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一生写下的众多文稿中，有一些他“时常念及”“喜欢”但不幸散失至今未找到或失而复得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的主题都是调查研究。

　　在大革命时期，散失的文章有5篇。毛泽东谈及他的调查经历时说过：“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这5篇调查报告，是毛泽东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所做的调查。值得庆幸的是，基于这些调查形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公开发表后，不仅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誉以及转载发表。

　　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散失的调查报告有3篇，失而复得的也有3篇。

　　第一篇散失的文章是《反对本本主义》，第一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是《调查工作》。现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调查工作》这篇失而复得后改名发表的珍贵文献。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献出石印本毛泽东《调查工作》，小册子末尾印着“1930.8.23，特委翻印”。1959年8月，这本小册子由福建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给毛泽东阅看，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他念念不忘的一篇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正带领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找到这篇文章正是时候。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让田家英把这篇文章印发给党内一些同志时，初步认定它是“一九三〇年春季”写的。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些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在会上，毛泽东说：“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这篇文章，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然后，他说：“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毛泽东还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1964年，在决定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判定它是1930年5月写的。毛泽东在说明中又一次指出：“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第二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是《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找到《调查工作》后，有关部门又找到了1931年4月2日毛泽东签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毛泽东当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份材料现已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文集》。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他进一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第二篇和第三篇散失的文章是《宁冈调查》《永新调查》。来到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对宁冈、永新两县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写成《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两个报告。可惜的是，它们都在战争中丢失了。对此，毛泽东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第三篇是一时找不到又失而复得的是《寻乌调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篇调查报告。土地革命中遇到了几个大问题，涉及怎么对待工商业者、怎么区分地主与富农以及怎么对待富农。为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30年5月进行了寻乌调查。这是他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他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参加座谈会的11人，既有农民、工人、商人、教师，也有在旧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寻乌调查》共5章39节，总计8万多字。报告从寻乌的政治区划，到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叙述客观真实，分析有定性更有定量、角度有政治更有经济，内容非常翔实，文字非常生动，令人百读不厌，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社会科学文献。毛泽东在1931年2月2日为《寻乌调查》写下的前言中说，当时“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于制定党的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完善农村的土地政策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6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县南阳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讨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明确规定在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抽肥补瘦”原则。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时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1937年10月，毛泽东考虑把当时保存下来的11篇材料，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两个初期的土地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汇总成书，以《农村调查》为名印发，还为此写了一篇序言。但当时我们党忙于全国抗战，没有将这个材料付印。一直到1941年三四月间，为贯彻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和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政策问题的党内指示，毛泽东才决定把这些材料付印出版。可是，《寻乌调查》一时找不到，没能收进《农村调查》一书。这篇调查报告第一次公开发表于198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出版说明中说：“本文集是在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这次增补了《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五篇著作。《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和《寻乌调查》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交代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亲自编辑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关系，也透露了毛泽东本人喜欢的《寻乌调查》终于公开面世。

　　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有学者经过调查和统计认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大小小30多次调查。在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包括毛泽东于1937年10月6日和1941年3月17日写的两篇“序言”，以及于1941年4月19日写的“跋”。在“序言二”中，毛泽东说：“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还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98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汇编了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13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二是调查报告和土地法。从毛泽东对这些文章（包括战争年代散失至今未能找到的文章）的念念不忘，从他对那些失而复得的文章的喜悦之情，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及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当然，除了对《调查工作》失而复得的喜悦之情，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对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不重视调查研究的不满。“进城”以后，我们党做得最好的一次调研便是毛泽东于1956年对中央34个部委的调研。这次调研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名篇。但是，后来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毛泽东重新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多次提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工作不做了。”“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他还从多个角度分析过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也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些经验教训，我们要认真记取。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强调的是调查对于“发言权”的意义；在延安时期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更是从“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所强调的，一言以概之，就是认识来自实践，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可以说，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正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奏；调查研究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是为了客观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毛泽东青年时期就重视了解中国社会实情。1920年3月，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成为党的领导人后，毛泽东更是自觉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下，调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他明确指出，学了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老老实实到实地考察现实的革命运动。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毛泽东这一努力的最初尝试和最早成果。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要求学生按调查项目填写家乡情况。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缺乏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希望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尤其是发表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更大。那年，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的湘潭、湘乡等五县农民运动进行考察。他每到一地，就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这些观点构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来自他此前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回答了党内一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依靠谁、团结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对此，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中说得十分明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时，必须认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

　　第二，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是为了开辟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探索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起点；带领红军下井冈山开创中央苏区，是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时期。这是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涉及到人民军队建设、土地革命、红色政权建设等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教科书上没有，党以往的文件中也没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也不一样，党内认识难免会出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为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毛泽东自来到井冈山之日起，就利用战争空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努力弄清楚党在农村搞革命要依靠和团结哪些人、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形成最广泛的革命队伍等基本问题。他不仅自己调查，还提倡和组织红四军干部开展社会调查，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929年9月，陈毅在向中央作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时，特地将毛泽东倡导的“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内容。听了陈毅的报告，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时，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强调指出：要解决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除了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估量，还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可以看到，在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科学思想方法的指导。相较而言，最能够代表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工作方法的，就是他倡导、强调并始终不渝坚持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原则。

　　第三，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针对的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形成的是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深有体会地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非常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在党的历史上，有人曾把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讥笑为“狭隘经验论”。那么，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谜。一直到《调查工作》一文失而复得，这个谜才解开，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是首提“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金句的著作。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却被一些人讥笑为“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在1941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讲过这场争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嘞哇嘞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是对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该有的，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和他在《调查工作》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明的就是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论断，也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显然，这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奏。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这样从“科学”与“神学”相区别的高度来阐述调查研究，深刻告诉我们：要不要调查研究，是一个要不要科学的问题；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也涉及一个要不要科学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开展调查研究，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开展调查研究。

　　对于调查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毛泽东从世界观、立场、态度、方法以及如何开好调查会等具体做法等方面讲得很多。比如，他多次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来说明调查研究要讲究科学性。早在1930年5月写《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就说：“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1938年4月，谈到怎么考察中国时，他说：“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批评那些不研究农民问题的同志“走马不看花”时，他说：“当然下马看花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1956年9月，在同拉丁美洲朋友谈调查研究时，他进一步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1958年1月，毛泽东把各级领导同志每年都要采取“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下马看花”“走马看花”讲的只是调查的“深浅细粗”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开展调查要亲自出马、望闻问切；要眼睛向下、了解真情；要抓住重点、解决问题；决不能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好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出马、望闻问切。关于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毛泽东讲的最多的是“亲自”，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要亲自出马、亲自调查、亲自动手、亲自做记录。他说，调查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也“不能单靠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他语重心长地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当然，毛泽东也说：“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也就是说，调查无论“出门”还是“不出门”，“亲自”都是关键。毛泽东还强调，“亲自”不仅指领导干部要亲自领导调查研究，还要像中医看病那样亲自“望闻问切”，搞清病情，然后开出处方。他说：“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好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眼睛向下、了解真情。调查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真实情况，避免失真，为此就要眼睛向下、不耻下问。毛泽东强调：“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所谓“眼睛向下”，就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说，群众之所以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党员干部的来意，因此，要使群众说真话，“重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对此，陈云也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真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可见，“向下”和“向真”有内在联系，调查唯有“向下”，才能“向真”。

　　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好调查研究，更要抓住重点、解决问题。调查毫无疑问要详细占有材料，但更要抓住要点、重点和特点。对此，毛泽东说：“有同志要问：‘十样事情，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要形成新思路、新观点、新论断、新理论，以此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收集材料，还要在此基础上，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抓住要点或特点。比如，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永丰区找来8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这次调查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做了8个家庭的调查；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土地斗争中的利益得失是各阶级具有不同政治态度的基础。他注意到“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这之后进行的农村调查，毛泽东都十分注意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可见，调查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能眼睛向下、了解真情，还要体现在能抓住重点、解决问题。

　　第四，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好调查研究，决不能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按照毛泽东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调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里的“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是对调查研究应该形成什么样结论的总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过：“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这里讲的“不是”和“也不是”，强调的“力戒”和“扫除”，都是针对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和警惕。对于通过调查发现的经验和问题，毛泽东也强调：“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日益成为党风建设的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做好调查研究不仅要克服不做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还要下大力克服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习近平批评过一种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的调查。这种调查，说到底就是一种形式主义。习近平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我们只有克服了调研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才能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真调研中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