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随着国际整体局势的缓和，西方国家不断变换方式和手法，意识形态斗争更曲折更复杂。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和复杂性，还要及时了解重大事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新表现，以构建意识形态领域的应对战略，形成整套能够有效应对新挑战、反对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在输出意识形态时出现了媒体攻击性增强、长期渗透与直接干预方式结合等新形式，出现了种族主义歧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等新表现，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和平演变；意识形态；对外输出
意识形态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如今，随着国际整体局势的缓和，西方国家不断变换方式和手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曲折与复杂。大时代背景不仅要求我们认识到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复杂性，还需要及时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新表现，以构建意识形态领域的应对战略，形成一整套能够有效应对新形势新挑战、反对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本文拟分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输出形式的新变化，阐述这次疫情中意识形态冲突的新表现，讨论这些新情况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并围绕上述内容提出若干建议。
一、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国家输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意识形态输出是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对于目标国的影响需要借助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媒体。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单向度的信息输出，控制了苏联的舆论，促使苏联政权瓦解。随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经济政治地位的下滑，西方国家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威胁和压力。2019年，美国将意识形态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变革和国家安全相等同，并公开声称中国是其经济、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在此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输出意识形态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意识形态渗透为主的和平演变政策转变为长期渗透与直接干预两种策略并举。
1.西方媒体的攻击性增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媒体使出浑身解数和手段向我国发起了舆论攻击战，大量负面报道我国抗击新冠肺炎事件，攻击我国政治体制。2020年2月6日，《德国之声》以《这不是冠状病毒，是“官状病毒”》为标题，声称中国治理体系不是现代治理体系，因而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在一些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仿照源自娱乐业的“人设崩塌”，编出“国设崩塌”论调，污蔑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开始“崩塌”，甚至宣称中国将无法按计划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1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公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则流向墨西哥”，美国媒体紧随政府大量散布疫情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言论。
这些案例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媒体对我国的言论攻击比以往更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更浓重，这与他们一直标榜的“客观中立地陈述他国事实”的新闻专业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还紧密配合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成为政府的传声筒甚至攻击性极强的思想武器。为了动摇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西方媒体故意忽略中国对国际疫情防控与治理的贡献，对中国进行各种污名化，抹黑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意图借此冲击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这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2.多种输出渠道联动配合
除前述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外，美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渠道还有隐藏在背后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资金和策略支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其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CIA和NED通常为冲在台前的“泛民”提供组织、策划、培训、资金和物资供应、舆论引导等一条龙服务；一些海外背景的NGO则通常以支持和资助弱势群体作为包装，频繁制造社会公平、民主、人权等议题，辅以数据、统计等貌似客观的形式呈现，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这些多样化的意识形态输出渠道相互配合、统一规划、协同作战，服务于美国称霸全球的国家战略。从这次疫情中国内一些网民被煽动情绪、跟随西方设置的议题抨击我国政体的情况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强力输出意识形态的做法是颇有成效的。
3.意识形态渗透与干预手段同时进行
我国360公司日前经过调查分析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关键领域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渗透攻击，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美国官员亲自上阵、炮制话题，公开诋毁中国经济、攻击中国体制；一些有海外背景的微博用户扮演成国内普通民众，在网络中浑水摸鱼、散发真假参半的信息，煽动网民不满与恐慌情绪，制造思想领域的混乱；国内一些被完全西化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紧随西方媒体的论调，对国内政治体制、救治模式、前线科研人员的药物研发工作进行指责和攻击，甚至利用黑客手段刺探研发疫苗的科学家的隐私、发动人身攻击。
这些现象表明，美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方式发生了新变化，除了将潜伏性和隐蔽性都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作为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步骤之外，还在突发事件中充分利用时机、制造矛盾、公开操控舆论走向、直接干预事件的发展。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疫情应对中具备的精准治理能力已让西方政府和媒体感到极大恐惧，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极端措施。
4.影视剧成为直接攻击手段之一
运用影视剧进行直接攻击是上文直接干预方式的具体体现。2020年2月20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类似。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借助西方民众熟悉的剧情引发他们对我国的恐慌与焦虑，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核心体现是控制与极度的不自由。
美国这次借助影视剧采取了更直接、更露骨的舆论攻击方式。以往美国大多借助影视剧隐蔽式的意识形态表达，即通过台词和叙事结构本身在意识形态文本中发挥效力，宣扬美国式民主、自由，体现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虽然大多数影视作品都体现了美国精神和价值观，具有传输美国意识形态的功能，但通过巧妙包装、构筑情感认同、激发共鸣点，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使观众在无形中接受与认可情感张力下隐蔽的意识形态表达。以上这种借助影视剧进行直接攻击和隐蔽式输出相结合的手段，对观众的思想产生较大影响。
二、新冠肺炎疫情中意识形态冲突的新表现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种族歧视，屡屡抨击中国的疫情应对政策、丑化或妖魔化中国形象，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更加激烈，形势更加复杂。
1.毫不掩饰的美国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2020年3月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对被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中国籍员工数量采取限制措施。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一做法体现了美国政府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从登记“外国代理人”，到列为“外国使团”，再到以限制人数为名，驱逐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暴露出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双重标准和霸权思维。
实际上，这种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体现在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前文提到的美国商务部长公开抹黑疫情应对中的中国形象、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还包括一些“负能量”错误思潮的再次沉疴泛起，如“中国病毒威胁论”“病毒武器阴谋论”“新黄祸论”“中国崩溃论”“新东亚病夫论”等论调。西方国家妄图以此煽动、挑起我国民众对国内体制的不满情绪，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和平演变战略。
2.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歧视
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由来已久，始于黑人奴隶制之时。20世纪民权运动之后，公开的种族歧视变得隐秘。但是，特朗普上任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言行，种族偏见有所抬头。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美国不时出现一些针对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现象，但是在疫情发生之初，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没有正式名称，不少海外媒体将其称为“中国肺炎”“武汉肺炎”等，由于美国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相当广泛，大量中餐馆、华人超市的生意受到影响。特朗普、蓬佩奥等政府官员更是多次公开称呼“中国病毒”“武汉冠状病毒”，毫不掩饰其种族主义歧视。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华侨也遭遇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媒体、民众的排华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华人甚至遭到暴力伤害。
这些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现象已经超越狭义上的种族主义范畴，演变成一种帝国式的种族主义。该种族主义摒弃了以生理差异作为种族划分的方法，而以文化作为种族主义的基础和支撑，其理论核心是“允许不同文化融合，或坚持它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帝国式的种族主义不但不会改变其歧视或压迫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本性，相反会寻找更多时机变本加厉。
种族主义或帝国式的种族主义是特朗普推卸疫情治理责任、祸水东引、打压中国的一张王牌，它阻碍其他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崛起，维持国际社会间的不公平关系，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因其存在历史久远，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任重道远。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冲突更加激烈
近日关于英国“群体免疫”政策的争论中存在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一些深受西方个人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念、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国内民众，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强调个人存在大于集体或国家的价值。他们按照西方的标准美化新冠肺炎疫情中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宣扬资本主义国家尊重个体价值；诬称我国的社交隔离政策和医护救治方案漠视人权，把个人存在的价值置于国家和集体的意志之下。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不同价值观对立与冲突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道德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掩盖个人主义利己、自私的本性，并将其美化成尊重个体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美好道德，还认为集体应该成为促进个体发展的条件，而不该否定个人存在、阻碍个人发展。经过包装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蛊惑了不少民众，甚至使之调转矛头攻击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将个人凌驾于国家和集体之上、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和损失的个人主义应予批判。
4.社交媒体正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主战场
2020年1月31日，印度学者在美国的平台biorxiv上发表文章，怀疑新型冠状病毒不是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工合成。本是有争议的论文，但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动庞大舆论攻势，称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还认为疫情的发生与武汉的生化实验室有关。经国内部分网络大V的有意推动和传播，该信息迅速成为微博、微信中的舆论焦点，并将泄漏病毒的责任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科研团队。尽管石正丽及其支持的网友及时予以回应和回击，但因对方策划全面周密，这场交锋依然持续很久，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此外，围绕前文提及的英国2020年3月12日实行的“群体免疫”政策、特朗普公开的种族歧视倾向等，社交网络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可以认为，目前照片墙（instagram）、脸书、微博、微信等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正成为多元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对立的新生代青年群体冲突和交锋的主战场。美国不仅通过政府对话等方式控制西方媒体的舆论，还通过资本入股、培养代言人等方式企图控制我国网络平台、操纵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牢牢占领网络这块思想阵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把握时机批判错误思潮、正确引导舆论，夺取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的话语权。
三、高度警惕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输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外输的负面影响、反共思潮的侵蚀与滥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立与冲突，使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和全面部署，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意义。这为我们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根本指向和体制保障，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从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不断创新方法与策略，抢占舆论平台，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反击和平演变策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1.思想上把激浊扬清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近现代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充分说明了防止和平演变、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如今，信息时代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广度和速度，作为当前思想传播的重要平台或渠道，自媒体、社交媒体领域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思想和多种社会思潮激荡的新场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断加深。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些负面认识很容易成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思想基础。做好错误思潮风险研判和批判，激浊扬清，是当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首要任务。
首先，及时监测并批判错误思潮和价值观。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相互勾结、形成互动，寻机制造混乱。一些歪曲新中国历史、抹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研究”“时尚元素”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一些自媒体和网络大V在国外政治力量操控或自身经济利益驱动下，热衷于传播“新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个人主义”等思想内容，充分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发表与主流媒体相悖的观点，以博取眼球。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媒体的思想观点遭到攻击与抗拒，大大降低了宣传效果，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需要采取灵活的手段，抓紧时机及时监测、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和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成立专门的网络意识形态监测、分析与应对小组，定时将国内各大舆情监测中心的软件与人工监测数据汇总，以供相关部门及时预测、分析、评估和研判。
其次，防范新民粹主义与其他思潮合流。网络技术的发展，消解了西方新民粹主义的传播限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国外的网络与社交媒体环境中，新民粹主义以反对权威、反对精英、反对政府为主要特征，具有极大蛊惑力，且与其他社会思潮有合流之势。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故意误导、激化非理性认识，煽动公共情绪，制造舆情热点，将事件推向极端，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推向负面；二是假借爱国主义之名，行煽动之实；三是展现出网络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倾向等。新民粹主义通常寻找可制造成热点的事件加以煽动，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国内需加强对此种情况的监测和研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最后，批判种族主义歧视，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歧视存在历史久远且影响根深蒂固，是导致国际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必须抓住时机，从多种渠道进行谴责与批判，并把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执行。在批判种族主义歧视的同时，一方面，要提倡正能量的民族主义，激励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使之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另一方面，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高调的、虚骄的极端民族主义会加剧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民族对立，如果民族主义情绪被少数政治精英所利用，将使民族主义与暴力和战争相关联。在国际重大突发事件中，不能片面地将所有问题的出现、解决都与国家民族情感捆绑在一起，强调“非黑即白”，这样容易被煽动极端情绪，绑架外交政策。
2.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
缓解意识形态冲突、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长期且复杂，必须具有坚实的思想和理论阵地。首先，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科体系，加强思想阵地建设。青年群体是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目标群，增强大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能够提高其面对错误言论或观念时的理性判断与分析水平。可在高校思政课程和教材中加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学内容，其他学科也应结合自身特征和优势设计与意识形态领域交叉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并将此作为必修内容。其次，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术体系，加强理论阵地建设。国内的意识形态研究一度被妖魔化，一些学者未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意义及重要性，甚至谈意识形态色变，惧怕公知的网络围攻，不愿涉入相关研究领域。目前，虽有部分学者展开相关研究，但力量仍显薄弱。需要培养一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者，并启动相关研究工作，推出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力作，增强该学科的理论基础。最后，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获取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在疫情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制造政治话语，如“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需加快我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夺取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话语体系的类型主要包括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当前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力度相对较强，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先后创设了“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体系，并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进行广泛传播，收到了良好效果。可在此基础上，加快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体系的建设，例如组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结合当前国际热点事件进行话语创新，构建真正诠释中国发展和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与媒体联动配合，使之成为主流话语。
3.抢占网络平台，做好对内对外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其一，在宣传内容上，批判错误思潮与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需同步进行。在宣传时，需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宣传重点，做好正面宣传，抨击错误言论，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内容的故事性、技术性和艺术性。其二，在宣传渠道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使用5G、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意识形态内容的个性化与精准化传播；同时，探索、开发对外传播的智能化路径和平台。其三，在宣传技巧上，网络平台、社交媒体需要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结合当前网络语境，主流媒体需不断汲取青少年群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乐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4.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网络素养
在网络环境中，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并以核裂变式速度扩散，网络上充斥着来自草根阶层的零碎信息，散布着具有确或隐晦目的的网络谣言，以及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信息。这些零碎信息、虚假信息和负面信息，大大挤占了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空间，减少了网民关注的时间。在“茧房效应”下，网民更倾向于选取自己认可的群体信息作为行为参照，自动屏蔽主流媒体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需尽快采取措施，增强国内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辨识信息、判断信息和分析信息能力，提高网络素养。
首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强政治意识。人的观念的形成不仅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还是一个被教化的过程。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大多通过意识形态教化来实现。换言之，观念的被认可度是衡量意识形态教化是否成功的标尺，而意识形态教化的成功与否又影响一个国家的存续。苏联解体的例子充分说明，如果一个国家或其中部分地区缺乏意识形态教化，这个国家或地区早晚会出现政治问题。因此，要把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作为基础，加大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评论和分析力度，使民众逐渐学会保持定力与洞见，增强或深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其次，网络素养并不是个新鲜词汇，国内外学者对网络素养已经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网络素养的提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引导和实践过程。要在相关事件报道中有意识地引导人民群众判断信息真假、分析信息价值，学会对西方错误思潮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和斗争，使其在各种思想蛊惑或干扰面前经受住考验；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网络舆情发酵中的网民暴力、群体极化的危害，提高民众的网络道德水平。
（作者简介：王晶，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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