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早就在《礼记》中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来论述社会道德与诚信的重要性。“民无信不立”、“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更是久传不衰的经典[1]。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基于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所引发的各种道德异化现象将被消灭，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2]取而代之的是能够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3] ，把“诚信友爱”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但是，道德诚信建设仍举步维艰。据多家媒体报导，2011年10月13日下午，广东省佛山市一五金城发生一起车祸：2岁的小悦悦在家附近玩耍时先后被两辆车碾压受伤不起，而据监控录像显示，在她躺在地上的7分钟内，共有18个路人经过却无一人施救，直到58岁的拾荒老人陈贤妹经过时，才将她扶起，随后叫来家人送往医院。目前，小悦悦仍在重症监护室，或面临脑死亡的悲惨结局，而救人的拾荒老人陈贤妹反被诬为“想出名”。[4]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舍生取义，而将见死不救列为不齿行径。去年陕西的“药家鑫案”和今年云南的“李昌奎案”所造成的震荡尚且余波未了，这一案例再次将国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话题推向风口浪尖。今年以来，地沟油、瘦肉精、碰瓷讹诈、见老人摔倒不救致死等与诚信相关的案例轮番上演，各地查处的地沟油越来越多，三聚氰胺、苏丹红、催熟剂延绵不绝……难道中国人的道德诚信素质真的要这样沦落下去吗？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何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任何社会现实问题，我们都不得不重新深刻体会马克思的经典：“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5]。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正在消解，全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尤其是道德诚信观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诚信，既是道德观念的核心要素，又是经济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首要前提。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失信频率高发化。借助于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和当前日益热门的微博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失信案例得以在第一时间暴露在广大群体面前，电视、广播、报纸、博客等媒体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失信的新案例在更新。有人把这些归结为媒体力量的夸张报导，但这一切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社会失信案例确实呈现高发的态势。但从影响面来讲，黄光裕内幕交易案、国足假球事件、药家鑫撞人杀人案、郭美美炫富事件等无一不和诚信缺失相关的案件正在越来越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越来越大。仅就见伤不救和见死不救致死案件来说，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发生以来，影响较大的就有2007年北京“丈夫拒不签字，孕妇致死事件”、2009年荆州“渔船见死不救挟尸要价案”、2010年深圳“78岁老人摔倒小区、无人搀扶致死亡”、2011年泉州“一女子晕倒1小时无人施援死亡，见死不救要赔3万元”，2011年武汉“88岁老人摔倒无人扶致死”。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整个社会的精神和信仰也出现震荡，诚信危机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第二，社会失信主体多元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失信案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回顾历史，当时开展的主要是百城万店无假货、假烟假酒专项打假行动等等。在前些年，3.15是最能激动人心的节日，而焦点访谈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揭露成为其高收视率的保证。换言之，其时的失信主体主要是商人，或者说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发展到现在，非但经济领域的失信问题依然严重，政府失信于民的事情也不断出现，不乏地方出现政府勾结开发商骗取居民拆迁补助和征地补偿以及强拆的案例，成为官民矛盾日益严重的导火索。近日，发生在山西临汾的纪委书记因年龄造假被撤也为这一事件提供了最佳的注解。在文化领域，科研腐败已经不再是爆炸性新闻，“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博导造假遭校方数次劝阻”[6]事件尚未有一个了断，最近波澜又起，包括年过八旬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李季伦在内的陶益寿、林培、祖康祺、杨智泉、田向荣等6名学者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7]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背信弃义的案例数不胜数，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除了假的是真的，所有真的都是假的”，这句话虽然言过其实，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失信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商人，政府、社会精英违背自己应当遵守的规范，失信于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结果失信于民。

第三，社会失信手段多样化。同以往简单的失信手段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防范意识的提高，当前的失信手段越来越向科技化、隐蔽化的方向发展。不良商家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是最传统最普遍的欺骗手段。在金融领域，大量的非法集资、股市操纵、内幕交易就是借助常人不易接触到的手段来实现的。而电话诈骗、银行诈骗等层出不穷的诈骗方法更是现代科技社会的直接产物。碰瓷假摔、致伤不如致死、装病骗取假释机会等则是直接利用法律不健全这一漏洞来达到目的。在文化领域，学阀称霸、打压新秀，抄袭模仿，借题炒作利用的是人们对文化精英的信任和盲从。而政治领域的失信，最惯用的就是威逼利诱，歪曲执行上级政策，利用百姓的诚实来获取非法利益。

第四，社会失信后果严重化。中国有句古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们从事的任何事情，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因此才有了资本“”不管任何社会，违信事件的发生，都是为了利益。同前些年经济领域的失信行为主要损失交易双方的利益不同，当期社会，政治领域的失信可能加剧官民对立，刚落下尘埃的云南李昌奎案，在这场民意和法院的双方博弈中，虽然民意最终获胜，但由此引发了人民群众对法律保护弱小、法院公平执法、法律专家代表人民这一传统形象的颠覆，是多少财富都没有办法弥补的。同样，因为文化同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密切相关，发生在文化领域的学术腐败和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也在不断侵蚀着作为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信仰和支持。社会生活领域的违信行为越来越多，引发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严重的危机，甚至是对自身价值观、人生观的质疑和背弃。事实上，不管是什么失信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奶业巨头三鹿因三聚氰胺而倒闭就是鲜活的例证，双汇因瘦肉精而名誉扫地也是警戒。从长远来讲，有些失信行为的影响是长期的、潜伏的，如三聚氰胺对婴儿的影响，以及瘦肉精对成人的影响都不可能是短期可以消除的，而政府失信和文化失信更是将会冲击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价值观念。

二、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时代挑战

2011年10月1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8]包括诚实守信在内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和智力之源。当前，各种违背道德诚信事件的发生已经严重伤害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全局发展。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近年来，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举世瞩目的，但我国人口众多，因而人均国民收入依然偏低，尚且未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一现实，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当前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低层次的、初级的，并未能根本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此外，当前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等各种差距依然存在，不仅大多数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尚未踏入城市化的进程，因为缺乏长效的谋生手段，就算进入城市的许多人口也刚刚进入温饱，甚至还没有脱离贫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水平总体不高、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马克思就曾说过：“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9]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经济现状下，许多人还在为基本的生活条件的获取和改善而奔波，而各市场经济主体在为获取进一步发展的资本而不择手段，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建设也就不可避免地处于低水平和不协调的状态了。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经营者要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

第二，改革开放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念中，父慈母爱、孝老敬亲、礼尚往来、诚信友爱、睦邻友好等观念成为流传数千年的基本伦理规范，守信用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护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则，甚至可以为了维护信义而不惜失去生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返”所描述的就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现代文明”或采取冠冕堂皇的形式，或采取不断渗透的形式逐渐进入我国，严重冲击着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集体主义观念。以重庆为例，“国际名店希尔顿酒店涉黄被查”、“ⅹⅹ警方捣毁地下钱庄”、“建国来最大毒枭落网”[10]等等事件的发生看来并不是偶然，尤其是打黑行动曝光的系列案件令人惊诧：警察成为黑帮保护伞。改革开放带给我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夹杂着很多价值观念上的污秽。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地方，诚信友爱成为过时的东西，高尚的道德修养更是遥远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现代文明”带来的人们在诚信观念上的伤害。在传统文化中，道德的核心是诚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值，这是一种冲突，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如果处理得好，诚信守法的主体能够获得更好的效益。而目前的状况就是许多人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惜见利忘义，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有序的社会构建。

第三，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但法制建设进程明显滞后。我国一直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产业政策的调整、户籍制度的宽松，数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谋生，国企改革的上千万下岗职工也滞留在城市，主要从事建筑业、运输业、餐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城市人口呈几何级速度增长，已经远远超过城市的承载量。在追求政绩的驱动下，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城市建设，都希望自己成为“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由于财政比例的失调，城市的基础设施并没有相应改善，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和交通阻塞相当严重，这只是客观上的因素。另一方面，对于急剧化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跟上来，如何有效解决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教育培训、医疗保障问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在这样激烈残酷的竞争条件下，社会道德出现问题就在所难免了，大量的新市民连生计都顾不过来，也无从在思想上、体制上融入城市，相应地，他们原有的思想道德观念也遭受冲击直至解体，对城市没有归属感、责任感甚至是仇视，新的道德思想尚未完全建立，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达到城市公民的要求，实在勉为其难。于此相应地，制定法律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原有的标准已经很难适应新问题的产生。比如，在许多行业，背信弃义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却很大，法律难以监管处罚。比如，在最近的近海漏油事件中，对污染企业上限20万的处罚，实在没有威慑力。一些其他违信案例，也只有闹得很大，相关监管部门才会关注、重视。

三、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1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这一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发展方向。

第一，弘扬内外经典，丰富诚信理论。在道德领域中，或曰文化领域中的诚信，表现在群体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在个体中则属于个人修养，是个人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增进群体的、也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梳理传统的道德诚信文化，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论述诚信的经典，也有伴之流传已久的沉渣，如被一部分人奉为圣经的《厚黑学》等。面对各种学说，我们要能够辩分良莠，避免误入歧途。其次，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诚信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现实的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不仅对诚信做了辩证唯物主义定义，还主张经济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11]而列宁则认为，诚信就是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和纪律，“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12]“在这里，纪律、忠诚和统一的意志一定会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蕴含丰富的诚信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诚信观才是真正指导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观念。我国传统诚信文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诚信观本身并不冲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最佳时机。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所强调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13]

第二，提高惩戒力度，完善法制建设。经济领域和法律领域中的诚信，不止关乎到个人道德，更影响到经济市场的有序健康运行。这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根本着力点。我们要把社会诚信建设上升到法制的地位。首先，要完善法制建设。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作为经济社会运行以及个人发展的基本规范，必须把社会经济发展中各有关主体应当遵守的规则和相应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化，还要及时地增进法律中关于守信和失信的的内容和条款，做到奖惩有法可依。比如，针对近年反应突出的见死不救致死事件，有专家建议设立“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其次，要严格监管过程。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提倡：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在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应主张，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在阳光下运行。具体来说，要让产品生产在阳光下运行，要让文化创新在阳光下运行，要让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在阳光下运行。最后，要提高惩戒力度。这属于执行的过程。提高惩戒力度，既包括增加责任主体的威信成本，又包括现有法律的执行力度。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草案）第九章“法律责任”的规定，各类违法处罚的上限都在十万元以下。例如第七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生产经营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物质的食品或者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生产经营掺假、掺杂的食品。”[14]苍白无力的处罚力度，无疑会纵容不良商家的再次犯罪。我们认为，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大众，尤其是危害婴幼儿成长的，一定要惩罚到生产经营者倾家荡产，而且永远不准再进入本行业。

第三，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一个浩大而又细致的工程，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能动性。从理论上来讲，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从宏观上来讲，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范畴，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上来讲，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个人。只有个人诚信意识的提高，才能增进社会诚信水平，如砖瓦之于高楼大厦。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5]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及至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也必须承担最重大的责任。按照党中央在党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16]从实践上来讲，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头遵纪守法，带头遵守社会公德，带头讲诚信友爱，在群众中间树立党员威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基层党组织必须“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上，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走在前、作表率，为完成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履行好协助职责，发挥好监督作用。”[17]除此之外，基层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居委会、村委会各种社团要在深入了解本地区、本部门、本社区所处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它们的组织功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引导积极的舆论，从诚信教育入手，以道德建设为辅助，最终达到建设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的目标。

为了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2011年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将社会诚信建设上升到了制度建设的层面。强调要全面采集信用信息，加快诚信立法和制度建设；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各领域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档案；建设覆盖全国的诚信系统；加强监管，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其部门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不断提升公信力。在社会诚信建设方面，重庆市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对诚信友爱、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在其他地方积极推广。当然，各地的基层组织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创新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既能树立党的威信，又能顺利完成构建诚信体系这一时代重任。

作者简介：

冯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兴德，长江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