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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来重视交友。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看做是最重要的伦常关系。《周礼》把朋友同父母、师长并列,合称为“三行”。(《周礼•地官•师氏》)到了今天,真诚友善、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更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会产生种种弊端和陋习,一旦形成风气,便会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

　　晚清官僚士人间的人际交往,就存在这种情况。

　　戊戌维新时期,在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的各种学会中,有一个学会颇具特色,那就是熊希龄、谭嗣同等倡立的“延年会”。会名“延年”,却并不是讲究养生健身之类的卫生团体或体育组织,而是以改革不良生活习俗为宗旨。在他们看来,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之中,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合理,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光阴;如能改变这些无谓的生活习俗,“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倂数人”,那也就无异于延长了生命。

　　谭嗣同在《延年会叙》中,着力批评了当时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陋习:“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徵逐,博弈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客人来访,“主人劳于倒屣,敝于将送,眠食失常,夜以继日,精力以之消铄,光阴以之虚縻”;出门访友,“晨起出阍,暮不得息,望门投刺,冠服重累。以肩舆为居室,以泥首为美观,寻无味之语言,弃有用之日月”;友人相聚,则“礼起饮食,宾尚宴飨,而既非蜡祀,又非庆贺,无故杀犬豕,所遇皆鼎俎,贸贸然肃客,戟戟然赴食;习俗所濡,尤贵卜夜,漏起烛烬而所期不来,l干酒清而忍饥默对。既而杯盘杂沓,精粗旅陈,养生之义既乖,玩愒之愆弥厉,使一日而数局,虽数日犹莫能休复其精神。”(《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410、411页)

　　谭嗣同在这里对官僚士人人际交往的状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否确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相,我一直期望能够通过具体、形象的历史图景加以印证。新近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出版的恽毓鼎《澄斋日记》,提供了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生动实例。

　　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光绪年间长期担任京官,在京师生活了几十年。其日记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记载他同朋友、同僚之间的各种交往。我们先看看他对于这种交往既极度厌烦又无法摆脱的无奈心情,如: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初八日记:“一日客来访者五十余人,来往如梭,应接不暇。余性恶烦扰,颇简于酬酢焉。”(该书第18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标页码)

　　光绪廿二年(1896)九月十五日记:“连日疲于酬应,晚归,颓然病矣。”十八日又记:“午刻至江苏馆赴潘经士之约,申刻至便宜坊赴裴伟丈之约,真可谓困于酒食矣。”(第111页)

　　光绪廿三年(1897)十二月初二日记:“此两日,在家则会客,出门则应酬,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疲苦已极。又不敢令仆人拒客,致启欺侮之渐。傍晚,兰泉折柬招饮,颓然欲病,勉强周旋,竟夜不适。”(第145页)

　　到了岁末,恽毓鼎总结这一年的生活,“发愤立一宏愿:自戊戌年元旦起,凡事皆立章程,杂费悉从节省,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第149页)

　　可惜的是,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恽毓鼎“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的“宏愿”显然并没有得到实现,此后其在日记中有关“无谓应酬”的慨叹依然随处可见。

　　在上面的材料中,曾提到一个数字,说一天接待客人五十余人,这颇有点惊人,但却并不是最高记录。据《澄斋日记》所记,光绪廿四年(1898)正月初四这一天,也就是恽毓鼎立下减少无谓应酬“宏愿”的第七天,他和他的大兄竟然“分拜城外客三百余家”(第150页)。那时的京师,虽然比今天的北京面积要小,但出门代步并没有奥迪、宝马,无非是轿子或者骡马,真无法想象一天怎能走访这么多家。

　　朋友相聚,饭局是必不可少的。这本来不应该简单地一概加以反对。但一旦泛滥成灾,就不免污染社会风气,也成为当事者的严重负担。根据《澄斋日记》的记录,恽毓鼎一天赶几个饭局的事,司空见惯。所以他在日记里,曾多次发出“困于酒食”、“无日不局,百事都废”、“酒食征逐,无日无之,求半日静坐看书而不可得,甚以为苦”的感叹。(第111、172、300页)我随意选了光绪卅二年(1906)二月份(因此时正月刚过,应酬相对较少),统计了一下日记主人参与宴饮的情况,计午宴11次,晚宴16次,另外有几次因病因事未曾赴宴;28日中无饭局应酬的只有6天。

　　恽毓鼎这样的个案,在当时的官僚士人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则,恽毓鼎一再声称自己是“疏于应酬”、“简于酬酢”之人,并不热衷于往来奔竞;再则,他虽是帝王近臣,但所任职位,大抵是讲习馆总办、国史馆总纂一类清水衙门的主管,加之自律颇严,因此家产不丰,时常有“囊空如洗,债务纷集”之忧(第160页)。这种劳民伤财的应酬,对于恽毓鼎来说,自有“欲罢不能”的苦衷。斯人如此,他人自然可以想见。

　　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形,也就很难理解戊戌时期的改革家们为什么要把人际交往中的弊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病态加以革新的深切涵义和良苦用心。但是,对于社会习俗的改革,显然要比政治改革更加复杂、更加艰难、更加深刻,恽毓鼎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彷徨、困惑、焦灼、无奈,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说明人际交往中习惯势力的强大,我们可以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康有为自己曾说过,他在维新运动中受到许多人的攻讦,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去拜会他,他却未按传统习俗一一答拜,以至于大家认为他目空一切,甚至怀疑是有意侮辱,结果对康大为不满,无意中便得罪了很多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怪乎恽毓鼎虽曾下决心“一日客来甚多,俱谢不见”,但接着也不得不提醒自己,“然只能偶一为之,日日却扫，则未能也”了。

　　

　　（责任编辑：石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