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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下，当前资本主义大国出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本文认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等问题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国内广大民众与少数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做法。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大国金融垄断资本昔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地位遭到削弱，更加凸显了资本主义道路必将衰败的历史趋势。本文从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根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道路的危机，对当前西方大国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做一分析评判。

一、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叠加：突破经济行为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主流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我们谋划发展要面对的时代潮流。这一概念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早已产生了。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观点看，全球化或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阶段；三是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演化的阶段，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其进程具有双重性，从正面效应来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服从资本追求高额剩余价值的目的，金融垄断资本驱动的全球扩张使剥削、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弊端在全球蔓延。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状态，形成长期失业和贫困人口，民众因此而发起反全球化运动。由此看，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源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人民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大国受危机打击，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社会矛盾更加严重，促使上述反全球化又进一步深化，保护主义更加严重，民众的反抗运动持续深化。同时，资本主义大国的逆全球化突破了经济行为，而发展成为政党行为、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实施一系列逆转经济全球化的措施，排斥外来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充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主流。因而，当前背景下，反全球化问题更加复杂，其表现、性质不尽相同。

1．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严重

经济全球化进程一直伴随着这种反全球化，其分歧的焦点是开放与保护主义之争。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进行的经济退缩行为。当前明显地就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受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和增速显著放缓。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1990—2008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7%，而2009—2015年平均增长仅为3%。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国际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这种反全球化是在危机打击下企业竞争力减弱的表现，不乏中小资本经受不住危机打击而破产。

2．反失业、反贫困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更加高涨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主要是以这些国家的工会、劳联、产联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起的反对失业、反对贫困的反抗运动。1999年底，在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第五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美国工会和来自欧洲的部分工会代表第一次发起了反全球化的抗议。此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多次爆发类似的运动。其特点：（1）规模巨大，参与人数多者至上万人。（2）涉及世界区域广泛。除了上面提到第一次在西雅图的反抗运动，此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曼谷、伦敦、布拉格、汉城等城市多次爆发，遍及欧洲、亚洲、拉美、澳洲。（3）以工人和中下层民众为主体。参加反抗运动的多为失业工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等收入阶层。（4）由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组织、劳工组织发起的抗议活动。（5）反抗运动的目标是金融垄断资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困难，社会底层民众迫于失业等生活困境，再次掀起反抗运动，反对贫富分化，反对贫困，反对失业。

3．政党和政府开始拥护反全球化行为，逆全球化举措成为主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党人士的反全球化和政府行为的逆全球化举措。反全球化发展成为国家行为。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20多年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受阻，转而实施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发展态势，英国脱欧严重损害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反全球化爆发以来，国家政治势力代表、政党领袖参与进来，他们反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开放市场。高呼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口号的政治人士受到追捧。他们把反全球化作为竞选口号和纲领，以此赢得选民支持。政党人士反全球化行为、政府的逆全球化举措成为赢得政党利益，行使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4．与逆全球化潮流同时掀起了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兴起与一定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经济增长较快，但经济增长的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却不平衡。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回报率上升，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高素质劳动力与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1979—2009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美国收入的比重从8%上升到17%，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份额出现了下降。2008年危机后，由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价格大幅回升，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在金融危机严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正是“占领华尔街”等反全球化等抗议运动持续不断、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5.反移民、反难民的浪潮在欧美国家泛起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大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反移民政策包含在它们反全球化的举措中。美国特朗普就明确反对海湾七个国家的人员入境。为了赢得国内更多的选票，反移民甚至还成为一些政党竞选的口号。

从以上所述看，当前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大背景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的持续深化。当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表现，突破了经济行为，而表现为一定的政党行为和社会运动，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反全球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原本不是主流，而今天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的主流现象、主流表现。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竞选前后推出逆全球化口号，特别是欧美大国实施了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逆全球势头逾发明显。

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

1．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与阶级矛盾根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资本全球流动，以及虚拟金融资本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贫富分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集中表现为跨国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造成了分配不均。劳动与资本更加对立，资本家内部大资本与中小资本的矛盾更加尖锐，形成越来越大的失业群体和越来越多的受冲击的中小企业主，这部分社会结构人群构成反全球化的社会群体。

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原有在岗的工人失业或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同时，社会经济中资本密集度不断增加，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占有者的份额。发达国家的少数跨国垄断金融资本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绝大部分的红利，而占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下降的趋势。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资本和技术转移也对一些中小企业造成冲击甚至破产。这些失业者和破产企业主，加剧了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是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

对于跨国资本流动形成长期失业人口问题，以及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国外一些研究有所论述。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认为，经济全球化本应该是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福祉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想法从来就没有经济的证据或者理论的支持。这里面有两个错误：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被高估了，二是我们低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开放贸易带来的风险、竞争的不完美、垄断的产生，以及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等。他认为，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正是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利之处，推出了新保护主义(参见《全球化何去何从——朱民对话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环球网，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7-03/10349544.html。)。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国际贸易或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带给一个国家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不可或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Samuelson）2004年通过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国际国内影响的现状观察，认为各国并不必然从贸易中均等获益，他承认，由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全球化受益者并不会自动对受损者做出必要的补偿，那些岗位被竞争者所替代掉的美国工人，无疑承受了经济全球化的代价(Paul Samuelson,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8,No.3,2004,pp.135-146.)。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恰当的政策优先序列，从而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甚至产生向精英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收入的大分化，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是主因，而非科技或全球化(〔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00、107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金融垄断资本精英站在同一立场，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金融垄断资本，不能做出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收入调节政策。某些美国政治学家通过回顾政府决定政策因素的变化，证明过去20—30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和中产阶层变化的。例如，马丁·吉林斯（MartinGilens）等人采用计量方法，对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2,No.3,2014,pp.564-581.)。上述研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服从服务于金融资本的要求、需要。

那么，问题已经明白，民众发起反全球化的运动，实际上反对的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反对经济全球化中金融资本主导利益分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反对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管理、协调政策无效和不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问题反而加剧了。

2．社会分化、阶级阶层矛盾助推民粹主义兴起——思想根源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源于私有制的分配制度。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也是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前，长期以多元文化社会自居的西方社会被各种愤怒、仇恨和不安的情绪所笼罩，严重地削弱西方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在分配不公的驱使下，许多低收入群体对精英阶层、都市居民乃至外来族裔报以怨恨，表现出各种抵触情绪。这种种问题突破经济的逻辑，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阶级、阶层分化日趋严重。

民粹主义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思想浪潮，而曾经助推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哑然失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光环尽失，从而触发了新的世界发展思想的探索，反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国际政治学教授阿兰·卡夫鲁尼（AlanW.Cafruny）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已经让去工业化的浪潮在美国大地四处蔓延，与此相伴的，是前所未有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以及日渐衰败的社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危机(参见《美学者：民粹主义来势汹汹〓新自由主义泛滥是深层次原因》，闫勇编译，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gjgxx/201711/t20171107_3723839.shtml。)。

3．移民、难民问题反映的国际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霸权统治的根源

移民、难民问题与全球范围的社会、阶级矛盾密切相关。所谓移民和难民，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在世界搞强权政治，进行称霸的苦果。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海湾地区，首先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资源进行美元垄断，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美国等金融垄断资本插手这一地区经济、政治事务的重要砝码。欧洲英、法等大国追随美国，插手地区事务。英、美、法等大国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战争，导致这一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猖獗，战事不断，人民陷于战争苦难之中。美国等国借反恐多次发动反恐战争，导致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反过来，欧美大国拒绝这些国家的难民入境，借此打起反全球化的大旗。而问题的根源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统治和地区霸权。

英国脱欧也以反移民、反难民的借口来进行鼓噪，是金融资本统治转移公众视线，以此摆脱应对危机无力、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无法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社会分裂的做法。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并未收到良好效果，致使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而虚拟金融资本却从中得到好处，极少数金融资本富豪更加富有，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英国脱欧公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政府对人们进行误导：脱欧可以保护边境，防止移民、难民入境，可以保证人们的工作岗位。伦敦市前市长列文斯通说，人们被误导了，政府告诉你，如果我们脱欧的话，可以降低成本，可以保护边境，不用去支付欧盟会费。脱欧之后一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参见栾文莲：《欧美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持续深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因此，脱欧公投是英国政府与金融资本集团的共同利益使然。政府为应对危机找一个出口，大金融资本为自己在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势而转移公众视线。

4．政府借反全球化模糊和转移矛盾——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根源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无视或者回避阶级、阶层矛盾问题，而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打起反全球化的大旗。这模糊了人们的思想认知。同时，资本主义大国采取了一系列逆转全球化的举措，把国内广大民众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转移为本国民众与世界他国人民的矛盾；反移民政策把国际社会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

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作为一国的政府有没有把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公平地给予民众，为全体人民所享用；把更多的税收用于社会的养老、失业的补偿和就业培训，减少社会两极分化趋势，避免形成一部分长期失业人群的困难阶层。这种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更不是贸易不平衡的结果，而是政府、社会责任的缺失。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国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双方都获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存在输赢问题。如果从利益获得程度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都获得了利益，经济落后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经济虽然可以节约成本，但利用外来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却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问题在于，一国在开放条件下，能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问题，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核心问题是大多数人获益，还是小部分人占有更多的发展成果；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是极少数人占有和支配社会财富。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的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能不能、敢不敢触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实际行动方面，他们是不敢触动的，或者说也触动不了。于是，他们打起反全球化的口号。把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采取各种反转全球化的措施，不失为一种成本低廉的政治策略。特朗普在竞选总统和当政后，提出和实行了多项激进的逆全球化的政策主张。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将美国失业问题归咎为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发起对中国输美贸易调查的单边主义保护措施。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在美国与墨西哥两国边境修建隔离墙，宣布美国退出TPP，禁止海湾7个国家人员入境，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

反全球化举措还表明，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局限性，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无视面临问题的真实所在，从表面的现象出发，把反全球化的一些举措作为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的措施。不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而是片面地、仅从本国利益出发，维护自身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认识不到经济全球化中的问题是由于资本家阶级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的弊端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国内外的种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三、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

1．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力的危机

透过当前资本主义大国发生的逆全球化现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大国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发展轨迹。它首先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力的危机。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无力，陷入长期停滞，这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国家治理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几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是对金融资本有利的政策，但对整个经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复苏、结构调整的作用，从而使社会本已存在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民众反抗运动此起彼伏。这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无力。而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是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物，政府对危机治理无力助长其滋长。201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把美国社会的分歧完全暴露出来，助长了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极化。在欧洲，英国“脱欧”刺激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直接冲击欧洲一体化。可以说，政府失能、政治极化、分离主义、种族排外等政治乱象，是当前西方国家治理弱化的鲜明表现。

2．逆全球化使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位被削弱

以美英资本主义大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的举措，不仅不会阻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而会使他们自身失去全球化中昔日的主导地位。这样做的结果，不会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弱化。从美国宣布退出TPP，到退出巴黎气候治理协定，再到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将使美国的影响力遭到弱化。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G20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上的言行使西方报道本次会议的媒体颇有微词，奥地利《新闻报》2017年7月7日的报道中认为，G20峰会表明美国在关键国际问题上“边缘化”。二十国集团峰会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美国从某些世界秩序关键领域退出不再担负责任。

3.逆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实施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套全球经济制度体制，20世纪80年代美国更是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建立以虚拟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通过资本全球流动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这成为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快速下滑，庞大的金融资本为摆脱利润率下降，而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大规模的剩余资本转向金融领域和对外转移的生产方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更深层次上融合”，“推动全球化并实现其各种利益，一直是我们政策所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克林顿：《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 萧琛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危机。如今，危机爆发已经10年，尚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这说明，美国主导并维护的这一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趋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国内的阶层分裂、社会分裂严重，“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逆全球化呼声上升。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以往由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走向尾声(参见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变与前景》，《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4．逆全球化显示出资本主义道路衰退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时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剥削本性，在生产大量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近40年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追逐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产生着大量长期失业的贫困人口，产生着日益增多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群众，他们是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对立面；空壳化虚拟化的经济模式产生自身大量利益的同时，也产生国家经济体系的虚化。这些因素造成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危机，造成在世界全球事务主导地位的危机，造成其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

经济全球化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近4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总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重新配置。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总量的比重有所上升，这是生产资源在全球更有效配置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大国由于危机深化所导致的长期停滞，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占比下降，而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上升，特别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

列宁曾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两种趋势时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按照列宁的思想，第二种趋势发展得越充分，资本主义就越成熟，向新的社会转化就越充分。

四、中国要推进的建设不同于金融资本主导的新型全球化

西方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要顺应这一时代的发展要求，分析当今逆全球化的表现、根源，充分认识其影响，努力推进建设新型全球化。

1.新型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的西方大国政治经济影响力受挫，发展中国家显示了重塑世界格局的力量。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向世界贡献着解决当前困难的“中国方案”。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又指出，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兴起的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呼声，我们要努力推进建设新型全球化。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的：“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页。)

2.新型全球化提倡新发展理念，让经济全球化更加科学有序

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开放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最重要的是看它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坚持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一切封闭的、以邻为壑的处世之道都必然被时代发展所摒弃。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能以自身的发展引领世界的发展，这是被中国发展经验所证实的真理。

中国在参与、受益、贡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贯穿着和平、共享、共赢的方针。提出互利共赢、合作共赢战略，就是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国际合作的各个方面。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互惠合作，共同谋划利益和福祉，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提出并共同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要努力推动所有国家都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不因差异而受到排斥。实现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上充分照顾弱小国家和群体，实现共同发展。追逐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压榨和对自然力的索取几近极限，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当今世界，摆在面前的最大命题就是推进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生机与活力。

3．新型全球化是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

包容体现了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减少贫富差距的普遍愿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各国应加强对资本的约束，重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减小贫富差距。要倡导包容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精神。要尊重各国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归根结底是要共享。共享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这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各国人民奋斗的基本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要坚持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努力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让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让各个阶层的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4．团结合作，挖掘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能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突出困境——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中国提出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协同联动，打造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发展理念、方式的创新，政策手段的创新。中国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化的局面，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动力，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业态，发展以互联网、新智能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为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之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5．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变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大，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是大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抓住机遇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多领域的合作与治理，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了贡献。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领峰会形成一系列开创性、机制性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增长提供动能，为合作筑牢根基的目标。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

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变。对于我们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中的矛盾：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垄断了大部利益，没有兼顾好社会底层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的社会责任，保障劳工权利。要加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范和引导，加强对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在2016年G20峰会通过的关于全球多边投资指导原则的文件，2017年G20峰会继续坚持，说明主要国家就推动全球投资规则谈判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关键要监督协调落实好以下几个规则：约束跨国公司合规经营的法律法规；规范跨国公司合理纳税；强调跨国公司发展中的社会责任等。这些将有益于平衡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利益，制衡利益失衡触发的矛盾。关键还是要监督运用这些规则。

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虽然目前是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行为，然而它只是一个局部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总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我们要在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坚持开放，抵制保护主义，开创各国互利共赢的新局面。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把全球经济增长的优势更多发挥出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

参考文献:

[1]庞仁芝：《当代资本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

[3]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4]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变与前景》，《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5]闫磊：《警惕“逆全球化”冲击世界经济》，《经济参考报》2016年12月9日。

[6]郭强：《逆全球化：资本主义最新动向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7]吴易风：《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与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