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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组: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报告（2013）
序 言
苏联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在世界范围内一度盛行。而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爆发，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人们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过去一段时间，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思潮。“什么制度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在拉美、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西方国家相继兴起了一股“新社会主义”思潮。各种“新社会主义”普遍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实现途径的多样化、社会基础的广泛化、斗争方式的合法化、价值追求的公正化等。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潮虽与传统社会主义明显不同，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得自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原本显得有些孤独的社会运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事实依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强大魅力。与中国有着相似国情的越南，以及在苏东解体后依然坚强存在的古巴、老挝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飘进了世人的视野。尽管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这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甚至差距还很大，然而，面对整个世界普遍陷入金融危机的一片萧条，这些国家的经济却稳步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目前国外主要社会主义流派及其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思潮产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流派。自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成为主流之后，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也没有销声匿迹，仍存在并发展着。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相继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等。尽管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都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缺陷，而且许多社会主义流派都对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排斥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但它们也提出过许多积极合理的思想观点，在它们的理论主张中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的需要，声称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价值，是某些基本原则或基本价值的实现，坚持把“自由、民主、公正、互助”等伦理道德原则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一个社会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上，它主张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等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社会改良、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私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工人参与管理和社会福利政策。冷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对自身的价值观念、理论纲领等又作了较大的调整。首先在价值目标上，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追求，突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第二，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混合经济，淡化所有制问题，强调市场机制和竞争的作用。第三，推行社会改革，淡化意识形态之争。这方面的主张有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提出“新治理”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有目的地削减一些福利开支，改变原有的福利模式，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把部分福利投资转为人力资本投资。
市场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之一，是对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潮和运动的总称。在不同的时期，产生过很多内容不一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和运用市场机制，市场为计划服务。经过不断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者普遍主张要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只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才依靠政府调节。“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又纷纷提出了自己倡导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新模式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容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经济学家韦斯科夫“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要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的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机制。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主张由真正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定价，以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精心设计和改造的证券制度来保证公民在间接占有产权和分配企业利润上的机会平等。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生态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从整体尤其是生态的角度进行重新定义，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协调一致。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按照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变革，建立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注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生产和分配实现全面正义的“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政治、生态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以工人自治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主张建立以丰富全面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兼顾自然和谐统一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文化。
2.西方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西方国家主要是各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围绕本国国情来探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美国共产党提出要在美国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权利法案》社会主义。美国共产党的《权利法案》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劳动人民掌握政治权力，对工厂、农场等重要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银行将实行公有制，即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但小型私有企业的生存权利并不会被剥夺，私宅、私车等个人财产的归属权也将不变。
第二，政府负责制定覆盖全社会经济、有绝大多数人民参与其中的计划。这可使众人的利益协调，避免由剥削导致的冲突及不必要的竞争。同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政策能够推动生产提高、促进科技进步、加强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但在社会主义计划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也不可忽视市场反馈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体现的理性精神将使中央计划与市场反馈实现最佳结合。
第三，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它建立在全面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之上。工会能在工人的劳动与收入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且在加强安全、健康保障措施及防止出现增产不增资现象等方面发挥作用。
法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目标，指出要在法国创造和实现使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在广大民众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以公平、民主、利益分享、联合等为特征的社会制度。
英国共产党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英国从根本上说将是一个个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视民主的社会。在经济上，英共认为公有制是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并实行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英共主张要在资本主义所发展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发扬民主，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的“工人阶级的执政论”，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论”，即采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3.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总体动向和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创新。越南共产党认为本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把革新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本国正处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阶段，将加速经济发展、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古巴从1993年起开始经济调整和改革，并强调改革的目的是改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朝鲜劳动党提出“主体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先军政治”的最高理念，强调从新的高度出发探索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成绩较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在新时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浪潮的侵袭，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防止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了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继续深化对改革发展问题的探讨，以积极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2010-2011年，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具有历史风向标意义的全国党代会，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对一些重要理论观点进行了改动，包括：重新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新标准、完善了胡志明思想并肯定其指导地位和作用、提出关于发展的理念、重申越南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指明越南社会主义的中长期目标和发展方向等。在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增补草案）中，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目前，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所处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改革发展的程度不一，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继续改革创新，就能迎接各种挑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建设大业。
第一部分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与现实
什么力量撬动了越南革新的步伐？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直到1975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先后战胜法国和美国殖民统治，解放了南方，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原有经济体制陷入困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在全国统一以前，越南北方于1954年获得解放，从那时起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对民族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旨在迅速建立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1974年，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7.7%，占农业总产值的69%，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有少量的个体形式散落在一些地方。1975年，南方获得解放后，随即发动了一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1976年召开的越共四大做出决定，五年内南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大批人口被赶到条件艰苦的“新经济区”，大部分工厂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丢荒，商业凋零，西贡（1976年改名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被全面破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等上百万人逃往国外。
越共四大还继续保持战争时期的思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使得原来主要靠外援的很多大规模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后续物资而成了烂尾工程，工厂开工不足而纷纷关门倒闭。尽管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素有“世界两大谷筐”之称，但生产的粮食却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
2.农业和工业领域基层萌动变革，闯关成功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偷偷寻求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自发性地偷偷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当事情被发现后，主管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长征不公开地组成考察团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央。对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怀疑、犹豫，有人则不知所措。但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会主义管理原则。为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反对、怀疑转向认可、接受。最后，中央认为海防的做法值得肯定。于是，1979年9月，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认可了以永富省为代表的基层自发改革，会议决定，推行以促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物资生产为中心，以物资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政策”。因此，四届六中全会被誉为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开启了越南经济改革的探索之门。
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给农民、企业和非国营经济放权、松绑。农业方面，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布第100号指示，允许农民以个人和劳动组的形式对农产品进行承包，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00号承包指示。当时，把产品承包到劳动者个人的方式限制于：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的社员，社员通常只承包三个环节：耕地、管理、收割，而在其他五个环节中进行合作。如果最后收割的产品超出了承包额，社员就可以自己享有。书记处的100号指示依然维持合作社的集体所有、组织生产和管理。1988年4月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后，颁布了《关于革新农业经济管理的决议》（简称10号决议），确认了合作社作为自主、自管的经济单位，以农户家庭社员为单位从合作社进行承包。在落实10号决议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业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选择胡志明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进行生产，之后将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然而，阮文灵这一思路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推行的方针政策相背离，1981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但阮文灵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私下请长征到胡志明市参观考察。长征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之后阮文灵再次得以重用。1981年，越南政府颁发了第25号决定，允许把经营自主权下放到企业，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完成中央的指令性生产的产品、企业间自主性经营产品、可在自由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上述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大大地激发了农业和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1981-1985年，某些国民经济指标开始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
3.流通和分配领域联动改革失败，经济陷入混乱
除了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尝试以外，越南还尝试对流通和分配领域进行改革。隆安省在改进分配流通方面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从1981年开始，该省制定了按照协商价格进行买卖的政策，代替此前按照国家定价标准进行买卖的政策，废除了按票证供应的制度。该省在本地市场实行了“高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做法。隆安省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生产资料除了按国家供给的较低价格购买以外，还有一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二者的差价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为了防止粮食价格出现暴涨暴跌，保留了干部员工和部队武装人员的粮食购买证。这种补贴机制让国家财政难以为继。1985年6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决定，进行第二次价格-工资-货币政策改革。价格方面，商品价格从双轨制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对全部商品价格进行重新定价。工资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价格为基准，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货币方面，从1985年9月起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以1000个旧币兑换1个新币。
上述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震动。1985年，通货膨胀率飞速上涨到191%,1986年更是飞升到775%。最后，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宣告失败，负责货币改革的政府副总理和其他官员受到撤职等纪律处分。越南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4.外交备受孤立，经济被封锁
除了国内出现了上述各种严峻的挑战外，越南的国际形势也极其严峻。
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战争时期，获得了中苏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统一后不久，由于黎笋执行反华路线，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越南还在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其他国家也逐渐停止了援助，只有苏联每年不到20亿美元的援助，也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越南进行封锁和严厉的经济制裁。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1979年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了8.7%），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经济生产基础还未建立而又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越南人民生活比抗美战争时期还要艰难。
5.外部改革风云波及，促越南领导层内思变革
在越南陷入困境的同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波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苏联则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组”、“改革”、“革新”等概念；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也启动了短暂的改革进程。尽管此时越南与中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间接途径对越南产生了触动。除此之外，东亚地区的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其他东南亚国家通过发展出口加工模式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这些来自外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越南，触动了越南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神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变革的思考。
6.最高领导的更换给越南革新带来重要契机
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8月，长征组织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按照新观点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此次会议指出，时代发展要求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于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是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长征着手改变黎笋的路线，重新组织撰写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草案。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这被认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开始的标志。
在越共六大上，长征主动退出总书记职位，把阮文灵推上了越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任期轮换制的先河。阮文灵上任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调整人事、调整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
因此，越南学者把阮文灵喻为越南的邓小平，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杨富协教授认为：越共前书记长征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总设计师。在越共“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尊重商品经济、竞争规律、价值规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
笔者为此特向长征的孙子、现任越南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邓春清求证。邓春清说：“杨富协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越共六大报告在前任总书记黎笋去世前就已经起草完毕，但其去世后，长征主持中央工作，对六大报告起草内容做了全面的调整，扭转了整个方向，这才使六大开启了革新的总步伐。”长征在六大上的全力引退，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轮换制度的先河，并且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想，从而奠定了越南的政治革新的基础。尽管谁是革新的总设计师看法不尽相同，但领导人的更替，长征和阮文灵等有改革魄力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可以说是越南革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成就与不足
（一）成就方面：
1.确立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经济领域，越南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从而使得越南革新的大方向有了法律依据。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了根本的革新，实行了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交叉、混合的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从对市场经济活动以行政性命令进行直接的干预，转变为通过法律、政策、战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来管理。
其次，在政治方面确立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制度建设方向。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政治体制已经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所谓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包括以下的要素：（1）国家尊重法律，遵守宪法和各部法律；（2）明确规定法权国家系统各部分的关系及职能；（3）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是国家权力统一，立法、司法和行法机关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和监督；（4）国家重视、保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人权）；（5）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遵守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并保证其在国内的实施；（6）法权国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定向的经济体制；（7）法权国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越南进行了行政改革、国会的改革、司法改革和党的自我革新等几个方面的政治系统革新。在实践中，上述政治系统改革也卓有成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继续得以巩固。
2.国家综合实力增强
经济活力增强，政治民主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20多年来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认为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建设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但纵观过去25年来的革新，越南经济结构逐渐转为合理，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从革新开始时期农业占绝对比例，到近几年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比例大约为20%：40%：40%。革新25年来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6.5%，其中2001-2010年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达到7.2%。2008年，越南人均GDP从1986年的不到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500多美元，2008年就已经从一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跃升为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遭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但GDP增长率最低也保持在5%以上，呈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
在政治方面，越共十大以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不断得到加强。在选举、信息公开、质询制度等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因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国会和越南祖国统一阵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处理好党政关系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国会已经被认为甩掉了“橡皮图章”的帽子，不再是举手表决机器。公民社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监督，对防治贪污腐败和揭露社会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共着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反腐败。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解决当前腐败问题总体思路和要求。这项工作率先从越共中央政治局开始逐级展开，以单位和个人方式开展总结和自我检讨。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在2012年10月初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大会上承认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请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处分。尽管中央最终并未做出处分，但这些举措，引起了越南国内百姓的高度关注，得到群众首肯。2012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法》(修正案)，该法律规定越南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从而使得国家公职人员财产和收入申报开始变得更加严肃和有法可依。群众期望该法律能够对解决被称为越南“国难”的腐败问题产生良好的效果。尽管有人表示质疑，但越共政治改革的决心普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正面反映，甚至有人认为越南走到了中国之前去了。
在外交方面，革新以来，越南逐渐改变其一边倒的对外路线，按照多样化、全方位的原则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而主动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越南已经从革新前一个封闭和被封锁的国家，到目前已经与19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或经贸关系，越南在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越南外交的拓展对其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近几年接近160%；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外资已占其全部投资总额20%以上，外贸出口和GDP贡献率达到18%左右，有效缓解了越南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
在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越南的革新成果是突出的。越南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5年越南在校学生2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越南的人口识字率超过了95%。2010年，越南大学和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为180万人，预计2015年将达到300万人，到2020年达到450万人。
在科技普及方面，越南是东南亚地区因特网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过去几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2%。2010年，因特网服务要普及到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和高中，所有的高中学生都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100人中有8.4个因特网用户，其中30%是宽带。使用因特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40%，每100人有电脑10-15台。
在医疗方面，越南致力于建立基层医疗网，以保证边远地区群众享受各种必需的医疗服务。目前，所有的乡有固定的医疗站。据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越南人均寿命达到了74岁。越南的贫困率也逐年下降，2010年贫困户已经下降到10%以下。
3.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
越共十一大在总结革新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补充和发展草案）里，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实际上，越共十届十中全会已提出了今后越南革新的总体方向，即：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目标是建成“有效力、有效果、有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经济上，要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有效使用各种资源；文化上，要全面发展本民族文化，使之成为“社会精神的根本”；社会建设上，要“建设民主、共识的社会”，强调共同主义、社会公平、民主和文明，关注低收入群体，尤其要注重民族团结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越南继续要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主权完整，保证政治安定和社会有序，并扩大对外关系，努力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总体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国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二）不足：
1.经济、政治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存在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方面，越南政府为了迅速摆脱欠发达状态，跟上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革新速度优先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对于越南迅速增加财富改善人民急需的物资需求有明显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后患，包括资源浪费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等。并且，为了保持高增长，越南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建设物资，而国内产品出口所获外汇远远赶不上进口所需，因而连年出现贸易逆差，外汇缺口严重，进而影响了本国货币的估值，导致本币贬值严重，汇率不稳，宏观经济失衡。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越南为了准备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与国际接轨，加大了开放和融入国际的步伐。2006年入世前后，越南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越南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越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全年接近23%，年中8月份曾经高达28%以上，引起了国内恐慌和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担心其将引发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越南政府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取得了一定短期效果，并借助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导致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缓解了越南的通胀形势，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越南的经济问题并未因此而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2008年至今，越南的物价指数依旧不见稳定，2012年尽管实现了CPI涨幅控制在10%之内的目标，全年CPI实际涨幅为6.8%，但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通货膨胀依然是威胁2013年越南宏观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越南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越南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按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但同时继续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即“又快又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思路能否奏效，目前尚有待观察。
在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尽管越南长期坚持行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办事效率低、效果差、政策变动多、前后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近几年来越南加快民主政治改革步伐，对重大事项需要通过民主征求意见方式加以表决，因此越南政府制定的一些长远战略性规划项目，如高速铁路的修建，因短时间难以让群众见到成效而最终被国会通过投票方式否决。此外，为了刺激投资和吸收外来资金，越南政府长期以来实行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企业税率低且很多项目实行了税费减免，加上征收环节漏洞百出，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国家税收实际上不少是流进了主管官员的私人腰包，尽管这一政策似乎有助于“藏富于民”，但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的大项目如基础设施等却因国库亏空而得不到建设，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在党的建设方面，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党内风气日渐蜕化，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削减了越南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甚至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腐败问题这一“国难”长期难以消除。为此，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再次敲响了反腐重锤。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指出：“党内不少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退化，严重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当前一个全局性的和最紧迫的问题。”可见，越共认为腐败问题已对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特征
1.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进程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革新经历了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在革新前，一些地方的农民偷偷地进行产品承包、家庭承包（当时被称为“黑承包”、“偷承包”），直到后来通过书记处的100号指示正式承认了其合法性。而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为了破除生产的约束，越共中央政治局推出了在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10号决议。可见，在农业方面，100号指示和10号决议的出台，不仅是党的新思维的结果，而且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而在工业领域，其改革也是发自于胡志明市的一些工厂的自发性计划外生产，最后推动了政府25号文件的出台。隆安省的价格工资的自发性改革，也为此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性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此同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领导集体和领导人个人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长征和阮文灵个人对于确定越南革新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据杨富协介绍，在六大召开前些年，长征看到国家日益困难，于是用很多时间广泛听取了学者们的意见，并且亲自下到地方和基层进行考察。作为总书记和越南一流的理论家，长征总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深刻把握本国和世界的形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形成了党关于革新的路线、主张的基础。
总之，越南的改革进程，是把群众的创见与党的主张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1986年六大之后，每次党代会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推动革新事业，从而使得越南革新进程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越南革新的进程是单向的，改革没有回头路。自从六大以后，对于改革问题，越南依然有很多争论，但争论的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越南党和群众对于越南革新的作用，用杨富协的话来说，就是：“革新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
2.这是一场渐进式的全面综合的体制改革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而有侧重点的革新，符合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情况，是逐步而有序进行的。越南的革新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进行，但是，革新并非同时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同步进行。革新以经济革新为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在革新过程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建设和整顿党是关键，并与不断提高文化素质——社会精神的基石结合起来。以上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保证国家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越南革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呈现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越共六大报告主张：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1988年5月政治局13号决议提出了“增友减敌”、在尊重独立、主权、互利的原则上实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七大报告提出：越南希望成为世界群体中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八大报告强调：对外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社会。1997年12月召开的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挥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率、提高自力自强的意志，在融入国际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特色，多样化、多方化发展对外关系，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融入国际和进行国际合作。越共九大报告指出：越南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共十大报告提出：越南要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同时在其他各个领域扩大国际合作。越共十一大报告继续强调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国际事务中，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越南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心。
总之，越南革新并非同时全面铺开，而是有重心、有重点地经过精心规划，有步骤地逐一推进。
3.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越南始终强调，革新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1989年越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越南的革新必须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2006年越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革新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更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 2011年越共十一大在修改补充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再次强调：“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工业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越共十一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体制，它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又受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指导和支配。”
同样，在政治系统革新方面，越共十一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
第二部分 国际视野中的越南社会主义
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
在越南革新之初，西方学者对越南经济走向表示了怀疑。澳大利亚学者梅兰妮·贝雷斯德福1993年发表了《越南经济：对亚洲社会主义的改良还是彻底变革？》，对越南的经济走向提出了疑问。该作者提出：“我们很难将越南的经济‘自由化’与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对比……我们不清楚它是正向资本主义过渡呢，还是它的改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会抵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越南革新政策的延续，西方投资者逐渐对这个被称为投资处女地的市场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
目前，越南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数据来看，无论是从援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是从分配给亚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来说，越南从1993年起都一直是世界各国和主要国际机构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受援国。法国学者拉维涅发现，援助机构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对越南的关注与希望来自于一种对越南的感情上的偏爱，“这种偏爱说不清是对勤奋努力、饱经战乱的国家的同情？是某种内疚感？还是因为越南是联系中国和东盟的环节这一重要战略意义？”法国学者的分析，反映了曾经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国家对越南怀有的一种特殊心态。
尽管越南战争给美国留下的痛楚的记忆很难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但这种痛苦的记忆也难以抵挡得住越南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吸引力。随着美国重新布局新的亚洲，越南再次成为美国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尤其是自2000年实现越美贸易正常化以来，美国对越南的投资飞速增长，2009年成为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投资额接近越南当年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美国还成为了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2006年越共十大做出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战略布局下，西方对越南市场的犹豫突然一扫而光，出现急剧转变。2006年底，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吸收外资出现了井喷似增长，2007年的外资协议金额从上一年的100多亿美元陡增到640多亿美元！大量外资快速涌入越南市场。然而，这种爆发性的增长几乎把越南经济体系摧毁！直接结果就是因为投资过热而无法消化，导致了2008年越南通胀率急剧上升，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
然后，最近几个月，投资者的注意力似乎又开始转回到了越南。根据越南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越南共吸引外资协议金额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日本以47.4亿美元的协议额居资金来源国首位，位居其次的是新加坡和韩国，协议金额分别为39.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与过去几年的数据相比，越南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增量不少。除日韩企业外，一些英美公司近期也跃跃欲试。外资似乎对这个市场充满期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投资者对越南市场潜力充满想象；二是越南政府持续采取积极外资政策。2012年，越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40美元，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投资需求旺盛。越南目前有9000多万人口，其中1700万人口在10-17岁之间，未来10年每年将新增170万消费者。人口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对娱乐、电子和信息产品等旺盛的消费需求，这使得投资者对越南的市场潜力产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为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对外资一向采取积极的态度，采取了包括低税收、低门槛、提供便利等刺激措施。2005年，越南以《投资法》代替了此前的《外国投资法》，内外资享有同等待遇。越南还准备对《企业法》进行修订，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行政手续。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行谈判。参加TPP意味着越南将放开对外资的监管，进一步降低电信、金融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因此，外国投资者对越南未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充满了期待。
中国的好学生
英国《经济学家》曾提出“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的观点，认为越南的革新在很多方面效仿了中国的做法，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有文章认为，越南在克服战争、国家分裂、贫困和孤立并在现代化上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世界银行曾经给予越南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贡献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取得了“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2011年11月4日，世界银行驻越办事处召开了有关越南与世行合作会议，世行副行长亚当斯（James Adams）再次高度评价越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落实扶贫目标方面。2012年，在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 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HPI）上，越南全球幸福指数排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
2012年2月23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对越南经济革新以来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典范，即使在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它的增长依旧没有停止；新世纪以来，越南延续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年均增长7.2%，增速仅次于中国。
腐败是国企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堀江正人于2005年考察了越南的国有企业，认为越南经济在取得高增长的反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如何整顿社会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除了极小部分的大企业，大部分是财务有问题的企业。而IMF指出，越南的国有企业有一半是“亏损或勉强盈余”。因此，对越南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说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而2010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Vinashin）巨额亏损事件，更是把国有企业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批评者认为，过去几年来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大量占据和耗费国家资源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因此建议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
英国广播公司转载了2010年9月2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美国记者詹姆斯（James Hookway）和帕特里克（Patrick Barta）撰写的有关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巨额亏损暴露出来的越南国有企业的问题的报道。文章批评说：越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私人小型企业，依赖于国外投资者大量投资于纺织品服装和电子行业，然而目前有约三分之一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越南国有公司手中。报道说，除了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出现接近8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外，不少国有大型集团也面临困难，而与政治关系密切是导致这一公司面临垮台的一个原因。报道认为，2006年上台以来，阮晋勇希望迅速使越南的国有集团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并把过多的权力下放给国有企业总经理，这是导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事件的主要原因。
然而法国学者拉维涅却看到在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拉维涅说，由于越南对贸易和资本流动长期加以控制，因而千方百计通过加强对进口的限制抑制亚洲危机的冲击。而且，一再拖延的国有部门革新使得越南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信贷得以保全。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危机时越南和其他南亚国家相比下降趋势较缓而持续时间较长。
政权面临多重挑战
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学者卡莱尔·泰耶（Carlyle A. Thayer）是西方国家研究越南问题的一个重要学者。他在2010年发表的《越南的政治合法性：挑战与回应》一文中提出：自1986年以来，越南的一党制国一直在转型的过程中，从“硬独裁”（hard authoritarian）转向“软威权”（soft authoritarian）国家。作者认为，当前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把越南从“用法律来管理国家”变成“具有法律制度依据的国家”。该作者认为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目前基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实践和政治改革。越南共产党通过实践的合法性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强调胡志明领导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取得的胜利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自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社会摆脱了危机，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下降，同时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1995年后，随着美国解除对越南的封锁，越南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成为WTO成员，并且担任了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主席等。然而，越南共产党当前依然面临如何成为法权国家的挑战。
泰耶列举了自革新以来越南政治受到来自六个不同群体的挑战，即南方抗战时期的退伍老兵、共产党党内不同政见者、党外精英、农民、退休高级将领以及民运积极分子等。其中，党内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教条地遵守过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他们要求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其他可能更符合越南情况的指导思想。他们中的有的人则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融合，否则将产生新的资本家集团；有的人提出建立“越南的商品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还有人批评越南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步骤，认为经济改革不应优先于政治改革，而是二者同时进行；有人还提出由于越南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腐败和退化，导致了越南经济社会的危机， 因此建议改革党的机构和领导体制，实行多党制，建立一种融合了旧政权的支持者的新的统一阵线。他们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导致党内民主缺失，滋生了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等现象，因此需要以新的民族大联盟政府来代替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提出越南共产党应遵从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政府的干预等。
总之，这些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党和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彻底地改变，代之以一个政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外精英们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领导人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以保证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和公民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成政治联盟的自由等等。
韩国学者李汉宇也观察到了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动向，他对越共十一大通过的文件、人事变动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本届大会通过的文件内容依然是社会主义体制改良与改革相折中相妥协的产物，越共十一大只不过是确认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政策的大会，无论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人事变动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今后将给整个越南社会带来大变动的迹象。李汉宇认为，越南对内维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目标，同时追求“脱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追求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警惕国际影响带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的“和平演变”；党内警惕“自我演变”、“自我转化”，但也在尝试扩大党内的基层民主，隐约可见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过去两年来，越南开始着手对1992年版宪法进行补充和修订。为了体现民主决策，越南采取了公布草案供全民讨论和征集意见的方式。于是，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一份“72知识分子版宪法修订草案”被抛了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版宪法草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设立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起草或签名支持该修订案的人中，甚至包括了不少刚卸任不久的越共高层领导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越共十一届七中和八中全会上，越共明确否定了该草案，继续确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新修订的宪法预计在11月份召开的国会上通过。
澳大利亚学者泰耶对于当前的越南政治体制的评论令人回味，他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观点是：越南显然是自由的，但不完全是民主的；当前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越南共产党依旧将牢牢把权力握在手中。
胡志明思想和越南社会主义的世界作用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老挝凯山·丰威汉博物馆馆长苏瓦迪·西萨瓦认为，越南共产党七大确定把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证明了胡志明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结合了时代的特征。尽管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但越南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它的时代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胡志明“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的文化名人”称号并非偶然，“我们认为胡志明的功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现实化，与此同时，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产生了带动作用和吸引力，它激起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
老挝《党建》杂志2009年2月刊文《越南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指出：越南二十年的革新开放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具有时代活力和指导作用。胡志明思想既作为理论指导又作为谆谆教导，在革新开放过程中，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越南革新开放以建立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系统改革的重要基础。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一直根据实际和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的愿望不断改进。在党的建设方面，不断改进一党执政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保证党在革新开放事业中的全面领导地位并树立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原古共高级党校校长劳尔·巴尔德斯·比沃（Ruan Vandes Vivo）高度评价胡志明，他把胡志明比作古巴的革命先驱何塞·马蒂，他说：“何塞·马蒂就是古巴的胡志明，这不仅仅是因为何塞·马蒂在5月19日牺牲时，那天胡志明正好5周岁。”古巴认为，在反帝反殖民方面，越南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榜样。
朝鲜社会科学院学者金崔南在提交胡志明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强调：胡志明是越南中坚的革命战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越南的解放和独立事业，是一个伟人，他的模范作用代代相传。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曾经说过：“越南的革命能够成功，并且正在取得胜利，因为它以胡志明思想和路线为基础。”
2006年7月10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接见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时，高度评价了越南过去25年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越南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来说，都是无比巨大的鼓舞。
美国共产党主席山姆·韦伯（Sam Webb）对越南社会主义高度评价，肯定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认为越南共产党面临挑战和调整。在越共十一大召开前，韦伯在接受越南之声记者采访时说：“越南共产党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证明越南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我们高度评价越南共产党的作用。”韦伯认为越南共产党把党的路线与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韦伯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将就此终结的背景下，越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也是人类应对正在面临的挑战必需的解决办法。
越南经济革新堪称“经济奇迹”
1993年前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越南问题专家柯别列夫就乐观地预测了越南未来的发展。他说：“冷战”结束和“意识形态世纪”的来临，开启了越南发展的全新时代。他把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革新称赞为“经济奇迹”，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其原因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越南领导人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发展经济因素而不是军事和政治作为重点。其次，越南具有地理优势，即地处经济和社会发展居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东南亚地区。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南历来是儒家文化影响范围的国家之一，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都是儒家与西方社会文化元素的合成体。柯别列夫预计，越南在坚持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初的“亚洲之虎”。
柯别列夫还称赞越南与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有三点，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80%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对从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保持天然的尊敬；长期的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贫穷和恐惧，人民渴望稳定；越南的政治革新采取阶段性逐步革新的办法来实现，而且宪法中对民主的问题做了重大调整，使其能满足于人民的要求。
越南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异同
越南革新早期，世界各国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越南效仿中国实行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因而从发展道路和革新政策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国内学者强调本国的革新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并且具有世界包容性并结合了时代特征，而不是简单模仿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一种模式。西方学者也认为越南的改革与中国相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而不再是“中国的好学生”。
法国学者拉维涅认为：中国和越南都是转型国家，但是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不同，两国虽然都在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轨，但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同东欧和俄罗斯的转型道路相反，越南和中国成功地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未曾经历 “转型衰退”，而且直到最近一直保持着高而稳定的增长率。越南和中国有一些共同特点：两国都是以农业部门作为增长和革新的驱动力；两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处理棘手的国有工业和金融部门。中国和越南有时被作为渐进主义（中国）和休克疗法(越南)的例子而对立起来。但是大多数分析家还是赞同把越南归于“渐进主义”一类，尤其是就结构革新而言更是如此。
莫斯科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学博士莫伊谢维奇对革新以来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考察，回答了一些越南学者关注的越南经济与“东南亚模式”的关系，在其2012年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莫伊谢维奇提出：在发展模式方面，越南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东南亚模式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修改和综合。这个模式是来源于越南经济、技术和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同时加入了模型评估而得出来的。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认为：越南在三个方面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越南的经济主要依赖民众消费。家庭消费占据了越南GDP的65%——这在亚洲绝少见到，而中国的本土消费只占GDP的36%。和中国不同，越南人的消费观念较为超前，他们倾向于将收入的70%用于消费，有助于推动越南内需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劲。其次，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生产和资本投入，而越南的经济在生产业和服务业中谋得了一定的平衡，它们分别占GDP的40%左右。第三，中国FDI的60%都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业，在越南只有20%，其它投资进入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40%）和房地产业（15%到20%），反映出越南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越南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比2005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这里，该学者看到的只是越南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但未说出越南消费比例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而且，由于本国工业发展滞后消费需求旺盛，越南的消费品价格涨幅每年都接近甚至超过2位数，相比之下，中国的通胀压力远远低于越南。因此，就经济结构而言，无疑是中国优于越南。
一些韩国学者从越南革新对朝鲜的启示角度对越南的革新进行了研究。如杨云哲通过对越南的体制转换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朝鲜采用越南革新政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认为：越南式体制转换在朝鲜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越南的革新政策是以部分的政治自由化为基础的，而朝鲜为了维持世袭权力，在政治方面变通余地很小；如果朝鲜采用了越南式的发展战略，短期来看对外经济领域的活跃会带来经济增长。但由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越南是以农业为中心，而朝鲜是以重工业为中心，最终朝鲜将面临巨大的体制转换费用。
韩国学者金成哲认为，越南与朝鲜在经济体系的基本性质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在经济对外开放方式方面，越南的经验可以给朝鲜启示。越南一直是对外依存经济，而朝鲜力图建立自立经济，但无论是越南还是朝鲜，都未能形成可以不受全球性变化约束的经济规模，这一点通过越南和朝鲜都受到社会主义大变革等世界性变化的巨大冲击得到证明。另外，朝鲜和越南都不可能跨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能改善对外经济关系。
韩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2007年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认为：朝鲜不会照搬越南模式。首先，两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朝鲜近20年来，经济体系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实行一切以军事为重的“先军政治”，国家的经济体制仍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朝鲜会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完全照搬“越南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分析认为朝鲜不照搬越南经济的原因是由于两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同。越南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之中，与美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同韩国、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同日本的敌对状态还没有消除，其国际环境的改善还要待以时日，在这种环境下实行越南式的对外开放显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朝鲜从未照搬过国外现成的开放经验。事实证明，朝鲜正在探索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结合自己国情学习国外经验，而不是囫囵吞枣式地照搬某种模式。
第三部分 越南学者谈越南革新
在对越南的考察中，越南学者坦言：越南现在的政治权力获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讲功劳讲智慧”。因此，知识分子在越南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每一个政治局委员身边，都聚集一群“智囊”。下文介绍的是当今越南“智囊团”成员的一些观点，通过他们的观点，可以折射出越南党、政府和社会对越南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陈文律（越南前驻华大使）：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不适合越南
越南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感到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派了不少人去北欧和西欧进行考察。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如瑞典模式，的确有迷人之处，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越南与他们相比，在许多方面做的不如社会民主党。他们实行高社会福利政策、免费教育、重视劳动者培养、劳动生产率高、行政管理效率高、贪污现象少等，这些对不少人来讲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他们宣扬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然而，他们的模式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框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因此，越南没有效仿北欧模式，仍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和越南通向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直接关系到越南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国家的发展方向。越南现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必然存在阶级和不同社会阶层，因此，存在阶级矛盾是必然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不仅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损失，也导致越南党内的思想混乱。然而，不管国内和国际形势如何演变，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发生动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会失去信心。1992年，越共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决议，有人乘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社会民主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现在尽管他们的理念在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中还有不小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是远离和对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思想家不提要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一点也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他们只是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加以“改进”，抬高和发展资本、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混合所有制，其中私人所有（私产）扮演主导和支配角色。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私有制度的永久化，要更持久地维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与企业主进行斗争，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应该说这是事实，但是，这种斗争从来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允许的界限，换言之，这种斗争不得损害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方面，社会民主思想家则主张与资产势力、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他们承认由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治，拥护多元政治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质是改良主义。他们不主张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对资本主义非本质的东西做些补充与修正，以“重新包装”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不是有人想象的“第三条道路”。人类历史提出的时代要求是必须用一个更高的、更美好的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与修正。
越南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过工人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地方，其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因此，在越南不存在民主社会主义渗透和扎根的土壤。但是，必须看到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带有工人阶级思想潮流的色彩，社会民主思想比起“正统”的老牌资产阶级思想更容易渗透到越南党内和越南人民内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依然只不过是伪装的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暂时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依然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依然肯定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越南革命的历史必然。
刘碧湖（越南投资计划部战略研究院原院长）：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化
总体上说，越南革新是成功的。革新是一个转折点，它使越南转向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发展道路。越南革新的显著成就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国家的发展从过去的苏联模式转变为新的发展模式，正朝着实现民富、国强、公平、民主、文明的目标发展。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得到扩大；社会方面更加开放，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外交方面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融入国际，国家保持了独立和主权完整。
不足主要体现在：革新进展缓慢，还不能满足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的要求；革新进程中还有一些地方未能捋清，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不能协调进行，未能解决好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几大关系（即越共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八大关系”）等；而最为困难的是党风建设问题。以上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发展思维禁锢，偏重意识形态，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主观唯意志，过于保守，胆子不够大，跟不上国内外快速发展和变革的实践要求，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未能很好地落实，原因是政治决心不坚定。
越南政府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把握好宏观经济稳定性，不能追求不惜代价的高增长速度，有效使用资源，尤其是资本金；必须真正地注重和落实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的缺陷是：专业知识方面，缺乏财政货币管理经验，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高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在管理方面，宏观调控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运用市场机制方面缺乏经验，滥用行政措施来代替市场机制；在落实时，宏观政策和措施的落实不配套、不果断，存在言行不一、落实无效或者干脆不落实的情况。
对于今后的发展，越南政府应该继续革新，目标是成功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必须继续摸索和找到突破点，解决实践中面临的有关革新的理论问题，使之符合越南的特征与实际情况。
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党的路线、主张、政策符合实际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发扬，改革和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和各个部门各级党的领导和管理的能力，其中机关首长的责任重大，具有决定意义。革新的方向和发展目标是把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紧密联系起来，同步推进，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定向（还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化和更加准确），又能突破发展中的各种障碍和阻力，不被旧的意识形态约束和束缚，而是以实践的结果和效果作为真理衡量标准，注重与时俱进。
对于越南革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积极方面是市场竞争环境和世界经济的变化给越南革新带来了压力，国际组织的援助以及各国专家的建议和经验，包括如何增强抵御能力、克服金融危机等经验，有利于越南提高对革新的认识，增强改革的能力，突出表现在提出政策建议方面。消极方面是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使越南的革新措施难以落实，尤其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变增长模式造成了影响，这是由于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培养方面供应不足，而西方在人权方面对越南施加压力也影响到越南实现本国的民主。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越南革新提供了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顺利也刺激越南进一步革新，加快发展。中越两党和两国在改革开放和革新方面寻找到新的突破点是非常重要的，两党需要合作交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以及执政党建设问题等。
关于公有制问题，在越南有不同的意见。十一大报告和新的纲领中提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不再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改为“有进步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这是举手表决通过的。越南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区别，越南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国有的，而是社会的，就是社会所有制。生产力的社会化一定要带来符合它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社会化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社会所有制是得到解放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它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公司。俄罗斯的政策是不行的，因为它把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了私人的(有一些例外)，使得国家的财产一下子没了，被某些个人占领了，成为了很大的资本家，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化的方向，股份化应该采取多种所有者的形式，其中越来越强调劳动者的股份，但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股份化的速度较慢了，而且股份化的问题也较大，股份化当中国家股份没有按照市场定价，而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是公司的规定，价格比较低，所以造成了很多国有财产流失。如果把股份化变成私人化，这样就不对了。但是可以把有些小型或中等规模的国有企业资产卖给私人，变成没有国有股的股份企业或私人企业。
虽然提出重视个人劳动者的股份，但是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股份规模很小，而且定价不好，工人股份占的比例很小，主要股份是外来私人的，所以国企改革总的方向是股份化，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科学合理的模式，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很好解决所有制问题，而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此外，国企的管理机制也很重要，要根据国际化的管理经验，现代的管理机制来管理。
要逐步撤掉各中央部门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作为国企的主管者，成立一个国家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总公司。现在它只管理大约20%的国家资金和财产，已经股份化的企业当中的国家资金和财产归它管理，但是它对国家资产所有权代理的问题也没有弄清楚（就是有什么具体的权力责任和管理机制等）, 而那些还未股份化的企业当中的国家资产所有权代理就交给企业的董事会。国有资产的代理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在国企改革中前进。
杨富协（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越南革新与中国改革有不同含义
在越共十大召开前，越共在总结过去20年革新的得失时认为，在思想认识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足，二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三是思想上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世界格局认识不够清楚；认为当前越南存在三大危机，即：人心危机、理论危机与人才危机。而当前，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越共十一大前，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To Huy Rua）负责了政治理论工程，希望对越南1986年革新以来的理论进行系统总结，以丰富和发展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该课题提出把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命名为“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 然而，由于理论界此争论很多，该理论最终未能写进十一大报告。
胡志明思想是多维度的，其理论来源及依据包括：孔子提倡的修身养性、耶稣天主教提倡的人道、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等，胡志明曾自称是这些人的学生。这些思想都有“爱民”的成分，胡志明认为通过“爱民”这条线把几种思想流派汇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越南社会主义“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思想逻辑。然而，越南理论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部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对此提出反对，批评这是一种“汇集理论”；而反驳者认为，如果批评此种理论，便有批评胡志明思想的嫌疑。因此，越共十一大报告对于胡志明思想并未做过多的改变，而只是更加明确地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越南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越南的改革称为 “革新”，越南官方采用英文翻译为renovation。中国的改革，英文为reform。革新的概念与改革不完全等同。尽管改革也会致使社会生活的性质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只发生个别和部分的变化，而革新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行政改革就是革新事业中的一个内容。而且，革新不仅像改革那样引起个别和部分发生变化，而是全面的改变，其结果是引起发展模式的变化。革新的全面性体现在：主要以经济革新为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越南借鉴了苏联的改组、东欧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但不是照搬照抄、机械地采用，而是有不同的主张和做法。
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是建一座大厦，那么中国已经在建第一层楼，而越南则还在打地基。在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越南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表明，越南当前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还未进入社会主义门槛儿；而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门内，处于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初级阶段。
阮玉河（越南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改变党代替政府的领导方式
与革新前相比，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国会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把党的文件规范化的话，那么现在，有许多问题政治局并不事先做出决定，而是提出大方向，让国会来讨论决定。当有些问题在国会有不同意见时，政治局也要做出修改。也就是说，国会越来越有实权了，这也表示人民越来越可以当家作主了。另外，各级党委也越来越减少对国家行政的干涉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再对具体的指标和措施进行决定。各级政府机关自行决定计划和具体措施方案。因此，国会、政府以及各级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活动减少了被动性，只是强调要与党的方针保持一致。
今后，要改革党的领导方式，首先就是要改变党按照强制、包办和代替政府的方法来领导和管理国家，党要正确执行自己的领导职能，而不是包办和代替国家职能；其次，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承认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把各级党组织的主张置于各级政府机关的法律法规之外，这是革新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的基本内容，是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成为法权国家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当前这个阶段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国家管理效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阮曰通（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扩大民主的尝试很成功，会继续下去
行政系统革新的最新情况在部门方面，现已在15%的范围进行试点，撤销市各（市）区、县级人民议会和（市）区级政府（保留乡政府），这些部门的职能转给（市）区、县人民委员会来负责；职务方面，乡级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由一人担任，各个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党政部门机关和军队）的机关首长兼任党委书记，或者至少由第二把手担任党委书记。由于党政职务一体化这个问题很敏感，为了慎重起见，先进行试点之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对于党政一体化是否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中国已经这么做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兼任军委主席，事实证明没有问题。
关于越南民主化加快是否将削弱党的领导力问题，越共强调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要建立在纪律、纪纲之上。越共不仅强调提高“民主”，同时也强调“集中”，二者同时提高，同样注重。
越南的政治模式是：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人民的权利通过国会得以实现，国会是由党领导的，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政府中的各级党组织进行贯彻。而且，扩大民主的尝试已经进行两届了，没有出现问题，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
扩大了民主和民众的参与的同时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某些领导为了自己得票率高，面对一些问题不敢去解决，不敢批评，担心别人不给自己投票，因此不能做到胡主席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敢说、敢干”的要求。所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这不是“选举”而是“选计”！总之，民主是要扩大，但要扩大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我们正在探索。
范文德（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党政一体化要注重完善监督机制
对于党政一体化是否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大家的确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如果能选到德才兼备的人来同时兼任党和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就能避免两人因为意见不一而互相扯皮的问题，办事效率就会提高；但是，如果选出来的人不具备应有的素质，那事情就更糟。因此，一方面要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完善监督机制。
关于越南建设公民社会的争论
杜怀南（越南社科院前任院长）：建立公民社会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由于观点还不一致，越共十一大未提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但在实际中，越南将会按照建设公民社会的目标来操作。
杨春玉（越共中央党校教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已就建立公民社会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
武大略（越共智囊团成员、原总理顾问小组成员）：我们不允许讨论公民社会问题。在当前阶段，越南还需要共产党的集中领导，过分强调民主将什么事也办不成。
越南理论家们都明确表示：越南提倡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反对党具有不同性质。越南公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不允许反党、反政府，而只能帮助党和政府完善管理，揭露社会生活中一些社会弊端，并公之于众，从而防止某些下级单位和个人为了应付上级机关的检查而蒙混过关，其目的是协助党和政府，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理想与现实
古巴，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理想主义的胜地。悉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这个面积近1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1100万的加勒比岛国先后经历了1959-1975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1976-1989年的社会主义调整时期、1990年至2006年苏东剧变后的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以及2011年以来古共六大开启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新阶段。封锁、自然灾害、物资匮乏、体制僵化、效率低下……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纪念吉隆滩战役胜利50周年和古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50周年。这是自1997年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以来的首届党代会，也是古巴实现最高领导权顺利交接以来的第一届党代会，因此格外引人注目。2011年召开的古共六大旨在研究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的创新与调整，会议通过了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指引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作为古巴建设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大计，《纲要》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古巴六大的成功召开，昭示着以经济模式更新为主线的古巴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古巴革命50多年来（尤其是苏东剧变后的20多年来）累积的各种矛盾与危机将再次面临时代考验与人民的抉择。
契机：古共六大开启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
1990-2006年，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古巴始终致力于克服古巴革命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学者将这一阶段分为四个时段。第一时期(1990-1993年)，是“危机管理”阶段。第二时期(1994-2002年)，被视作“复苏”时期，更有甚者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复苏”时期，但现实却不太乐观。第三阶段(2003-2007年)，以开展“思想战”为特征。第四阶段(2007-2012年)，被视为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酝酿和启动阶段。2007年7月26日，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对古巴经济形势做出了深刻洞察，提出要毫不懈怠地推进批判与创新意义上的结构变革与思想变革。2011年，伴随古共六大的召开和纲要的通过，古巴进入了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古共“五大”到“六大”的十四年间，古巴社会政治形势保持平稳，古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较为巩固，但经济领域的状况却不容乐观。进入新世纪以来，古巴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古巴主要出口产品镍矿价格持续走跌，出口外汇收入锐减，访古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侨汇收入也面临较大损失，而古巴亟须大量进口的国际粮食与食品价格却接连攀升。2008年，古巴经历了3次大规模飓风灾害，近百亿美元的损失使古巴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古巴政府意识到，一场深入而广泛的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指向经济领域，旨在讨论与制定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更新的大政方针与具体政策。内含313项条款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下称“《纲要》”）共计12章。《纲要》在阐述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性质与目的时强调，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和“更新”经济与社会模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在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纲要》指出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逐步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适度放权，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力图调整就业结构，削减国有部门岗位，减少国有部门冗员，扩大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鼓励更多私营经济，扩大个体户、承包、租赁、合作社、外资等所有制形式，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并向其提供银行贷款，允许其进入原材料批发市场等。在利用外资及金融改革方面，《纲要》指出应继续吸引外资、寻找资金来源以遏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流失；重新调整外债偿还期，严格履行偿债承诺以改善诚信；建立更加先进的金融体制，严控货币政策，逐步取消货币双轨制；向个体户和居民发放贷款等。
在产业政策方面，《纲要》强调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深化农业改革，积极推进土地承包制，给农业以更大的自主权，力图减少古巴农业对进口的依赖，促进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增长等。
在居民生活与社会保障方面，《纲要》指出古巴将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全面免费教育，逐步取消低价定量供应日用品和食品的购货本制度，削减不必要的社会开支和政府补贴，放松对居民买卖房子和汽车的限制等。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15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其中劳尔·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还代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古共六大上发表了中心报告，报告围绕《纲要》主旨，就古巴未来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路径及突破口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劳尔指出，自2010年11月9日公布《纲要》草案后，古巴全国近891万党员和群众参与了草案的讨论，300万人先后在163万次各级会议中发表了数十万条意见。根据党内外群众和古共六大近千名党代表的民主讨论和集中表决，大会保留了原291项政策中的94项，16项并入其他政策，修改了181条，新增36项，最终形成了313条指导性意见。纲要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占纲要的50.9%。75%的民众意见集中在建筑、住房、水利资源、交通运输和经济管理模式等五章中，尤其是对取消货币双轨制、价格政策、教育质量、逐步取消购货本、住房的交换、买卖和租赁等内容讨论得最为热烈和仔细。
2011年7月，为确保落实《纲要》，古巴政府成立了“促进和落实《纲要》委员会”， 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里诺·穆里略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旨在指导和协调《纲要》的法规编制、具体实施、宣传及干部培训，并向古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古巴部长会议汇报《纲要》的年度落实情况。委员会制定的《落实〈纲要〉计划（2011-2015年）》对更新的路径和步骤做出了统一规划和安排。
2011年12月21日古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古巴共产党六大《纲要》落实和发展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纲要》落实办法。会议强调古巴共产党反腐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和人员。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该会是古共六大的历史延续。会议重点讨论了古巴共产党的党建问题，明确了古巴共产党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力图从党的领导、组织和思想政治上确保经济模式更新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基础文件》草案(2011年10月公布)的修订版——《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共100项，比原草案增加了3项）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工作目标的决议》两个重要文件。
《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包括党的基础、序言、第一至第四章。“党的基础”指出，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是革命的合法成果，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古巴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党，是马蒂思想的党，是古巴唯一的政党，其主要使命是团结所有的爱国者建设社会主义，保卫革命成果，并为实现古巴和全人类的公正理想而继续奋斗。“序言”指出，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任务是以客观和批判的视角来评价党组织的工作，并锐意革新党的工作，使其与时俱进。第一至四章对党的工作方法及作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干部政策、党团及党群关系分别进行了阐述，并强调要转变思想观念，克服教条主义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反腐斗争，推进党政职能分开，从基层选拔优秀干部（尤其是妇女、黑人、混血种人和青年干部）。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工作目标的决议》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行动一致的必要前提，党的基本路线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捍卫古巴社会价值和民族团结，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决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决议授权古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等，修改党的章程、党的组织结构和相关规定。劳尔主席在闭幕式上再次强调，古巴将坚决捍卫一党制，勇于直面历史错误，实行最多连任两届、每届五年的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与腐败斗争到底，力行党政分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严防美帝国主义的颠覆渗透等。
转机：在经济模式更新中谋发展
有古巴学者把始于2007年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7年夏到2010年11月公布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草案；第二阶段是纲要初稿的讨论过程到古巴六大的通过；第三阶段是纲要的实施即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的启动阶段；第四阶段可从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层近期的公开讲话中得出信息，古巴拟把经济模式更新从克服危机的权宜之计上升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古巴领导人指出，“我们的经济模式更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消除当前古巴社会结构与政府职能上的错误，而是为了实现模式运行的现代化，创新发展战略，使其既能肩负巩固社会主义的历史大任，又能助力古巴成功融入国际社会。”
在模式更新的第一阶段，古巴政府出台的若干措施旨在加强与改善制度建设，取消影响古巴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限制。改革重点包括：（1）加强制度化建设，包括国家与政府机构的重组；（2）根据古巴现有资源调整经济计划；（3）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多元化发展和进口替代；（4）调整投资政策，促进投资的整体性，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1）重新分配可支配外债，重点扶持短期内对国际收支平衡影响较大的领域；（2）重新安排外债偿还期；（3）推进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农牧业领域颁布了第259号法令，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承包期限为10年，以促进农业生产、减少粮食进口；（4）继续开展能源革命，重组全国交通运输运力；（5）布局和启动关涉古巴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投资；（6）为减轻国家负担，对国营食堂职工和国营运输企业的工人试行下岗分流，向私人运输车辆和客运出租车发放许可证。
围绕《纲要》的讨论与制定，古巴上下就既有改革的成效、问题和未来更新路径进一步达成了社会与政治共识。这场古巴国内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攻方向:
（一）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1）政府将闲置的国有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或个体农民。截至2011年年底，原闲置农地的80%已承包给17万户农民及合作社，仍有约200万公顷的土地闲置。（2）为提高国有部门经营效率，减少冗员，古巴政府从2010年9月起对国有部门（包括各部委及其下属单位和国有企业）约50万人实施下岗分流。由于政策推行过程中受到较大阻力，目前这一政策已放缓步伐。（3）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古巴政府在176项经济活动中放宽了对个体经营的限制，并向个体经营户发放贷款。仅2011年一年，共颁布了政府与个体户相关的10项法令和60多项决定。例如，将数百家原国有理发店、美容店（三个座位以下）、各种修理店及照相馆等交由原单位职工承包经营；允许个体户经营小商品、部分农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零售业务。（4）削减不必要的公共事业补贴，减少凭购货本低价配给的消费品数量。
（二）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重新设置部委结构，建立新的制度与法规，通过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使国有经济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2011年8月1日，古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决定在新设立的两个省阿尔特米萨省和马亚贝克省搞试点，进行行政改革，将省政府与省人大原议行合一的行政管理分开。在精简政府机构方面，古巴政府又先后于2011年9月和11月将糖业工业部和邮电总局改制为企业集团。2012年10月，轻工业部和钢铁机械工业部合并为工业部。2012年11月29日，设立能源和矿业部，取代原来的基础工业部。2013年2月15日，撤销民用航空委员会，将其并入交通部。2013年年中，古巴政府在保留原外贸部的同时，决定成立由12个外贸企业组成的外贸企业集团，负责商品与劳务输出，医务人员劳务出口由卫生部企业负责。至此，古巴已成立了包括航空、电力、石油、镍、盐、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食品、糖、药品等部门在内的12个企业集团。
（三）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机会的各种禁令，如放开私人购车、购房市场，颁布新移民法，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促进私人投资等。2011年9月28日，古巴政府颁布法令，解除了私人买卖汽车近半个世纪的禁令。同年11月初，古巴政府宣布允许住房买卖和转让，允许银行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并决定给个人建房或修房有困难者发放补贴。自2011年12月1日起，政府取消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后销售的垄断，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销售给旅游饭店或旅游公司。允许向持有可兑换比索（类似外汇券）的古巴普通居民销售手机、电脑、DVD机、彩电等商品。允许古巴本国公民入住涉外旅游饭店（需支付可兑换比索）。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的移民法案正式生效，新法案简化了古巴公民的出境手续，规定只需出示有效护照及目的地国签证即可自由离境，公民境外逗留期限从11个月延长至24个月，从而真正使古巴的移民政策和程序合乎国际惯例。
2013年7月7日至9日，古巴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古巴经济模式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取消货币双轨制和国企改革即将试水等努力方向。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上指出，在近20年特殊时期里形成的诚实、正派、知耻、自尊、正直等道德和公民价值观正日益遭到损害，一部分人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正常行为，使得很多违法乱纪现象亵渎了保证人们和谐生活的法律和法规。劳尔进一步强调，违章搭建、非法商品和服务交易、非法屠宰和偷盗牲畜、森林资源砍伐、短缺产品囤积和高价倒卖、收受贿赂和好处以及信息安全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应包含在打击对象中。此外，劳尔还呼吁抵制那些“擦边球式的行为”，如在不同文化水平和年龄层的古巴民众中都存在使用下流粗俗语言的现象。劳尔认为，这些违法行为和陋习对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造成了极大伤害，而古巴的社会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有序的环境，家庭和学校在传播和教导道德价值观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司法等部门也应以身作则，加强这些机构在社会中的权威，为公民树立典范。劳尔还表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找出原因和产生问题的条件，找到解决方法的路可能漫长艰辛，需要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劳尔还宣布，古巴将进行国企改革，调动每一位古巴公民从事正当职业的积极性，重新确定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劳尔指出，古巴现行的社会经济模式需要长期保持遵守秩序、纪律和要求的氛围，包括警察局、审计部门、纪检部门和法院等在内的国家政府机构应当在遵纪守法中起到表率作用。
在古巴第八届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古巴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马利诺·穆里略作为古共六大决议实施委员会主任，就六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做了重要报告。穆里略表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已进入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给予国企更多自主权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古巴模式更新的成败在此一举。穆里略进一步指出，当前古巴国有企业尚属计划经济范畴，企业所有利润都须上交国家，而进一步的投资和员工工资及福利都由国家发放；更新后，古巴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效益好的企业可保留50%的利润作为生产投资，而连续两年无法有效盈利乃至亏损的企业则会被撤销重组。
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启动经济模式更新并非古巴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古巴经济由来已久的内生性矛盾才是促使古巴政府下决心大力改革的根本原因。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危机前的很多年，古巴经济就已陷入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资源和金融依附）的增长瓶颈中。不幸的是，古巴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了古巴的技术依附，使古巴同世界领先科技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外部援助的骤停加速了古巴重新融入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的紧迫性，而此时的古巴经济体系明显准备不足。除个别领域外，古巴物资生产水平已远远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外部投资不足，经济效率低下。古巴经济外部失衡加剧，意味着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努力都难以逃脱同期进口非均衡增长的厄运，继而加速生产能力的下滑。例如，1994-2010年间，商品生产对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率仅为10.3%，而该部门却吸纳了就业市场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足见生产力的匮乏。另一方面，近20年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效益持续恶化，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农产品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的效率低下使古巴农业在丰收时节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同世界平均水平和周边国家相比，古巴农业种植的大部分基础作物产出不足,农业生产效益偏低。如果考虑到政府对农业的科学投入，该部门的效率问题愈加突出。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上，甚至蔓延到主销国际市场的蔗糖和咖啡等产品上。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适合古巴国情的激励机制，古巴大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极低。土地闲置问题严重，80%的国内粮食消费依赖进口，约占古巴年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严重威胁到古巴经济的外部均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农业滞后导致古巴农民收入不足，基本生活困难，农村人口外流严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尽管对古巴服务业的讨论较多，但古巴第三产业仍难以成为生产部门的有力补充，反而还加剧了古巴经济的比例失调。服务业的扩张严重依赖于社会与个体服务领域就业人数的集中和增加，且服务业亦游离于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链条之外（2009年，服务业43%的就业与生产部门脱节）。甚至包括古巴服务业的主要出口创汇部门——对外医疗服务，都难以创造充分的溢出效应，以刺激国内就业和中间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服务业（金融、法律、技术、咨询等）发展乏力，专业化程度较低。这种现状同古巴经济体制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即国民经济价值链结构中的垂直僵化问题。同其他国家服务业的典型特征不同的是，古巴服务业的横向联系也发展滞后。总体上看，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经济决策随意性大，进而否定了古巴发展先进金融体系以提高资金利用率、促进生产的必要性。
古巴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干扰。首先，双重货币体制和并行背离的多市场格局导致商品价格及汇率混乱，价格体系扭曲失真，经济决策缺乏参考。其次， 外汇收入高度集中于个别部门和企业，导致再分配领域分化加剧。此外，贸易活动的监管机制决定了古巴经济主体不同于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和实践。从总体上看，这一现象使国际价格难以成为古巴国内价格形成机制和投资机制的补充性参量，尤其是在国内市场高度扭曲的情况下。
古巴经济的另一个消极因素在于生产链接领域。其主要原因包括地区与地方缺乏替代发展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用于知识分享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薄弱、双重货币体制、中央行政机关结构与功能设置不当、所有制及管理方式单一及党政不分等。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严重阻碍了市场在促进产品专业化、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上述原因导致古巴国内市场分散化，继而人为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牵引力，明显削弱了特定经济活动的溢出效应。
2007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改革成为古巴绝境逢生的唯一出路。国内自然灾害频发，飓风旱灾损失严重，而国际方面，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一落千丈，获取国际信贷难上加难，美国在贸易、金融、传媒、信息等领域的经济封锁依旧，古巴国民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愈发突出。上述负面因素直接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上。2008年至2011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4.1%、1.4%、2.1%和2.7%。国家财政赤字超过了3%的允许范围，介于6%、5%和3.8%之间，因此古巴政府于2008年开始调整和出台新的税收政策，为扭转财政失衡局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渐取消补贴、通过新的社会保障法、将女性和男性退休年龄分别延长至60和65岁、重新调整和界定古巴中央行证机构（OACE）的职能、减少投资和进口、严格实施节约能源政策。
自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古巴以来，古巴国民经济长年积累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矛盾引起了古巴政府的高度关切，并由此引发了古巴关于未来改革的全民大讨论，古巴各界对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日益达成共识。
争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古巴社会主义
当前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不仅面临经济管理与领导方面的复杂挑战，还面临着体制机制、社会、政治及地缘环境方面的诸多考验。经济模式更新的崭新历史课题对古巴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契机能否转变为生机？挑战能否演化为机遇？
（一）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此轮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内在逻辑的历史延续，也是古巴社会主义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出的时代选择。
1.古巴改革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创新
前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在《古巴特色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中强调，古巴革命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古巴人民根据自身国情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巴社会主义必须在 “延续”的基础上寻求“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袁东振认为， 2006年以来的新一轮改革，虽然没有预期的激烈，但仍然逐渐放开了一些限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举措，古巴的“改革”是困难时期被迫作出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具有一定的应急性、阶段性特征，因此，困难一旦缓和，政策就会出现反复。
古巴领导人认为，“系统的、稳健的调整与修正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操之过急。”
2.古巴改革是古巴社会主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时代选择
哈瓦那大学古巴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嘉图·托雷斯·佩雷兹通过分析古巴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历史成因与现状，论证了古巴经济改革的时代必然性。李嘉图教授认为，古巴经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危机前的很多年，就已陷入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资源和金融依附）的增长瓶颈中。不幸的是，古巴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了古巴的技术依附，使古巴同世界领先科技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外部援助的骤停加速了古巴重新融入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的紧迫性，而此时的古巴经济体系明显准备不足。除个别领域外，古巴物资生产水平已远远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外部投资不足，经济效率低下。近20年来，古巴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效益持续恶化，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同世界平均水平和周边国家相比，古巴农业效益偏低。如考虑到政府对农业的科学投入，该部门的效率问题愈加突出。由于缺乏有效的、适合古巴国情的激励机制，古巴大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极低。农业滞后导致古巴农民收入不足，基本生活困难，农村人口外流严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古巴第三产业难以成为生产部门的有力补充，反而还加剧了古巴经济的比例失调。此外，生产服务业（金融、法律、技术、咨询等）发展乏力，专业化程度较低。这种现状同古巴经济体制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即国民经济价值链结构中的垂直僵化问题。
（二）改革的性质与方向
古巴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悠长且复杂曲折，此次社会主义模式更新与以往的改革有何异同？如何定义古巴经济“更新”的性质与特点呢？
纵观古巴革命以来的调整与改革，可以归结为在两种关系的调整中寻找出路：一是对外关系；二是生产关系，即计划(国家) 和市场的关系。广西大学王承就副研究员认为，古巴“更新经济模式”是自上而下独立自主地开展的一场具有古巴特色的不向市场让步的经济变革，既坚持社会公平，又追求效率，经济变革与观念变革相互交融。
1.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合理利用市场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认为，古巴本次经济改革力度大、势头猛、涉及面广；它的特点在于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方向，而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古巴虽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同时也开始考虑市场趋势，通过经济改革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对今后古巴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研究员杨建明认为，古共“六大”改革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强调调整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更注重内部革新图强，提高效率，而不再大张旗鼓地强调对外开放和投资的作用，即不再强调对对外关系的依赖；从改革措施来看，大多涉及国内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不再强调依靠任何外国和外国集团。
2.改善民生，助推发展
古巴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塞格拉（Francisco López Segrera）在《古巴革命：建议、背景与替代选择》一文中指出，古巴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着力在中短期内解决牵绊古巴经济的两大顽疾——双重货币体制和居民收入水平低下。
就经济模式更新中古巴社会政策的延续性问题，古巴学者在《古巴社会政策：新经济改革》一文指出，古巴革命50年社会政策的基本经验包括考虑和满足包括精神和文化在内的人类基本和全面需求、将公平置于效率之上、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战略的持久、国家稳定、对发展（医疗和教育）的高投入、广泛的社会救助、就业融入、扶贫战略等，而主要缺陷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低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当前的经济模式更新应把就业收入问题作为保持社会政策延续性的核心议题，建立就业、社会救助和保障的市政信息系统，促进社区等基层单位的自治发展，推动各层级的社会公平，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改革社会保障系统，定期评估修进社会政策，给予从事生产的弱势群体特别优惠贷款，推进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体系等。
（三）改革的难点与重点
前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双重货币体制和探索适合古巴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当前古巴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古巴著名学者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教授在《古巴改革：当前的变革》中指出，古巴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权力过度集中、严重的社会与人口失衡、机构管理效率低下、基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腐败、自然灾害（主要是飓风）与流行病、美国对古巴的干涉等，而古巴战略调整的重心包括革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建立支持新宪政秩序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杨建明副研究员认为，古巴经济困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官僚主义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国民经济长期缺乏活力。因此，古巴此次注重内部改革，通过一些市场的方式解决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大幅裁减国有企业冗员的方式把一大批人和企业推向市场，引导国有企业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一批非国有经济体。
古巴学者卡米拉·皮涅罗·哈内克认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应重点推进合作社的改革创新，尽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已开始试点和推广合作社经验，但现有的合作社实践还处于良莠不齐的阶段，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趋利避害地引导合作社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组织文化，鼓励相关人员和机构探索新的合作社实现形式，尤其是承租国有资产并雇有三个以上劳动者的个体经营者。
中国学者徐世澄认为，古共六大后，古巴国内最显著的变化包括大幅减少国有部门冗员、个体户激增、逐渐取消计划供应购物本、允许承包土地、为私人买卖住房、汽车开绿灯等，除经济封锁、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挑战外，高层领导人龄偏高和经济增长缓慢、老百姓吃饭难是古巴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古巴经济增长率均未达到预期指标且均不到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依赖严重。
此外，反腐败也是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不得不直面的挑战。古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是经济模式更新必须要打的一场硬战，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
（四）改革的意义与前景
就2011年4月古共“六大”召开的历史意义，徐世澄研究员认为，大会确立了以劳尔为第一书记的新党中央领导班子，宣布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取消了事实上的终身制；健全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大会就“更新”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纲要》，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为古巴未来的经济变革确定了方向。与此同时，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的“更新”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例如削减“铁饭碗”遭抵制、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物资匮乏、官僚主义等。因此，“更新”路途不可能一帆风顺。
荷兰拉美裔学者安东尼奥·卡莫纳·巴埃兹认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旨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无论是古巴共产党还是古巴政府仍将继续以管理者、分配者而不是生产者的身份，继续为古巴人民的集体需求提供物质基础，对比新自由主义改革，由公司结构统治的全球生产与分配体制在古巴小规模经济体内是难以实现的。安东尼奥进一步指出，尽管古巴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但以国家和市场关系为中心的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却从未动摇，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特征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家在公私部门配置资源、生产与再分配过程中的至高无上足以解释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为何不会带来古巴国内的激进转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党及国家机器的解体。
美国安默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维尔·克拉雷斯（Javier Corrales）认为，古巴的发展困境在于在促进平等与改善人力资本的同时经济增长滞后，对产权与政治权利的损害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对古巴政府而言，平等与人力资源是古巴政府关切的重点，也是古巴引以为豪的地方，但没有增长的平等会严重制约古巴社会主义未来的成长性。哈维尔教授进一步指出，古巴近期的经济改革将直面“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窘境，六大公布的古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首次对古巴的发展瓶颈做出了内源性分析，尽管古巴领导人意识到了古巴现有模式的缺陷，但对产权和政治权利的放开仍有所保留。此轮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将有助于古巴贫困的减少，但无法彻底终结古巴“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困境，它将成为古巴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改革与调整期。
杨建明认为，古巴改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古巴史上改革的反复性、社会福利体系的不稳定性、不同政见者的干扰、美国对古经济封锁等都将成为制约古巴社会主义更新的负面因素，要充分估计古巴改革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关于美古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古巴著名学者埃尔南德斯教授指出，目前美古关系并没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对古巴政策有变化但并不大。两国在自然科学、反毒等方面有一定合作，若两国关系正常化，古巴的改革进程必定会受到推动。
（五）改革的国际借鉴与比较
波兰前副总理、学者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认为，在剧烈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为避免古巴国内陷入混乱、灾难或是再次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古巴应努力构造一个特殊的加勒比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古巴经济既要实施价格放开，适当地调整工资和收入，又不能失去良好的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体系投资。
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里奥·迪亚兹（Julio A. Díaz Vázquez）在《古巴是否适用中国模式与越南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模式与越南模式的有效性证明了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行性，两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利避害的有益探索值得肯定，尽管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其负面产物亦不容姑息。在经济方面，中越两国的改革均始于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创新，如何实现农业自主发展和粮食安全是值得古巴重点借鉴的地方。政治改革方面，古巴应学习中越两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克服旧体制的官僚主义，努力营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环境。面对中越两国的改革成就，胡里奥·迪亚兹强调，古、中、越三国在地理、人口、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越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古巴唯有抱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才能促增长、谋发展。他在《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学中国还是学越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继中国改革开放、越南经济革新后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积极延续，但应充分考虑到古巴与中国、越南在地理、社会文化和自然历史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越南选择接受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并参与国际竞争，而古巴地处世界经济的外围拉美地区，且严重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封锁；中国、越南的农业经济，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农村，而古巴却有75%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人口和领土面积与前两者差异较大，而内部的差异和分化没有中国和越南大；古巴与中国、越南分属不同文化圈，古巴的民族文化根植于西方传统，在家庭结构与传统上迥异于中国与越南；而在市场经济方面，中国分阶段走，越南没有中间环节，古巴仅提出引入市场因素，探索具有复合经济特征的计划经济，离市场经济还较远；古巴应学习中国、越南改革渐进的思路，克服家长式的社会经济行为和政策，努力建设法治社会，尤其要重视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以解决古巴粮食安全问题，但同时也应避免中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
2013进行时：经济模式更新的阵痛与选择
进入2013年以来，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步伐依然不减，高层人事接连调整，经济举措密集出台，多元外交纵深发展，普通民众的工作与生活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起伏与变化。
（一）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执政结构年轻化
1.举行市、省、国家三级人大选举
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古巴先后举行了包括市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内的三级选举。2012年10月至11月，古巴通过两轮市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69个市级行政单位的1.45万名市级代表。2013年2月3日，古巴800多万选民通过等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15个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1296名代表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612名代表，约三分之二的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将被替换。
2013年2月25日，古巴举行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大领导班子，并选举产生了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内的、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古巴最高权力机关，享有修宪和立法权，每届任期5年。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提议修改宪法，实行古巴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确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任期。
2.召开古共中央七中全会
2013年7月2日，古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对中央委员会组成进行了较大人事调整。劳尔强调，古共领导人应看到问题，并预见未来，站在模式“更新”的最前列，寻找困难的真正原因，并发动群众应对问题，这是党的主要任务。
这次被解除职务的5位中央委员分别是原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阿拉尔孔，原国务委员会秘书、科技部部长米耶尔，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米萨埃尔，原小农协会主席卢戈和原共青盟第一书记柳德米拉。全会还决定新增11名中央委员，其中7名是现任省委第一书记，另4名分别是共青盟第一书记克雷斯波、小农协会主席冈萨雷斯、保卫革命委员会全国协调员米兰达和古巴驻委内瑞拉大使波朗科。
这次被免职的5名中央委员，有的年龄较大，有的年龄并不大。尽管劳尔在全会上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或有什么可指责的行为，但可以肯定事出有因，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实施新税法和新移民法
1.启用新税法
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实行全面税收制度，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废除全部税收制度以来的第一部全面税法。古巴媒体称，政府相关部门研究了包括中国、越南、委内瑞拉、巴西、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的税收制度，同时考虑了古巴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包括遗产税、环境税、消费税、交通税、农场土地税、多种许可费用等19项内容的古巴新税法。这项新税法主要针对个体户和小型企业主以及农场主。根据规定，年收入达到1万古巴土比索，约合400美元的人，将会被征收15%的所得税，而年收入达到5万古巴土比索，约合2000美元的古巴人，将会被征收50%的所得税。同时，古巴1994年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浮动标准在新的规定当中依然有效。新税法中也包括了一系列减税规定，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古巴政府期待新税法能给国库带来更多收入，并计划用有针对性的福利替代目前实行的津贴。古巴政府表示，在旧经济模式下，负责全国90％以上经济活动的国有企业将所有收入交归政府，政府再给公司分配物资，而税改要求大型国有企业逐渐脱离政府部门的干预，变得更加自主。新税法还会根据政府每年的年度预、政府部门执行情况等进行调整。
比照新税法征税规定和古巴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新税法对普通劳动者影响不大，主要是针对古巴改革开放中包括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一些收入增加较快、较多的群体增收税收，旨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2. 实施新移民法
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移民法正式生效。根据新移民法,古巴公民只需出示有效护照及相关目的国的签证即可出境。此前,根据1976年的移民法,古巴实行严格的出国限制制度,公民在获得外国签证后必须到内政部办理手续繁琐的“白色出境许可”方能获准出国旅行、探亲或留学等。
此次移民法的修改幅度和力度较大。废除了1961年第989号法律,该法律规定对移民国外者的财产予以没收,权利予以剥夺；出国者在国外逗留期限由11个月延长至24个月,归国探亲的逗留期限由90天延长至180天；允许在1994年古美移民协定签署之后非法偷渡的移民回国；参加官方代表团出访的有建树的医生和运动员在“叛逃”满8年后也可以回国探亲。为防止国家人才流失,新移民法规定,国家高级干部出国须经国家干部委员会审批。企业负责人、国家重要部门的干部、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科研技术人员、参与医疗卫生重要服务项目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取得重要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等,出国需履行审批手续。
新移民法为古巴居民提供了合法、有序、安全移居国外的途径，有助于古巴与国外侨民关系的正常化，赢取海外侨民对古巴发展的支持。新移民法还有助于古巴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据初步估计,古巴每年的额外收入有望达到16亿美元,相当于每年进口食品的开支总额。
（三）积极开展多元外交，为经济模式更新寻求新的国际援助
委内瑞拉是支撑古巴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伙伴，2013年3月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突然辞世迫使古巴进一步加大多元外交的力度，从而积极寻求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国际援助。2013年2月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古巴之行受到了古巴政府的高规格接待，俄承诺免除古巴此前的300亿美元债务，并对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提供经济援助。5月，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访问巴西，巴西宣布扩大对古巴首个“发展特区”马列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6月17日，古巴二号领导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当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后成功访华，充分显示了古巴对古中传统友谊和战略关系的重视与坚持。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对古投资贸易的扩大无疑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此外，古巴政府还试图通过推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加强古巴的地区影响力，为经济模式更新营造良好的地缘环境。2013年1月26至28日，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简称拉共体）首届首脑峰会上，古巴取代智利成为新一届拉共体轮值主席国。拉共体于2011年12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成立，拉美和加勒比各国首脑认为这将使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马蒂等拉美民族独立英雄关于拉美统一的梦想得以实现。
转型阵痛考验古巴社会承受力
尽管经济模式更新为古巴居民提供了购车、购房、贷款、投资、创业、出国等新的社会机遇，但囿于传统经济结构和体制，古巴普通民众短期内依然面临物资紧缺、收入拮据、就业不稳定的现实挑战和心理考验。
据古巴国家统计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数字，2012年古巴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66比索（折合20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2.4%。按行业来看，月工资最高的是建筑业，为580比索（24美元）；其次为矿业，566比索（23美元）；发电、天然气和自来水业，为522比索（22美元）。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自2006年以来，古巴职工的月工资每年均有所增加，2006年平均工资只有387比索（16美元）。古巴政府承认职工工资水平不高，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仍须凭购货本定量供应，但教育和医疗始终确保全部公费。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也曾强调，居民工资不可能大幅提高，工资的增加必须与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中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原体制内人员向私营经济部门的转移。为解决国有部门大量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自2010年起古巴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个体户的限制。截至2013年6月，古巴个体户已接近43万户，个体户的收入普遍高于国有部门职工。古巴不少前政界、文体界名人都纷纷下海，通过经营饭馆、酒吧等自谋生计，而普通民众的下岗再就业之路则走得更为艰辛和迷茫。
面对经济模式更新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古巴社会在渴求重生的同时，更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和考验。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得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将成为决定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成败的重要标尺。无论前景几何，坚持古巴道路的古巴经济模式更新都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探索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积重难返的国际大势下，包括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均显现出了快于世界各国平均增长水平的发展态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抵御系统危机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答与创新的时代工程。2010年至2013年，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四国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总结和反思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展现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和道路。
加强执政党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2013年6月27日与中国社科院学者进行交流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教授指出：至今，中共执政64年、越共68年，离苏共74年的执政节点为时不远，中越两党应该高度警惕，努力探讨如何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顺利跨越苏共执政74年这个坎儿。杜进森的话实际上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的共同忧虑，而学者们的忧虑折射出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理论创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1．越南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越共九大正式提出了建立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逐步丰富其具体内涵。这是越南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其努力构建本国话语体系的体现。
在越共十一大召开前夕，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主持的、旨在形成越共理论体系的一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就已经展开，并准备命名为“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但由于理论界对“发展主说”的名称有不同意见，因而其最终未能写进十一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的纲领和政治报告。但是，新纲领对胡志明思想的根源、地位和作用做了补充。据悉，越南共产党今后还将继续以胡志明思想为基础，形成越南本国的理论体系。
为了提高越南共产党应对挑战的能力，过去一年，越南共产党从思想建设、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
首先，越共中央继续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越共中央2012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颁布决议，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2012年10月初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暗指总理阮晋勇）在大会上承认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请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处分。这些举措，引起了越南国内百姓的高度关注。
其次，越共一直以来对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机制不全有所忧虑。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干部储备机制。2013年7月份，为期4个月的越共首届高层预备干部培训班在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这是越共落实越共四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干部规划和预备干部培训的有关内容，旨在对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其他高级职位的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养，使其今后进入领导岗位积累专业素质和政治素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对培养干部后备力量机制寄予高度期望。
2．古巴
马克思列宁主义、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是指导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重要的精神内核，而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既是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逻辑延续与创新，也体现了古巴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何塞·马蒂(1853-1895)是古巴伟大的民族英雄、诗人和思想家，他深刻的时代洞察力源自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与思考。马蒂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解放祖国的革命洪流，奔走于西班牙、美国等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队伍，另一方面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笔耕不辍，抨击殖民政府的罪恶。马蒂有关建立“自由的、有尊严的共和国”、世界平衡、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及 “我们的美洲”的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的历史性丰碑，是卡斯特罗治国思想的重要来源。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杰出领袖，也是20世纪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之一。自2006年逐渐淡出政坛后，卡斯特罗仍坚持思考与写作，指导和鼓励古巴人民科学清醒地认识世界形势，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内出版的《总司令的思考》(2008)、《卡斯特罗语录》(2010)等集中代表了卡斯特罗思想的最新成果。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产党首次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重点讨论了古巴共产党的建设及思想观念转变等议题。会议还明确了古巴共产党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即从党的领导、组织和思想上确保经济模式“更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会议决定，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任期最多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这意味着古巴将结束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
3．朝鲜
朝鲜劳动党致力于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朝鲜认为“马列主义无法为现实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不能教条式地服从马列主义。
另一方面，在反思传统马列主义的同时，朝鲜当局强烈批判了与马列主义竞争的伪社会主义派别。2010 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修改党章。其中，劳动党的定义由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的主体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改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政党”，党的最终目标由 “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改为 “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人民大众的绝对自主”，删除了“共产主义”字眼。2012年4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修改了党章，把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定为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还选举了党中央领导班子，推举金正恩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包括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4月13日，朝鲜第十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宪法仍以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2013年1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发布公报，宣布通过《关于建立朝鲜劳动党支部书记大会机制》决议书，表示将召开第四届朝鲜劳动党支部书记大会，并将该大会制度化。公报强调，在主体革命斗争伟业进入更新更高阶段的今天，要强化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基石的党支部的作用、强化全党，为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带来划时代转变。
1月29、30日，朝鲜劳动党第四届党支部书记大会在平壤举行。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大会与朝鲜2012年6月少年团大会、8月青年节庆祝大会、11月母亲大会等各阶层群众集会属于同一脉络，目的都在于凝聚民意，巩固加强朝鲜内部党、军队和人民的“浑然一体、一心团结”。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1.越南
2012年10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对由国会和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领导人投信任票》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越南国会将对由国会和地方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越南政府领导人履行任务的结果、执行权限、政治素质、道德和生活作风投信任票。也就是说，在每届政府的五年任期内将要进行两次民意测评，如果两次达不到半数信任票的，则请其主动辞职或上级给予免职处理。选票分高、中、低三种信任度。如半数以上的国会代表连续两年对同一名官员投“低度信任”票，这名官员将受不信任投票；若获“低度信任”票达到2/3，这名官员将立即面临不信任投票。如不信任投票通过，该官员将被迫辞职或被解职。在国会接受投票的47名官员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部长等。越南国会6月份投票的结果显示，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多数获得低度信任票比例较高，其中总理阮晋勇的低信任票超过30%。
笔者认为，越南实行对政府官员投信任票的做法，是越南政治系统革新的又一个尝试，也是越南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路径走出的一个具体步骤，然而，由于投票机制在制定时就已经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因此借此达到弹劾官员的几率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古巴
古巴领导班子老化问题突出，2012-2013年这一问题有所突破。古巴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干部队伍有所年轻化。古巴同时还着手行政体制的改革，希望通过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2013年2月25日，古巴举行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大领导班子，并选举产生了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内的、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据统计，新一届国务委员会的31名领导成员中有17位新面孔，占54.84%，其中13名为女性，12名为非裔和混血人种，平均年龄降至57岁。劳尔·卡斯特罗在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指出，要保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古巴应通过渐进有序的方式，在未来5年内完成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劳尔·卡斯特罗还提议修改宪法，实行古巴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确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任期。
（三）加强反腐和意识形态工作，防范执政风险
1.越南
贪污腐败和浪费在越南被定义为“国难”。近几年来，越南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和突出。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会议上，政府总理阮晋勇承认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存在不足。
2012年12月6日，政府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和浪费的行动纲领》，制定了2012-2016年政府反腐的主要任务、措施和考核机制等。由于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不力，2012年5月闭幕的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央总书记任组长、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党中央反腐指导小组，中央反腐小组办公室通过网站及时公布有关反腐信息。越共五中全会还建议重新组建越共中央内政部，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参谋机构，同时也是反腐指导小组的常设机构。
为了鼓励对贪污腐败的举报行为，2012年10月召开的越南十三届国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政府反腐基金，把社会各界和国内外捐赠、没收的违法资金以及拍卖赃物所得等作为资金来源，并把其中30%用来奖励举报。此外，群众还可通过举报和信访渠道直接参与监督。
2012年11月，越南国会还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法》（修订案），该法从2013年2月1日开始生效。根据《防治贪污腐败法》(修正案)，越南的领导干部需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越南国会代表及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财产申报清单也须在选民代表会议上公布。这部法律还对领导干部个人所增加财产的各类义务加以规定，越南国会指定政府负责出台有关领导干部个人所增加的财产定价、申报人的权力与责任、申报手续与程序等的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财产申报只是采取内部公开的办法，而不是向全社会公开，因此还是有暗箱操作和互相包庇的空间，因而也还不具备很强的约束性。但最近两年来，越共已敲下了治理贪污腐败的重锤，出台一系列政策并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整顿党风党纪运动，因此，修订后的《防治贪污和腐败法》有可能从制度上对防止贪污腐败现象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越南加大了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2013年1月4日，政府监察部对2012年检察工作进行了总结，公布全年涉及贪污腐败案件89起，涉案金额共计1045.92亿盾，已对其中2个单位的56人提起行政诉讼，移交检察机关24起涉及人员42人，并对20名机关首长进行了责任处罚。
此外，2012年越南政局面临多方挑战，如和平演变加剧、土地纠纷增多、各种罢工和游行示威增多等。
2012年11月，越南国会代表通过了《组织征集人民对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的意见》决议。据此，从2013年1月2日到3月31日，越南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对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的意见，目的是发挥越南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创造越南人民在立宪工作中的共识，并让《宪法》“体现出越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围绕宪法的修改，越南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各种敌对势力乘机而入，企图通过歪曲和肢解越南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进而达到瓦解越南政治制度的目的。其中，以政治异见分子为主联名提出的所谓“72知识分子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要取消1992年版宪法中的第四条，即取消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要求军队国家化，把“社会主义”从越南国名中去掉，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等。尽管越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并不接受这些建议，宪法修正案也在2013年9月之后才会最终形成，但该事件对越南思想理论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甚至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外“民主人士”和媒体的追捧，其中也不乏故意歪曲事实以及以此影射中国政改的意图。
敌对势力乘机大搞和平演变，引起了越共高层的高度重视。围绕这一问题，越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杂志》以及《越南军队报》等单位组织了理论研讨会，并且以专栏形式刊登了系列文章，其中不少是越南主要党政领导和著名理论家的文章。如2013年《共产杂志》第1期刊登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部长陈大光的文章《关于当前我国反“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一些问题》；越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世阳的文章《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工作，为防止“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取得成效做出贡献》等。
2．老挝
2012年4月26-28日召开的第九次组织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八大以来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朱马利到会讲话，指出当前社会对党内部分党员干部革命意志消退、贪污腐化甚至蜕化变质反响强烈，亟须切实加以改进。会议按照九大提出的“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政党，成为有能力为民执政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政党，成为组织意志坚强和牢固团结统一的政党”的要求，制订了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并且出台廉洁从政和反腐相关规定。
在第二次纪检工作会议（3月26-28日）上，中纪委书记本通作了“关于政府纪检和反贪污腐败工作报告”。朱马利强调要大力抓好党政纪检和反贪污腐败工作。近几年，老挝贪污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
此次会议制订了“政治局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事项的规定”、“政治局关于高级干部政治职责的规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关于新条件下加强纪检监督和反贪污腐败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委对党组织和党员监督工作的规定”、“2012-2020年国家反贪污腐败战略”（草案）和“关于领导管理干部财产和收入申报的总理令”六份重要文件。
多维度谋求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创新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关切的重要领域。能否充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平衡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优越性的认同。社会主义四国结合各自国情，均进行了不同程度和侧重点的经济改革与探索，改革成效尚待观察。
（一） 越南：以国企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自2009年以来，越南经济在低谷徘徊，每年经济增长在5%-6%，远远低于2007年之前连续十多年年均7.5%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表现为通胀率高企不下、汇率不稳、银行坏账比率接近10%、失业和罢工现象频繁发生等等。在2012年10月22日召开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阮晋勇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越南政府将在2013年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并努力实现三项战略任务：一是着重促进发展人力资源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有效实施三年国家财政投资政策（2013-2015年）；三是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绿色科技，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然而，2012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创13年来最低，同比增长5.03%，预计2013年也难有起色。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力争到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确保经济增长质量，强化经济增长效益和竞争力的目标，2013年2月19日，越南政府总理签署了《关于2013年至2020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经济增长方式向高质量、高效益和高竞争力转型的总体方案的决定》。决定提出的具体目标包括：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市场经济投入竞争优势强的产业和产品的开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二是基于改善和提高各经济产业、各地区发展水平，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大力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以高科技含量及高增值产业代替一些科技含量和增加值偏低的产业，使之成为越南经济尖端产业。三是逐步巩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越南国际地位，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该决定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办法以及重点领域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包括控制公共投资比例、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等。
可见，面对经济陷入困境，越南政府努力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希望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改善经济结构。但实际上，思路和目标并不明确，没有新意，也缺乏具体的有效措施。过去几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化和私有化的努力，并没有给越南经济增添发展动力。国有企业问题，进而到经济的所有制成分问题，将继续是今后几年越南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越南政府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二）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步伐加快，推出多项新措施
2013年7月7-9日，古巴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古巴经济模式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取消货币双轨制和国企改革即将试水等努力方向。过去一年来，古巴推出了多项经济更新措施。
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古巴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马利诺穆里略在古巴第八届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宣布，目前古巴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对国有企业实施改革，给予国企更多自主权的重要阶段。目前古巴的国有企业尚存在计划经济性质，企业取得的所有利润都需要上交国家，而进一步的投资和员工工资及福利都由国家发放。而在此次改革之后，古巴将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未来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将可以保留50%的利润作为生产投资，而连续两年不能够有效盈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则会被撤销重组。同时也将企业管理权充分下放，让企业拥有可以自主处理废弃或闲置的生产材料的权利。
实行新的税法。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实行全面税收制度，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废除全部税收制度以来的第一部全面税法，内容包括遗产税、环境税、消费税、交通税、农场土地税、多种许可费用等19项内容。这项新税法主要针对个体户和小型企业主以及农场主。根据规定，年收入达到1万古巴土比索，约合400美元的人，将会被征收15%的所得税，而年收入达到5万古巴土比索，约合2000美元的古巴人，将会被征收50%的所得税。按照新政的征税范围，一般的工薪阶层、国家公务人员的无税时代并未真正终结。不过有古巴人开始觉得，国内的商品价格似乎正因此有所抬头。对此，古巴问题专家徐世澄认为：即便新的税收法出台，实际上对普通劳动者或者普通公务员还是起不到纳税作用，新的税收法主要针对古巴改革开放中一部分人，包括个体户、私人企业。新税收法的实施对古巴经济还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起码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且使收入差距不至于太大。
颁布新移民法。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移民法正式生效。根据新移民法,古巴公民只需出示有效护照及相关目的国的签证即可出境。而此前，根据1976年的移民法，古巴实行严格的出国限制制度，公民在获得外国签证后必须到内政部办理手续繁琐的“白色出境许可”方能获准出国旅行、探亲或留学等。
放宽私有经济经营范围。从2010年10月25日至今，古巴共先后实行了178种行业的私有制改造，共有40万古巴人进入了私营经济行业，同时其中80%的人加入了工会。以国营餐馆个人承包为例，古巴的这项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全国接近14%的国营餐馆，一举改变了国营餐饮业萎靡不振、人浮于事的状态，将竞争和活力重新带回古巴市场。
放宽贷款条件。2013年2月21日，古巴官方公报公布新规，古巴银行放宽对个体劳动者及个人建造自住房的贷款申请条件。此次新发布的补充规定，将允许申贷者提供其他资产进行还贷担保，例如珠宝首饰、车辆、避暑休闲住房等都可以用来作为担保。这些资产用于还贷担保时，其价值将按市场价格确定。
扩大农民承包土地面积。2008年7月18日，劳尔·卡斯特罗签署法令，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个人可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至40.26公顷，承包期限为10年，到期后可延长。拥有法人代表的合作社和农场承包闲置土地的面积没有上限，承包期限为25年，到期后也可以顺延。2011年7月19日，古巴宣布，在2007年统计的全国190万公顷闲置土地中，67.7%都以承包形式提供给农民。2012年12月9日，新法令规定，允许农民承包土地的最高限度将从40.26公顷增至67.1公顷。
上述措施增加了古巴国民的收入。据古巴国家统计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数字，2012年古巴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66比索（折合20美元，23比索等于1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2.4%，即增加了11比索。
对于古巴的经济更新，学者们也发表了看法。《古巴：从经济模式更新到发展？》一文指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减少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其次，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通过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使国有经济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第三，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机会的各种禁令。《古巴复兴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一文指出，古巴的领导进行着一种战略性的努力，发起了一项新的旨在恢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纠正运动，包括更深层面的、向物质激励的急剧转变，包括一项涉及统一货币、减少津贴和酬金，以及有效地大规模征收直接或间接税的战略。虽然这一战略的初衷是反对收入的不平等，但它能否成功恢复秩序和承诺，也依赖于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古巴将必须发展其政治问责制以抵制行政惯性和腐败，并维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法性。
（三）朝鲜：改革前景不明，发展核武器抑或是为换取生存空间
2012年朝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经济自由的新政策，包括允许更多的自由市场合法存在，将经济管理权力从军队收归内阁，吸引外资，重新开放金刚山旅游，扩大对中国和俄罗斯在罗津特区的承包与合作经营范围等。然而，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两次发射卫星，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发出战争宣言。对于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核试的目的，学者们众说纷纭。
2012年4月金正恩发表讲话强调，朝鲜亟待解决的是人民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制定了“关于确立朝鲜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的所谓“6·28方针”，并组织学习和传达。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农业部门引入一种家庭农制度，2-6人一组的分组制生产方式，对产品，国家和农民按照7:3的比例分配。第二，对企业赋予很大的自律权，产品由国家和企业分享，而与生产相关的初期费用，由国家承担。另有报道说，朝鲜着手推进农村改革，并成立了“经济改革领导小组”。但是，这些消息并未得到朝鲜官方证实。日本《共同社》10月18日援引多名朝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金正恩今年废除了秘密资金管理组织“朝鲜劳动党38号室”。38号室被认为是朝鲜赚取外汇的组织之一，通过朝鲜的餐厅、饭店和外汇商店等流通、服务行业筹措外汇资金。废除38号室被外界认为是朝鲜要实行经济改革的信号。
但朝鲜官方明确表示不会有政策改变：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所谓朝鲜“政策改变”和“改革开放”的传闻无稽可笑，强调朝鲜所有的政策都将秉承伟大领袖的思想和伟业，代代传承，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称将坚持“主体”、“先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尽管外界舆论对朝鲜改革开放期望很大，但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外学者基于对朝鲜国内外情况的分析，对朝鲜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景仍持较为谨慎的看法。朱辽野（编注：吉林省社科院朝韩所研究员）、许永根（编注：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分析认为，朝鲜以往的经济改革具有表面性及摇摆性，朝鲜经济改革的障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对政治稳定的担心、经济状况的制约、缺少领军人物与舆论准备、国际势力的干扰等，朝鲜经济改革存在曲折性和不确定性，但朝鲜经济改革也具有必然性，因为这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
张慧智（编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认为，朝鲜正在探索“朝鲜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不触及朝鲜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经济合作，通过体制外改革，建立新的经济发展体系，探索实现“强盛大国”战略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朝鲜还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和措施的配合，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韩国学者金炼铁认为，朝鲜目前已存在局部的、阶段性的经济改革，而要扩大经济改革，首先要由“改革精英”行使经济方面的政策主导权，其次需要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先军政治发生改变，最后需要培养能推动改革开放的精英。对目前朝鲜媒体上反对改革的报道，金炼铁认为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落后于现实的变化。
王木克对朝鲜2012年以来的变化进行分析，提出了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朝鲜此次很可能属于全局范围内的“体系”变化，此次的政策很可能涉及朝鲜国内和国外两大方面，理由是朝鲜“走出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思路越来越清晰，举措越来越务实。
也有学者认为朝鲜不可能进行经济改革，或无意于进行经济改革。Victor Cha对朝鲜的历史、朝鲜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朝鲜的人权记录和朝美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朝鲜不可能进行经济改革，因为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都会威胁到现政权的生存。张琏瑰（编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认为，朝鲜不时显示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的迹象，并非真正发展经济，而是为发展核武器提供经济支持和为发展核武器提供“烟雾弹”，令世人的关注点从核武转向经济。朴熙珍认为，朝鲜是否会走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依然存疑。赵南勋认为，朝鲜当政者为维持政权，很难实施改革开放，但尽管不会出现有意识的改革开放，却会发生实际的自由化。张亨铢认为，朝鲜要实行改革开放，首先要保证既得利益层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要具备控制市场的能力。金锡镇认为，朝鲜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会经历一个积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突破阶段，这对朝鲜当政者是一个考验。
安德烈·兰克夫（Andrei Lankov）认为，朝鲜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国家，朝鲜的领导人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分子，而或许是现代世界中最出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通过成功利用包括核威胁在内的外交手段，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了支持。该学者认为，尽管掌权者成功地维持了权力，但是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旧的政治制度会缓慢地瓦解，因此，长期来看，无论是否改革，朝鲜的政权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一旦朝鲜尝试改革的话，将会引发政权的垮台。 本文认为，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采取的一系列似乎难以理解的措施，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环境挤压了朝鲜的变革空间，因而不得不做出一些看似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应，以期出奇制胜。面对中东各国在美国等霸权主义的打击下政权瓦解和国家战乱的局面，朝鲜不得不把拥有核武器作为保住现有政权的最有效办法。朝鲜同时也期望能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只能在保住现有政权的前提下做一些努力，例如对韩国开放开成工业园区，一旦这种努力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朝鲜将放弃经济利益转向保住政权，这正是开成工业园和“六方谈判”时而中断时而启动的原因。总之，朝鲜实行“先军政治”，发展核武器是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做出的一种被迫性的选择，目的是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四)老挝：落实“三建设”方案，全面推进革新
2012年5月14-18日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四中全会要求把实施政治局关于“三建设”3 号决议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三建设”即“将省建设为战略单位，将县建设为全面坚强单位和将村建设为发展单位”的要求。老党总书记朱马利表示：“这是新条件下发扬民主并赋予地方基层主人翁权利的一场深刻变革实践活动”；其目的一是自村级开始，自下而上夯实人民民主制度；二是将九大提出的“四突破”精神变为现实；三是进一步明晰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系，赋予地方更多权限与职责，努力提升地方党委领导能力；四是实现九大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全国贫困家庭仅剩10%的目标，为2020年实现摆脱国家欠发达状态并向工业和现代化转变打下基础。
为此，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了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本杨为主席的“中央三建设试点指导委员会”，分别发布第11、21号命令和16号总理令，将全国51个县和108个村确定为“三建设”试点，政府还确定了优先扶持的64个重点地区。指定政府15个部直接派干部对口蹲点帮扶并提供资金支持，政策银行要向试点县村提供扶贫贷款。
此外，2012年，老挝积极推进各项革新，包括土地制度分配、行政区划、教育医疗改革和企业的整顿等。并依照“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逐步建设发展国家”的目标要求，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等。仅七届国会第三次会议（6月20至7月13日）和第四次会议（12月5-9日）就审议和通过了21部法律，并修订了《农业法》和《劳动法》等，通过了9项战略规划，制定了年度7项经济和社会计划与方案。
老挝积极推进革新获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老挝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GDP增长率达到8.3%，从而使人均GDP达到了1355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美元（2011年经济增长率达8.1%，2006-2010年年均增长7.7%）。使得老挝过去几年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之一。
鉴于老挝经济刚刚迈入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阶段，而且老挝政府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和积极的开放措施，中国和越南甚至包括美国都积极开拓老挝市场，这对老挝发展经济较为有利。我们预计，老挝今后几年将持续一个稳步增长时期。但老挝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还很滞后，在开放条件下面对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老党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正如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李远哲副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果没有思想工作，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诞生，也无法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就是生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思想基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是夯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并据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
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四国都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各种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活动。
1.越南
2012-2013年，越南持续开展“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全民团结建设文明生活方式”运动。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创作和传播有关胡志明和以“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倡导全民建设文明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品德，树立远大理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思想理论方面，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继续发挥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囊作用。2013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越共中央智囊团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进行了座谈。根据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介绍，2013年上半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要集中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加强党对群众的动员工作；如何继续推进政治系统的革新和完善；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阮富仲提出，中央理论委员会的研究重点是集中研究基础理论和科学依据，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基础，为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尤其是总结30年来革新的经验，为十二大做准备。
2.古巴
在2013年2月底举行的首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介绍了古巴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理念。他说，古巴党和政府强调要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主张“高雅”和“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和发展；政府允许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艺术表演形式，但不允许以此为手段，宣传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有害思想，强调要抵制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渗透。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援引古巴前文化部长阿维尔·布莱的话，表达了古巴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观点：“要警惕文化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之一，是让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趋于单一。有时，最可怕的是，我们消费的竟是好莱坞制作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漫画。古巴对此回应的方式是加强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从小培养人们的文化习惯，大量培养艺术导师。”
3.朝鲜
2012年，朝鲜在人民生活福利、教育、保健、文化艺术、体育等文化建设的各个部门取得了成果。建成许多现代住宅、文化福利设施、公园和游乐园，如平壤的仓田街、绫罗人民游乐园、平壤民俗公园、平壤产院乳腺肿瘤研究所、柳京院、人民室外溜冰场、轮滑场、统一大街运动中心等文化福利设施。
2012年9月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2届6次会议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的法令，朝鲜认为这是构建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把人们培养为具有高级文化知识水平、强健体魄、高尚道德品质的文明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环境的一件大事。1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新设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之后通过国家性措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体育热，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金正恩亲自组建了符合新世纪要求的牡丹峰乐团。
2013年1月1日，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朝鲜建设的社会主义强盛国家是全体人民具备高级文化知识水平、强健体魄、高尚道德品质，在最文明的条件和环境中尽情享受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全社会洋溢着美好而健康的生活风气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学者金龙镇对朝鲜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朝鲜社会主义是把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完善的主体的社会主义，金日成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他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主体思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付诸实践，从而在朝鲜建立起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金正日在继承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军革命思想、先军政治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思想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金正恩在深化发展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创的强盛国家建设战略，即一心团结和不败的军力加上新世纪的产业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强盛国家，还提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高举金正日爱国主义旗帜的思想。
4.老挝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老挝人民革命党也高度重视马列主义教育。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本纳迪在参加2013年首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的发言中指出：老挝人民革命党将文化思想工作视为各个阶段革命的一个主阵地；对于文化的发展，必须将“保护和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优良文化”与“放弃阻碍国家发展的落后风俗”紧密结合，同时还要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之具有国家特点、先进特点和大众特点。
杨智平在《老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教育》一文中指出：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深刻认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和“五个观点”，开展了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学习。
老挝人民革命党过去主要从越南学习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近几年来，老挝逐步加大了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老挝社会科学院也表达了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强烈愿望，在理论方面也希望能够学习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由于老挝把本国定位为人民民主时期，因此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目前，老挝学者加强了对凯山·丰威汉党建思想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可以预见，随着革新的深化和理论研究的成熟，老挝将形成以凯山·丰威汉思想为框架的老挝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上述材料我们观察到，四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但越南除了在实践层面有所努力外，在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而朝鲜和老挝则更多地在实践层面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冷战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尽管各国对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动力、改革节奏、改革方式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与实践领域尚存分歧，但各国各具特色的改革动向已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历史潮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强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只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势与命脉，才能真正抢占构建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先机与话语权。
结 语
1.只有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动向，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坚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了60多年。60多年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成就辉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有的国家却教训惨痛，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什么同样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究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不同导致了改革结果的不同。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完善和发展。但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此，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只有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动向，才能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借鉴各种有益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各种新实践、新探索，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我们要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实践新探索，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一些新理念新主张，各国进步人士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无疑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富有启益的思想资料和实践做法，这必将有益于我们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
（课题组成员：潘金娥、贺钦、荀寿潇、周淼）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