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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王伟光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1）我们党执政要解决两大任务：第一大任务是做大蛋糕，就是让国家尽快地富起来、强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它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再一个大任务，就是要分好蛋糕，解决好分配问题，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2）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现象背后隐藏着思想领域的某些混乱问题。“唱读讲传”活动提出了加强思想理论战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凝聚力、战斗力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今天，面对这么多矛盾问题，有些问题已经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精神凝聚的力量苍白无力，那么必然要出大乱子、大问题。（3）对于今天来讲，在重视发展生产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如何注重精神力量的反作用？如何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如何重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如何重视解决理想信念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今天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好。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的座谈会实际上也是讲党的传统，庆祝建党90周年的座谈会。其次，我们的座谈会不搞形式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研讨会。大家是发自内心地来研究问题、认识问题。围绕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分析认识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问题、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同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同志，就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发行作了介绍，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同志代表重庆市委宣传部对“唱读讲传”活动作了介绍，各位学者也分别谈了看法，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关于“唱读讲传”活动的评价，我在《文化民生的时代解读——重庆“唱读讲传”活动考》的序言里都讲到了，就不重复了。下面我就重庆目前进行的“唱读讲传”活动谈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执政党要解决的两大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到今天，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30年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刮目相看。所谓“中国模式”被西方吵得很热，为什么吵得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这是成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讲，也遇到了十分尖锐的问题。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矛盾凸显期的出现，使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挑战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不解决当前在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大好成就有可能付诸东流。为什么这么说呢？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是走了邪路了。”[①]他还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②]分配问题是个大问题，在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失败了。

　　我认为，我们党执政要解决两大任务。

　　一是做大蛋糕，就是让国家尽快地富起来、强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这就要发展生产力。再一个就是要分好蛋糕，解决好分配问题，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和谐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解决好发展和公正这两大问题。现在看来，如何分好蛋糕，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要着力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

　　二是要解决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问题。贫富拉开、分配不公现象背后隐藏着思想领域的某些混乱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必须要有一股精神力量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党心、民心，这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问题、核心价值观的主导问题、理想信念的主心骨问题，只有解决好精神力量的指南问题、凝聚人心问题，才能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才能解决好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唱读讲传”活动，从正面告诉我们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所要解决的思想凝聚力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解决好用强有力的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来统一全党、统一全国人民的问题。思想搞对头了，认识统一了，步调才能一致。否则你说东，他说西，思想统一不起来。靠什么凝聚人心，提高人的精神力量？就是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靠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念。中华民族有一个特点，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都有一个凝聚人心的东西，起着一个让中华民族克服困难、迎接挑战，进一步前进的问题。回眸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我们为什么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个任人宰割的劣等国家，建设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力量。为什么红歌一唱大家就激情昂扬？这是把大家的精神状态调动起来了。“红歌”作为“歌”，只是一种形式，红歌不在“歌”，而在其内在的精神的力量。我们要固化、强化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凝聚和解决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靠学习、信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凝聚；另一个是群众要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理想信念来凝聚。无论从领导干部来讲，还是从普通群众来讲，都要靠理想信念凝聚精神面貌。高级干部的理想信念要靠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党的重要文献来解决，这样才能解决全党的统一认识问题。刚才有的同志讲，重庆唱红歌，就是靠红歌的精神来凝聚人心。全党在重大问题上靠什么统一认识？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5月份把各研究所的所长、党委书记，集中起来读马列原著，用读原著来统一认识。普遍地让群众读厚厚的马列原著还不太现实，“唱读讲传”这种群众性活动就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刚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同志讲，苏联垮台，根本问题是垮在把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丢掉了，把社会主义精神信仰和理想信念全都丢掉了，所以才出问题。当然，苏联垮台也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品供应不足等多种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指导思想、精神力量上。这个丢了，那就要出大问题。

　　所以，我认为“唱读讲传”活动提出了加强思想理论战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凝聚力、战斗力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今天，面对着这么多矛盾问题，有些问题已经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精神凝聚的力量苍白无力和软弱，那么必然就要出大乱子、大问题。

　　三是要认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问题。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个基本的观点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二是物质和精神有没有同一性。所谓同一性，就是精神能不能反作用于物质、转化为物质。这个观点贯穿到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谁决定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二者有没有同一性，意识对存在有没有反作用力、能不能转化。作为第一点，物质决定精神，就决定了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把做大蛋糕作为根本任务来抓。第二点，同一性的问题，意识能不能正确反映存在，意识对存在有没有反作用，社会意识能不能转化成物质力量。答案肯定是有，这就说明了不仅要有先进的生产力还要有先进的文化，要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和精神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犯过错误。在物质与精神的问题上，如果只看到一点、只抓一方面会留下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包括“文化大革命”，走了相当长的弯路，搞了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精神的反作用无限地扩大了。大跃进时有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我查了一下大跃进时报道的水稻产量，据报道，一个地委书记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鉴定，一亩稻田最高产到五万多斤稻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空放卫星，宣扬了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反之，忽略了精神的反作用也不对。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就是同一性问题，就是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好的精神力量指导人民、激励人民、鼓舞人民、凝聚人民；不好的精神力量让人萎靡不振，走歪路，走邪路，让社会乱起来。如果只重视发展生产力，不重视精神、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不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绝对不行。对于今天来讲，在重视通过发展生产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如何注重精神力量的反作用？如何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如何重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如何重视解决理想信念问题？这又是一项重大任务。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的差别是分配差别重要的影响因素，所有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和财产占有上存在的问题是贫富拉开的重要原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所有制问题、财产占有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必然影响多数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其最终结果会影响甚至破坏生产力，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好的会促进经济基础巩固，不好的会破坏经济基础。如果任由反动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把它搞清楚、从实践上把它搞对头的任务。

　　

　　（编辑：张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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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在重庆市“唱读讲传”活动理论研讨会暨《文化民生的时代解读》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网络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