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与列宁从一开始就号召坚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统一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一个很好的体现。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一些人不断对这个决议进行歪曲和抹黑，认为该决议是俄共党内派别斗争的产物，是列宁打击反对派、维护一党制的手段，是列宁“专制思想”的体现。这样的认识既不符合列宁的思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应当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弄清楚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俄共（布）党内的实际情况，正确解读列宁起草《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真正目的和意图，批驳对这个决议以及列宁思想的歪曲和抹黑。
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在当时就有一些人攻击、指责《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一种污蔑，是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对此，列宁明确指出:这不符合事实，决议是“号召统一”，（《列宁全集》第4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争取大多数，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决议一方面指出，党内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肯定了这些派别倾向对党的合理批评和建议。例如承认“工人反对派”的功劳，肯定了他们的一些言论和意见。列宁表示，对于他们提出的“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同上，第82页）由此可以看到，俄共（布）承认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予以解决，因此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只是作了理论上和原则上的指示，丝毫不带诘难或打击色彩。
列宁使用“倾向”这个词表述党内的意见分歧，并表示如果不赞同“倾向”这个词而能找到更缓和的用词，也可以换掉。但是，无论用什么词，都不能无视当时党内的错误倾向、意见分歧对党造成分裂的危险的存在。对于这些倾向，必须加以纠正。同时，党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允许这些集团的同志参加主席团的选举，欢迎他们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党对他们持同志式的信任，代表大会选举了“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四位成员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这些人提出辞职要求时，代表大会号召他们服从党的纪律，责成他们继续担任党委托给他们的职务，不接受任何同志的辞职。这表现了党对他们采取了信任的、争取的态度。列宁深深懂得，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时期，如果党不能实现统一，一切都将是妄谈。党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同心协力地前进。但是，个别集团的代表们并没有认识到派别倾向及其活动的危害，肆意宣传同共产党员身份不相符的理论观点。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削弱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敌人必然会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路线的倾向，加深党的分裂，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党分裂的危害是巨大的。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资产阶级期待着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是党面临的政治上的危险。
列宁对党内的意见分歧保持开放的、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他告诫党的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在会外对工人们乱讲是有差别的”，（同上，第99页）“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同上，第94页）党内的同志如果认为中央委员会在理论上错了，可以出版文集来讨论；如果有新的意见要表达，也可以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但是，在当时的严重关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必须团结一致，不能妨碍党的政治工作，“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同上，第92页）党内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和批评，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形成的集团去讨论。
但是，“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显露出了明显背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他们从痛斥党内的官僚主义，走向了要求实行不加限制、不要集中的民主。他们从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走向了力图成为某种与党相对独立的政治组织。随着分歧的加深，他们公开散发小册子、召开独立会议等，公开反对列宁路线。显然，这已经不再是“党内辩论”了，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还在行动上对党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党面临被分裂的危险。列宁对当时的意见分歧的分析是：当前的意见分歧有引起党分裂的危险，党必须如实地说出这种危险，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可能发生的分裂。他表达了坚决的态度：“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同上，第91页）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相信，结束意见分歧达到高度的统一，党就会更加巩固、更加一致、更加精诚团结。在列宁领导下，党在思想和行动上实现了统一，为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巩固党的领导
在如何对待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方面，一些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比如，“工人反对派”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同上，第34页）这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列宁批评了这一论调的错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甚至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斥责的工团主义倾向。“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这种认识既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也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南辕北辙。十月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只有共产党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同上，第85页）
“工人反对派”拒绝党对工会的领导，企图使工会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来管理经济。他们提出“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和架空了。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在理论上违背了共产主义。他们片面地高谈民主，反对集中，却走向了对党的领导的质疑和否定；他们企图用极端民主化来医治官僚主义等弊病，却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没有不同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一错误认识。这些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也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的违背，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同上，第87页）这样只会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
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列宁选集》第3卷第131—1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经济和政治，这是革命的经验，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必须有集中统一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谈不上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
三、保障最迫切的经济建设任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一直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在连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进行了国内战争，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人民深感疲惫和绝望。到1921年，国内经济情况异常困难，2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更使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现实各种困难与危机形势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迅速恢复和发展陷于困境之中的国家经济，以缓解广大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指出，对处在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重任的党来说，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辩论和争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同上，第11页）党内一些人不顾大局，挑起一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一种十分轻率的错误行为，大大转移了党对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妨碍了党集中精力去完成最主要、最迫切的经济恢复任务，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动摇苏维埃政权，党迫切的任务是要用全部力量来解决转向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在此关头，党内不应该纠缠于并非大是大非的理论倾向问题，必须结束这方面的争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仅要有高度的团结、定力和纪律，同时，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实现自身在专政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但是，党内一些人对党面临的现实任务及党的政策转变存在曲解、误解和不理解。比如，“工人反对派”反对党领导经济建设，认为党对经济建设是外行，领导经济建设不是党的任务。他们从“左”的方面反对新经济政策，竭力反对列宁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阻挠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他们主张直接过渡到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实行共产主义，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应当继续实行，要求实行“毫不妥协的政策”，“迅速地向共产主义兼程前进”。他们认识不到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必要性，认为新经济政策既是对工人利益的背叛，也是对西欧革命的阻挠。无休止的争论严重干扰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影响了党对当时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的领导。列宁深刻指出，党内一些人不顾面临的紧张形势和党的处境困难而挑起争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同上，第87页）争论变得极其危险，已经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肩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建设国家的双重历史重任，党内必须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统一意志，齐心协力推进党经济建设的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1921年春天，在苏维埃政权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同上，第92页）列宁领导全党批判了党内错误观点、错误理论，解决了党内的意见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巩固了党的领导，保障和推动了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列宁还一再告诫全党，新经济政策是“空前困难的退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道路，这就对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一时期，相比在革命战争最危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更应当保持坚定的信念、统一的思想以及钢铁般的意志和纪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红旗文稿》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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