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嘉宾简介：胡乐明，1965年生于山东烟台，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近年来，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

　　5月16日-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所局主要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班，分两期集中组织77名来自各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所长和职能部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为两期读书班学员和全院现职所局级领导干部作主题报告。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分别为两期读书班作开班动员报告以及“世界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当前意识形态的形势及相关思考”的专题辅导报告。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朱佳木、高全立分别主持两期读书班开班动员会议。王伟光、李慎明、高全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李扬，院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李秋芳，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黄浩涛分期驻会指导，并参加了部分小组讨论会。李慎明、高全立在两期读书班总结交流会上讲话。

　　那么，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国内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怎么研读《资本论》？如何看待目前经济学上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5月26日，本网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胡乐明，请他就上述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求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记者：近期陈奎元院长和王伟光常务副院长提出了要加强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要求。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期的所局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正在进行。您认为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您认为应该读那些文章？

　　胡乐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原则，也是我们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和胜利的根本保障。可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必然要求。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重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精髓、基本原理，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作为教条来采纳。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必须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传统，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研读，包括《资本论》（1—4 卷）、《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粮食税》等。当然，重点是《资本论》。

　　记 者：您是研究《资本论》的专家，请您谈谈怎么阅读《资本论》？

　　胡乐明：《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仅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坚定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要读懂《资本论》，需要了解其写作背景、结构体系及其现实意义。

　　《资本论》的写作和问世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优秀思想成果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适应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必然产物。《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恩格斯曾指出：“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恩全集》第16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几乎倾注了马克思的毕生心血。从19世纪40年代到八十年代，四十余年间，为了《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马克思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认真研究了斯密、李嘉图、魁奈、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深入考察了40年代欧洲各国的经济史以及经济状况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写下了7本笔记即“巴黎笔记”以及一系列重要的著作。19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总结革命失败教训，立志撰写一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以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指导国际工人运动。19世纪50年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在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的同时，继续推进他的理论研究。1850年9月-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24本笔记即“伦敦笔记”。1957年秋季之后，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蔓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马克思为了“在洪水之前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开始发狂似地通宵总结他的经济学研究，写下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由于19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进入60年代之后，曾经沉寂了十年之久的国际工人运动再度兴起。适应形势需要，马克思一方面更加积极投身国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更加抓紧写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先后写下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完成了《资本论》的主体内容，并在深受痈病折磨、几乎躺着工作的情况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编辑、润色和誊写。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此后，马克思继续为《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再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积极着手整理和修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摆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原稿。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5月）和第三卷（1894年10月），从而，在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起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了上去。

　　《资本论》共四卷，前三卷为理论部分，分别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由17篇98章组成；第四卷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分3个分册，共24章和1个附录。《资本论》第一卷共7篇25章，研究中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按其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篇，主要研究商品和货币的本质，揭示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第二部分从第二篇到第六篇，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第三部分即第七篇，主要研究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资本，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三大部分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部分阐明资本生产过程的历史前提和一般基础，第二部分阐明资本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本身，第三部分阐明资本生产过程的扩大及其历史趋势。《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包含了马克思在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文艺、自然科学、计算科学等诸多领域的深邃见解。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集中诠释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得唯物史观得到了具体的证明，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说过：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资本论》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也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著作，还是一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在节选部分，马克思系统论述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和最后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资本论》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启迪。学习《资本论》必须善于学习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而准确地掌握《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会被西方经济学代替

　　记者：目前理论界有诸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等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胡乐明：改革以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有这样几种取向值得关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化。 20世纪9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并被称为“21世纪的经济学”。有人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尝试运用演化经济学方法，即强调回溯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借鉴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提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这事实上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保罗斯威齐（1910.4-2004.2，《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霍华德谢尔曼（《经济周期》，1991年）于1999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演化经济学会的凡勃伦—康芒斯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沟通与融合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化。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并持续至今。有些学者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受此类观点影响，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改造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取向。约翰罗默等人的研究便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默明确宣称，“在我看来，在过去200年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对经济中的价格决定和收入分配有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表述，即人们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那些方法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因而，罗默认为，要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一书中，罗默便试图把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剥削的理论改造为建立在个体理性行为的基础之上，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博弈论工具，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得出的“一般剥削理论”。从而，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概念：剥削归因于个人的不同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由此，阶级和剥削理论就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就可以被解释为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传入我国之后，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助马克思本人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通过把这个命题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子命题，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制度经济分析。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融合与沟通，甚至试图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模型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相当注重数学的运用的，但是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来发展却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目前，国内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继承马克思重视数学分析的优良传统，充分借鉴数学分析工具，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他们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价值转形、再生产循环、物质生产优先增长、利润率变动趋势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

　　记 者：那么，如何看待上述取向？

　　胡乐明：应该承认，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上述取向或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演化经济学对于历史演进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吸收和借鉴演化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挖掘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思想，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分析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方面，获得更高的成就。同时，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一些比较固定和僵化教条式阐释进行校正。但是，演化经济学不仅反对高深的数量模型系统，而且也不赞同以逻辑体系和理论模型系统解读现实。如果一个理论体系，难以让初学者体会到逻辑之美和理论体系之强大，其传播成本和学习成本必然是十分巨大的，从而影响其未来发展。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和思考。毫无疑问，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之美以及分析工具的便捷和实用等等，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吸取和借鉴的。但是，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哲学基础的不同，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补”和“完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对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现实应用，在保留马克思分析框架在分析长期制度变迁方面的优势之外，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解释能力，确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作为一种制度经济分析来看待，无疑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表达和模型建构方面，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可以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的研究领域。但是，如何避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滥用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于英刊《资本和阶级》第34卷第1期（2010年）发表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参《国外理论动态》2010.11）指出，资本主义当前面临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却没有显著增加，其原因正是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流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股思潮：“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试图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系统性尝试。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则是源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的一种“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努力“融入主流”的取向。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斯蒂德曼 (steedman，1981)、罗默（1989）、霍奇逊（1980）等人将这种取向推向极端，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潮。这种思潮引发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潮流——“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它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学都是可有可无的。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转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等领域，“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将此种倾向推向极端。因此，“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其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所谓繁荣，从而导致资本崇拜、改良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正确处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关系

　　记 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资本崇拜、改良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

　　胡乐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观点，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也就是，必须正确处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强研究世界各国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化和问题，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历史经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各种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从马克思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有着自己严格的研究方法、思想逻辑和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便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单数变成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的复数。当然，“从马克思出发”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回归”马克思的某个观念，或者仅仅依据某个概念进行所谓“解释学”的阐释。“从马克思出发”也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作为教条来采纳，而是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从马克思出发”？首先，必须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也就是必须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等尝试以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西方科学哲学为参考，提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定不移地依循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必须坚持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二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支柱，推翻这一支柱，必然使整个大厦崩溃；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这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90年的革命实践和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基础和前提下，他们提出和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符合规律与符合目的的统一。这5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5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记 者：刚才您讲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那么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呢？

　　胡乐明：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变化，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我个人看来，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程恩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1）发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精神与批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充分阐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深入到理论假设来进行理论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应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独创性地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该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理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理论”等视为理论假设，并作了详细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应该继续这种努力。只有在关键性理论假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来真正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20 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显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狂妄和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说，也有可借鉴之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对象局限在经典文献的视阈内，必须不断拓展，才能不被边缘化或“自我放逐”。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体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学科，积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来引领其他理论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来构建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程恩富教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过程论”（《资本论》三卷逻辑），首创“五过程体系”，包括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及国际经济过程。其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空间经济、生态经济以及女性经济学等方面进行拓展。

　　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的预想。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和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克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同时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书斋之学”、“象牙塔里的学问”、“黑板经济学”，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政策探讨。在这一方面，程恩富院长所发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已经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四次会议分别讨论了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住房理论与政策，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推动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交流。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首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移植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到自我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从分散研究和以哲学为主走向综合研究和多分支学科齐头并进的研究领域拓展。但是，遗憾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偏弱，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任何一个流派都为学界所熟知，而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则远未被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我们繁荣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近年来，程恩富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以及顾海良教授的《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朱忠棣教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人一系列论著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正在选译100本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名著，美国大卫.科茨、日本伊藤诚、法国迪劳内等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前沿理论，已经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借鉴。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分别于2006、2007、2008、2009年、2010年、2011年在上海、日本和北京、巴黎、苏州、纽约成功举办“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劳资关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察”、“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六届论坛，并发表了相关理论的共识宣言。从2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百余位经济学家提交的众多参会论文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越南日前也已出版程恩富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这种双向学术交流和借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走势和图像。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在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同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消极取向也必须高度注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分析、整体主义方法论等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以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理论，而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无疑是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念范式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操作范式都可以进一步完善或做不同程度的变更。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区别于其他理论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分析起点——劳动价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点，离开了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是否冠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字样。

　　此外，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正确借鉴国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在这一方面，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有益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还必须坚持这种努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根本，以国外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