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随着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和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要求空前高涨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行各业精英人物的言行可谓是备受关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各行各业精英人士，又身处代表、委员这样的重要位置上，其一言一行自然是更受关注。 但令人忧虑的是，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总是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一些“雷人”的提案、议案、建议或意见，说出一些“雷言雷语”，这些“雷言雷语”令社会各界瞠目结舌，备受争议甚至质疑，也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首先，造成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作为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其一言一行已经不仅是代表他们个人的意愿，更被认为是代表中国的声音，其言行举止自然在国内外备受关注。因此，当一些代表、委员的“雷言雷语”被报道后，不少群众感到不解和愤怒，质疑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代表、委员，他们的优秀素质体现在哪里，他们凭什么敢这么胡言乱语，他们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在这样类似的疑问越来越多并且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之后，就会导致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怀疑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性质。如，全国政协委员王某主张“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曾某“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些来自政界的官员代表、委员的言论，往往被视为政府的声音，他们这些言论会引来怎样的解读甚至误读可想而知，很可能会进一步激起民众和政府对立情绪，造成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

　　其次，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易发，社会思潮呈现复杂多样性。尤其是网络时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格局，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边缘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因此，代表、委员的“雷言雷语”以及其中蕴涵的错误思想会被迅速传播、效仿，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很容易引发更多社会矛盾，造成毒害深远的社会影响。其毒害的不仅是一些人的言行，还毒害到人们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使得我们多年教育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甚至破坏，严重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例如，全国人大代表陈某2010年“两会”期间就认为“房价不是我们开发商决定，是由市场来定的。现在说房价高，但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为什么还要到广州、深圳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某中学校长刘某谈起择校问题时说：“择校是个正常现象，考试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无奈之举……有些专家认为金钱不能打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100万我可以留在自己学校，400万可以捐给其他学校。”在不少人对高物价、住房难、入学难、就业难等问题高度关注且满腹怨言的今天，这样的言论一出，自然引起无数网友的抨击，有网友回应陈某：“叫人回老家买房的代表不妨先回家。”

　　最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国际影响。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上一些西方媒体完全不顾事实，甚至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卑劣手段捏造新闻，利用自己的强势，恶意炒作丑化中国。而一些代表、委员的“雷言雷语”正好授人以柄，被境外某些媒体解读或者放大后，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其严重而恶劣的国际影响。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某大学副校长顾某今年“两会”期间的提案“公务员最好放半年的假”不仅偏激，而且给国外攻击中国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公务员成为特权阶层提供了爆炸力极强的“炮弹”。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某很自豪地说：“我参加政协以来，都是投赞同票，因为我是真实地赞同，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倪某的言论正好给西方舆论攻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花架子、是作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全国人大代表沈某认为“网络发展带来的问题日趋突出”，需要给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网络游戏等分时段开放，以免网民滥用舆论监督功能宣泄个人情感误导社会，扰乱社会秩序。这正好给西方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互联网管制等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们很多的外宣努力付之东流。

　　认真探究部分代表、委员“雷言雷语”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代表、委员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自诩为民意代表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只为其代表利益集团说话，公众以及媒体对代表、委员监督的不够等都是其主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对此应高度警惕。

　　第一，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目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相互激荡，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快速传播，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造成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和迷茫，导致部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错位，引发了多样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诸多矛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部分代表、委员“雷言雷语”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因此，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如果我们对部分代表、委员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习的危害性不敏感、不重视、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有可能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自诩为民意代表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一个主要原因。按照字面意思作解释，代表、委员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光环，他们应是最权威、最主流、最理性的民意代表，但他们真的代表了民意吗？当有人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和首份工作的收入已经不如农民工，这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的一个极大嘲讽、挑战甚至颠覆的时候；当有人说“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当有人说“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的时候，谁能说他们就是代表民意？也许，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提案、议案、建议或意见，不是“灵光一现”，更不是拍脑袋，而是找到了社会问题的根结，但其实却是亵渎了代表、委员的职责、名称，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厚望，也是对民意的亵渎。

　　代表的出处决定了代表的素质，代表的来源决定了代表所能代表的群体，正如网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被代表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所有代表、委员摆正自己的位置，让他们明白应该是代表谁的利益，从而真正肩负起使命和责任，认认真真地代表所在阶层和群体，在会议前进行大量的调研、收集民意，站在全局的高度角度，从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提案、议案或者建议，捍卫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

　　第三，只为其代表利益集团说话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原因。认真调查“雷言雷语”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有的代表、委员并不是没动脑筋，而是有着一定的利益背景。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来自特定行业的代表、委员提出一些有特定利益指向的说法，比如汽车集团老总建议允许用公积金买车；电影导演建议国家往电影里撒15亿元；家电企业老总建议“家电下乡”下到城市低保户；等等。而这些代表、委员，很少甚至从来不为老百姓利益鼓与呼。

　　代表、委员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本行业、本阶层发言，因为他们对此范围、领域最为熟悉，意见建议也容易切中问题要害。而且，本行业也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本阶层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如何建言献策却应该三思而后行，决不能受个人私心或者小团体、阶层的私利驱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也不能口吐无稽之谈、荒唐呓语，违背民意，抵触改革。如果他们一味只为富人说话，只代表自己一部分人的利益，必将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第四，公众及媒体对其监督不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由于代表、委员身份的特殊性，再加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就是知名企业家、艺术家，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精英人士。不仅是媒体和公众把他们捧着，很少甚至不敢对他们进行监督。监督的缺失使得一部分代表、委员更加飘飘然和无所顾忌，甚至忘乎所以，把参政议政的神圣场所当成了自己家的餐桌、自己单位的会议室，大放厥词。

　　因此，我们目前看到的奇怪现状是，媒体想要对其进行监督，又怕破坏了“两会”的大好局面或者出于某些政治禁忌；人民群众想要对其进行监督，却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应该向哪个部门进行举报。这就使得对代表、委员的监督几乎成为真空地带，别说对其日常言行进行监督，就是对他们在“两会”期间的表现进行监督也是空谈。（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7月21号 第207期 第4版）

　　

　　责任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