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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弗森(C.B.Macpherson)在《民主的现实世界》中谈到近代民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由国家民主化与民主自由主义化同步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民主的性质。自由国家民主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夺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民主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口号就不断冲击着近代兴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把民主看作暴民政治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竭尽攻击之能事。在19世纪前半期，作为民主实践途径的普选权处处受到攻击。自由派精英把它揭露为一种通过迷恋多数来颠覆政治的威胁，保守分子担心它会导致一场大的社会动乱，共和派认为它仅是底层人民的信仰，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面前，“原先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体系以及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哲学逐渐被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所取代”，建立在“财富和智慧”基础上代议制不得不为回应“团结起来的多数”，在普选权问题上做尽可能的让步。普选权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议制度由贵族制变民主制的过程，也就是麦克弗森所谓的自由国家民主化的过程。然而，对于自由国家而言，其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民主的妥协是一种权宜之计，它期望民主能够安然无事地与财产所有权和平共处，所以资产阶级一直在寻求着将民主自由主义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民主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是经过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得以实现的。

　　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构正是自由主义学者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初步尝试，从熊彼特开始，民主变成了一个与实质平等无关的程序性概念，这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第一步。“冷战”开始之后，自由主义学者在继承熊彼特程序民主观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一种具有类型学区分意义的民主观，这一民主观将以平等为追求的社会主义置于民主的对立面，声称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唯一可行的现代模式。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其为自由主义民主正名的经典著作《民主新论》里对此做过最清晰的表述，“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继续遭到侵蚀，等待我们将是‘极权主义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然而，民主真的如萨托利所言是与自由主义共存而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吗?研究民主与自由主义关系演进的过程可以帮我们看清楚历史的真相。

　　约翰•邓恩在其讲述民主历史的《让人民自由》一书中提醒人们，在进行民主问题研究时要尽量揭示每一次概念演变背后的历史背景，因为民主理论的演变史是非常具有价值倾向的。“讲述民主理论的演变史，其实是在讲述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词汇的极为政治化的历史”。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从世界范围而言，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由主义民主基本上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很少把理论关注点集中于民主这一具有大众立场的价值理念之上。相反，从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开始，自由主义理论家强调最多的就是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在此关系基础上的自由对民主的防范，唯恐“多数的暴政”侵犯了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大多数自由主义学者眼中，民主是一种亲大众、远精英的力量，而大众政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群氓政治，民主发展的极致就是假以民主名义的“专制”。然而，正如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家托克维尔所言，尽管他对民主的到来甚为恐惧，但他相信以为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绝对是一种臆想。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民主在20世纪上半叶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这股潮流相联系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的兴盛和自由主义的衰落。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民主诉求的发展与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历史联系，“改变近代以来民主发展史的，最主要的不是民主的理念，而是贫民的行动”。对此，汤姆•博托然尔(Tom Bottomore)在为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作序时曾一语中的地评论说，“熊彼特的程序民主观忽视了民主的历史发展过程，他根本无视民主扩大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根本要素”。事实上，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无视不是自由主义民主无意为之，而是自觉的刻意而为。

　　自由主义对民主运动所做的反应是阶段性的。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于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变化，自由主义应对民主的策略经历了一个从抵制到顺应再到规范限定的过程。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运动的反应是抵制和低毁，他们的著作表现最多的是对民主的恐惧，他们一再重申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须将选举权限于财产所有者，让富有、出身好、教育水平高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独特的比重，可以制约民主的轻率和多数人的暴政。现在被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津津乐道的分权理论，在最初设计时主要是作为一种防范民主制之危险的安全措施，对于这一点，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的一清二楚。

　　随着争取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深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民主要求已经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自由主义理论陷于被动，“新自由主义”因此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事实上是自由主义衰落的表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敢于坚决捍卫自由放任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主义作家寥寥无几，在这一阶段，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成为时髦的学术话语，很多“冷战”期间著名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曾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与二战后人们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认识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鲜明对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接近共产主义的经历”。“他们认为苏联制度比西方制度更民主”。在当时人们眼中，民主首先“意味着减少贫穷和经济平等”。美国“冷战”期间著名的反共政治学家阿尔蒙德(Almond)在30年代就曾是一个亲社会主义者，他的博士论文题为《纽约市的富豪统治与政治学》，声称“基于富裕阶级过度的政治影响，说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这是一个错误”。对于这段自由主义学者曾经普遍亲社会主义的经历，如果仅仅像后来很多向右转的自由主义学者解释的那样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深刻误解，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非历史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辩解。这种选择性失忆既无助于人们理解自由主义民主化的历史，也无助于人们理解民主自由主义化的历史。

　　随着冷战的兴起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显露，自由主义抓住历史契机强化了其重构民主概念的尝试。二战后随着冷战兴起而重新兴盛的自由主义被称为冷战自由主义。冷战自由主义基于其特定的反共产主义动机，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表现为逐渐“左”倾的亲社会主义特征，那么从冷战开始，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中急剧向右移动。1945年到1947年，自由主义在短短两年内即完成了从向左转到向右转的突变不是毫无缘由的。从主观而言，美国主动承担了一项拯救西欧资本主义的行动，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由于美国乐善好施，而是其对希腊革命的反应，希腊革命使美国意识到整个欧洲有转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因而复兴西欧成为拯救资本主义必须采取的行动。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和西欧经济的复苏使人们重新树立起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担当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从客观上而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的问题为自由主义反攻提供了契机，通过对二十世纪30年代苏联内部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宣传，自由主义学者在苏联社会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建构了一个将二者同一化的政治—“极权主义”。在冷战期间，自由主义重构民主概念和建构极权概念是目的同一的过程，由此，自由主义将“民主”发展成为一个亲近自由而远离平等的概念，通过一系列学术论证，把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极权专制与社会主义画上了等号。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对激进民主政治的反对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宣传，表现出与保守主义极为相似的安于现状和反乌托邦政治的特征。自由主义的这种右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亨廷顿把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改革称为民主浪潮的第三波。这一波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样本的民主浪潮的实践结果是相当失败的，因为标榜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不仅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塑造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因其忽视平等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造成了社会危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当社会主义民主被当作“罪恶”和“乌托邦”丢尽历史垃圾堆的同时，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打着“普世民主”的旗号大行其道，缔造了一个贫富日益悬殊、资本回归野蛮的世界。人类历史在2008年似乎循环回到1929年，唯一不同的是，在1929年，人们还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相信通过告别资本主义可以解决时代的危机，而在今天，人们只能在别无选择的西式民主犬儒主义潮流中集体无意识的徘徊。

　　自由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冷战”时期兴起的去社会主义化的民主观，其首要的功能不是推动民主，而是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割离，并借以为资本主义正名。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现实中，民主不仅变的与经济平等无关，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声称捍卫竞争性选举，但它却只提供人们一种选择方案，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政治选择的单一性，同时还有政治想象力的衰竭，无论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专制的表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自由主义民主一统天下的社会称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可谓是恰如其分。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在高喊“民主”口号的同时，成功地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思维。在单向度社会生活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种世界，因为人们被告之任何试图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最终都只能酿出“极权主义”的苦果。

　　“自由民主”成为当代解读“民主”的主流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它仅仅意味着民主被资本和精英所驯服，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实现。对于这一点，戴维•赫尔德(Held)在《民主的模式》中指出“精英民主”的确立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相对于精英主义的失败，从“古典民主”到“精英民主”的蜕变，民主理论基本上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回路:从为民主正当性做辩护到主张对反民主做出全面让步。熊彼特对民主的看法，只是证明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其实际作用是把大众政治参与降低到最低程度。以熊彼特精英民主观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使“民主被阉割了—被改变了本性、被剥夺了它自己的、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精神和力量”。正因为自由民主阉割了民主的生命力，因而从其在学术界确立主流地位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也在不断接受各方挑战，无论是参与民主论还是协商民主论，都从自由民主对大众参与权利伤害的角度批判其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价值指向，这些批判无疑对重新焕发民主的生命力有一定推动作用，然而这些批判并没有构成对自由民主主流地位的动摇。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批判都是从共和主义的角度去呼唤公民意识的觉醒，只是在微观层面要求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而真正民主力量的复兴需要的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一个可以改变大众和精英力量对比关系的历史性运动，这一历史性运动无疑需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运动才赋予民丰以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涵，赋予人类超越资本主义世界观的眼界和精神力量。熊彼特“精英民主”观的建构开启了一个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时代，而人们要想把民主重新变成大众反对资本统治的武器，需要再次找到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无疑为我们将二者结合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社会主义者如果能为新近蔓延西方世界的人民民主运动注入更多地反资本主义元素，完成齐泽克提出的将民主与资本主义脱钩的任务，那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将指日可待。（注释略）

　　本文节选自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全文约2万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