过很多项目，由于后续无力继续进行而下马，造成巨大浪费，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做好这方面的预先计算和协调。

　　毛泽东同志也曾谈到过去计划经济在协调方面的一个问题。他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如今再生产要均衡发展，仍然需要国家做好规划，不能听任市场根据资本盈利的喜好来配置资源，否则必然造成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寄生性垄断。只有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能做到“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进而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我们的不协调的短板来卡我们的脖子，而补齐短板的主要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创新。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防止西方经济的不协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例如，2014年我国内蒙古等地出现奶农大面积“倒奶杀牛”事件。其原因就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造成世界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因此，要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在资源配置上按照习近平经济思想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保障社会再生产的均衡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因此，绿色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它不仅要满足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曾经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习近平同志也提到，“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显然，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责任。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

　　马克思曾经谈到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形成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那些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习近平同志也指出，“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现在温饱问题稳定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虽然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同样的国土面积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但是，一方面，有限的生态环境无法承载无限的人口，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要求对人口数量有所限制；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社会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一切都得服从它，它并不顾及被它摧毁的人的生存，正像地震不理会被它毁坏的房屋一样。无力掌握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必遭淘汰。”因此，要实现绿色发展，仍然需要注意计划生育，使生产和人口都能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靠自然生活。”很显然，人要全面发展就要加强对外交往。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建立起普遍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因此，开放发展是更有效率的发展，能够更有效率地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因此，开放发展不是固守由各国过去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固执于自己的劣势所形成的所谓比较优势去进行国际经济交往，而是要学习别国比较优势中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通过国力的变化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另外，开放发展也有利于“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发展。”

　　这也表明，对外开放要注意防范风险，应对挑战。对此，习近平同志提醒：“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其中，我们特别需要提防的陷阱，就是不能让技术和粮食（特别是粮食种子）掌握在别人手里，不能被别人卡脖子，被垄断。“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

　　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的物资净输出到国外，用于满足外国人的需要，而没有对等的物资输入中国来满足国人的需要，这与我们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目标不一致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一些国家限制一些中国需要的商品对华出口，反而用他们印刷的纸币大肆套购我们的物资；另一方面是一些国家没有与中国对等开放，来自这些国家的外资在中国盈利丰厚却不允许中国企业在他们本国同等投资获得盈利，从而这种盈利上的差额转化为贸易上的差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贸易顺差。因此，开放发展还需要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对等开放。

　　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他还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共享发展就是人民的发展。显然，只有人民的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阶级社会里的发展都只是极少数人的发展，人民群众始终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连最基本的需要都不能保证得到满足。

　　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这一本质必然要求“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其实，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但是，要做好这两个层面的事，只有在公有制企业里才是可能的。

　　这是因为，在私有制企业里做“蛋糕”的人与分“蛋糕”的人不仅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分“蛋糕”的人总想占有全部“蛋糕”，总是尽可能少分“蛋糕”给做“蛋糕”的人，从来不愿意在“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后者自然也没有把“蛋糕”做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这方面，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但是国内民营企业在城镇就业超过80%的情况下，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仅仅超过50%，可见，要通过对私有制企业的税收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再分配调节，用扣除了一般公共开支后的50%税收的余下部分，解决好80%城镇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问题，如果不是做不到，也是十分困难的。西方国家在没有共同富裕的情况下就已经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甚至美国也不例外，就是一个例证。因此，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得依靠纳税效率高的公有制经济。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要提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的根本原因。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文章发表时略有改动，如需引用，请以刊发正文为准。）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