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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西方重要政治家、学者等具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对不同制度与民主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思潮的这些新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对增强我国的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于不同制度观点的新变化

美国杜克大学布鲁斯·W·詹特森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史蒂芬·韦伯教授在《美国的硬推销》一文中指出，过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一是和平比战争好；二是霸权比均衡好；三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四是民主比专制好；五是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好。但这五大理念不再像过去一样掷地有声、引领潮流，世界政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公开讨论的议题，并强调除和平比战争好外，其余四大理念都在发生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反思不断增加。美国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既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检验，而只是“一直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教条”。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有害作用，他说：一方面，它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追求私利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它为监管者和决策者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解除或放松监管会促进私人部门繁荣，使大家都能从中获益。克鲁格曼教授对“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上世纪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口号，但现在“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萨缪尔森指责“那些完全指望市场力量的人”，并力主政府应干预经济：既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企业进行规范”，又要在宏观经济领域“稳定经济”。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认为，此次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无法适应我们的世界了”，“仅仅对资本主义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为加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即为什么如今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再适应现在的世界？”

关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论断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学者对西式民主质疑声日渐增多。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认为，目前的危机让全世界“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与此同时，众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趣日浓，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如在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而且悠久的中国文化能够支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并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巩固做出贡献。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强调，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中国要积极努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是要走自己的路，价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他强调“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对于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有西方学者指出，“在鲜为人知的选举试点村中，中国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制赋予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政治权利，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

两点启示

第一，准确把握西方政治思潮的新变化，抓住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从西方政治思潮新变化看，西方学者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但由于自身立场的局限性，以及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西方政治领域并没有真正地跨入一个新时代。

实际上，西方政治思潮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有它的软肋。文化决定着人对自身的描述和期许，也决定着人们所持有的形而上学信念。西方“民主”等等作为其文化价值观的招牌字眼似乎具有天经地义的正确性，思想领域不知不觉地悬挂着一道无形禁令：“思维到此为止，禁止深入”。从禁令出发意味着西方学者的思维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思维不具有与现实交手的力量，充其量是大批量生产伪善的烟雾弹，以巩固自身的软实力。其实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们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局限性，把民主固定化，奉为神明就犯了主体形而上学的错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的增进，而对新知识的掌握往往是一个由少数到多数的过程，如果多数压制了少数的个性，也就扼杀了社会的创造性，不利于知识的增进。

总之，当今西方关于不同制度与民主的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的思想创新和提升软实力、增强话语权提供了机遇。

第二，提升我国软实力必须转变思维方式。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热点问题，我国对此也多有译介。然而，毋庸讳言，由于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只挖掘了一些表面材料，大多停留在从道义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直接或间接地得出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表面看来，这种思路站在了社会主义立场上，无论政治上还是道义上似乎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种思路有些问题，其一，它没有遵循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用旧理论框架剪裁事实的结果。国外学者和政要确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批评，揭露了许多不平等的事实，但这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综合地整理和分析国外学者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们反思的重点不在于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贫富不均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不必然会指向社会主义。其二，这种思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已经固定化的东西，而是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是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的结果，有许多问题显然需要深入探讨，只有用开放的思路才能进一步完善它，而用教条的思路去框定它只能损害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略了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反思深层的、有意义的内涵，那么我们便不能够真正地把握他们的思想以提升我们的话语权。话语是靠深刻性而取胜的，浅层次话语说得再多也会被人不屑一顾，只能暴露出自身的狭隘和肤浅。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理论制高点与国外对话，那么增强我国际话语权、提升我软实力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一纸空谈。

简言之，提升我国软实力绝不能采取简单否定资本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思路，而必须首先掌握西方学者据以提出问题的思想文化基础，站在理论制高点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