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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反映和体现，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党的活力、巩固了党的团结，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极其伟大崇高的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回顾党的作风建设的光辉历程，认真总结党进行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回眸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地提出了“党风”这一科学概念，创造性地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并逐步形成了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为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明确提出“党风”的概念并揭示其科学涵义。“党风”即党的作风，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较早地将“作风”一词与党的行为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加以使用的是恩格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国家机关中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腐化变质和党内存在的拖拉现象，也曾多次号召全党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了“党风”这一科学概念，并揭示了其科学内涵。1941年9月，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

　　在此，毛泽东所说的“党风”，还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它主要指的是党员及党组织在组织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逐渐形成了更为广义的“党风”的概念。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这里所说的包括了“学风和文风”在内的党风，就不单是指党员及党组织在组织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它也包含了全体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实际上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外在体现。这就大大丰富了“党风”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

　　2．创造性地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整顿和端正了党风。1941年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3］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在某些党员中的确存在着不注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主观意志或者本本出发的主观主义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曾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但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4］，党内也还存在着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因此，1942年全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实践证明，延安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的端正党的作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内部分同志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3．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诸多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6］;“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7］，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观点为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三股歪风得到有效的整顿和抵制，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在全党范围内的形成和确立，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成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为了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告诫，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对于克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良情绪，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地位的变化，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高高在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不良倾向，滋长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为此，1950年1月，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全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1951年底党中央又领导开展了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并明确地把反官僚主义与反贪污、反浪费一起作为“三反”运动的中心任务。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0］。通过毛泽东和全党的共同努力，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深化了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

　　3．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新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内外严峻形势的考验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迫切地需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新知识，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1年2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11］同年10月，《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的出版发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的高潮。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党还强调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新的业务知识和经济建设知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结合新的实际，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

　　1．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切实搞好党风。鉴于“文革”对党风的严重破坏，早在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12］。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一定要把“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13］。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体党员对照该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自觉遵守和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此后，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我们党又用三年多的时间，在全党进行了分期分批的整党。经过整党，改变了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纪律松弛的状况，打击了和处理了一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改善了党的作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努力培育新的作风，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作风建设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更加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作风建设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14］这就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培育新的作风的任务。同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3．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大兴“四大作风”。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六大刚闭幕不久，胡锦涛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并号召全党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要继续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同时要把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办事不公、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又强调，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并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八个方面良好风气”。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等“四大作风”。2011年1月，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又强调指出，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这些讲话和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党推进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建党90年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优良的党风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党在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把党的作风问题看做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突出的强调。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曾就党风建设中的学风问题指出:“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5］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党风建设，1982年4月，他针对改革开放后一些干部搞不正之风、腐化变质的现象，警告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6］2001年8月，江泽民明确指出:“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17］在新的形势下，胡锦涛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反复强调:“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18］正是因为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把党的作风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常抓不懈，党的作风建设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二，围绕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团结，振奋党的精神，保证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应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因此，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就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推进。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提出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正是围绕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我们党还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历史证明，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扬，为完成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我们党及时提醒全党要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并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新知识的任务，要求全党在大力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际，努力培育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等新的作风。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作风建设，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坚持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要求和实践，反映着社会发展趋向，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既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成“鱼和水”的关系、“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0］邓小平曾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工作的标准。江泽民曾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1］胡锦涛也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都突出说明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不断加强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样我们的事业才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第四，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加强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要整顿和端正党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关键是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是我们党进行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因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优良作风和模范行为对全体党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作榜样，要模范带头。他领导全党开展的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党的高级干部的作风入手，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榜样，并以此来带动下级干部和全党的整风。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2］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好表率，才能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步。江泽民也强调要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他指出:“作风建设是全党的大事，全党同志要共同努力，但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23］2007年1月，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都要坚持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推进各项工作。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的思想。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努力用自己的高尚品德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党风的进一步改善，从而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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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36;90;115．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1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5．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2．

　　［12］［16］［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6;403;177．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

　　［14］［17］［2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1;323;572．

　　［18］十六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867．

　　［23］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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