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世时，以一册《毛主席诗词》提高了国人的诗歌素养与人文素质，提升了一个诗文化国度的艺术品格，激发了人们的革命豪情与奋斗精神。《毛主席诗词》亦风靡世界，赢得国外诗歌爱好者的喜爱与珍视，受到一些大国政要的青睐，他们以熟悉若干毛泽东诗句而引为时髦。毛泽东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用文房四宝留下了传世佳作，铸造了一座诗词高峰，让世人景仰，为后人留骚。他的诗风、文风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上一个新时代，至今仍有显赫或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毛泽东心目中，诗词是他全部文字作品中的最爱。毛泽东出版了“为民立极”的“雄文四卷”，本来还准备编续卷，但感到时机不那么成熟而作罢。虽未明确表示要出版，但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却在终生修改、琢磨。显然，毛泽东把自己的诗稿视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地震，波及北京。这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搀扶起毛泽东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置的一个牛皮纸包挟在腋下，这才随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见毛泽东只挟了个牛皮纸包，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道：“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可见，这个牛皮纸包——可雅称为“诗囊”似是毛泽东的第二生命，其他可以割弃，惟诗囊不能离身。毛泽东有生之年只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63年），他的多数诗作都存于自己的诗囊。

　　透过《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可以看到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家毛泽东。革命家兼诗人的毛泽东当年只同意发表37首作品，是因自己对质量要求太高。从诗词集收录的诗10首（七律8首，七绝2首）、词27首来看，毛泽东赋诗填词基本遵循了诗词韵律。主要表现在：律诗、绝句的句数、字数、韵脚所在和用平韵等完全依照格律；律诗颔联、颈联对仗，——多用宽对，也用工对；注意平仄，有时也用拗句，但非常少。毛泽东填词时亦基本遵循词律，使用的词牌有《菩萨蛮》《西江月》《如梦令》《采桑子》《减字木兰花》《渔家傲》《十六字令》《忆秦娥》《念奴娇》《清平乐》《沁园春》《浣溪沙》《浪淘沙》《水调歌头》《蝶恋花》《卜算子》《满江红》等。

　　毛泽东诗词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把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境界、恢弘的艺术意象、高超的构词技巧、纯熟的创作手法尽情展现，这奠定了毛泽东作为诗人在中国诗词文化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山东大学高亨教授一阙《水调歌头》，对毛泽东及其诗作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与称颂：“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勾勒了毛泽东通晓古今历史、志在扭转乾坤、下笔犹春雷惊响的伟大革命家诗人形象，并通过历史对比，指出中国诗坛上最有名的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佼佼者的作品也没有毛泽东作品那般奇伟雄壮。毛泽东以其60年的诗词创作，铸成一座诗文化高峰——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也是后无来者的诗词高峰，似乎成了绝唱。

　　毛泽东辞世以后，随着人们的挖掘，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各时期诗作以各种形式发表，其诗人形象变得更加丰满。例如，从《五古·挽易昌陶》，可以看出他作为学子贵友重情、忧国忧民、立志救国；从《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可以看到一个痴情相思、儿女情长的少男形象；从《归国谣》，可以看到一个在朗朗月色中思考中国社会命运的壮士；从《五律·看山》等，可以看到一位在治国操劳之暇，醉心山水、风流潇洒的骚人；从《七绝·屈原》等，可以看到一位与古诗人忧国情怀相通的政治家；从《贺新郎·读史》，可以看到一位以“阶级斗争”为基点、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从《七律·洪都》《七律·有所思》等，可以看到一位将对中国社会进行再改造、壮心不已的革新者。

　　从四首四言古风看，毛泽东的诗风既受《诗经》影响，也受唐代力倡古文运动的韩愈的影响。韩愈在颂歌人事时爱用四言长诗（如《元和圣德诗》），而《诗经》的句式也多为四言。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诗经》，也读过韩愈的作品，故毛泽东四首四言纪录的都是重大题材。《祭母文》表达了一位孝子的悲思、尊敬及对慈母早逝的痛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庄重宣告红军革命的宗旨是要推翻军阀、地主等压迫者和剥削者，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祭黄陵文》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重与抵抗外敌入侵的决心。《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则是号召、支持妇女参加革命、求得翻身解放。

　　然而，毛泽东的诗作远不限于诗词，还有歌、赋、骈文、散曲以及对联，他曾利用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中的诸多韵文体式创作过各类作品，并且有幸存留下来。

　　毛泽东创作的歌至少存留一首，虽然不是专门创作。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1917年10月撰写并张贴的《征求启事》就是“歌”。《征求启事》本是白话文四言启事，但因四次使用了语助词“兮”字，便成了具有先秦遗风的“歌”——《诗经》文体多为四言，多有兮字。《征求启事》云：“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这是毛泽东为组织同学锻炼身体，强壮体魄，倡议成立游泳组，为号召更多同学参加游泳活动而撰写的，并张贴在校内揭示处。《征求启事》运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写作，但有先秦时代歌诗遗风，它口语化，不加修饰，别有风味。其文体不是较雅的骚体如《九歌》等，而更接近《诗经》中的“风”即朴实的民歌；句式简短，存留部分为36字。从行文到内容，号召一师同学在晚餐之后去游泳。

　　《征求启事》是以歌的形式作为广告，特性决定它不用文雅之辞，不需雕辞琢句，亦不刻意讲求对仗、押韵，且已经与“唱”、与音乐完全分离。虽然它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将兴的氛围中以白话写成的广告，但毛泽东别出心裁地在其中用了“兮”字。在当时各种文体中，“兮”字的使用几乎消失了。而中国古代诗歌中“兮”字颇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在《诗经》中，“兮”字共出现了300余次。这表明，毛泽东在“兮”字已经少用或不用的时代，特意在《征求启事》中复活“兮”字，让它明显具有歌的特点。可以说，《征求启事》中的“兮”字是歌之魂。按司马迁的说法，歌可称为歌诗。该歌一气呵成，是心性的发外，没有伪装，没有文饰，不刻意追求词句的精美，不大讲求对仗、平仄、用韵。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首歌受题材束缚不是十分出色，那么他所作的一篇赋则光昌流丽。毛泽东的赋，名曰“自讼”。在1915年8月致信好友萧子升时，毛泽东将其抄赠。该赋前有一段文字：“弟夙夜危惧，愧对君子，近写日记一段，命曰自讼，子升试一观之，可以悉弟痛艾之衷矣。”继之，在“其言曰”之后，便是全文：

　　“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矞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

　　该赋借鉴枚乘《七发》的赋体，摹仿其风格，以客、主问答的叙事形式来展开，借物言意。《七发》的体例和描写手法是散体式的，无格律音韵的限制，不像以后的散体大赋那样堆叠奇字俪句，而是善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描摹。开篇即“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继之写出意欲之词。接着是“太子曰”“客曰”等的问答之词。毛泽东在赋的开头即“客告予曰”，继之使用“人将指曰”“昧者将曰”“应曰”“客曰”“猥用自诡曰”等主词，这使赋的内容更加活泼生动，不只是简单的客、主问答。赋的整个行文用字古奥，字出有典，但不刻意追求奢华瑰丽，而是陈铺事物，说明道理。它体现了自身特色与创造。毛泽东当年应是从《昭明文选》中读到枚乘的赋的，他颇喜爱这部书。

　　毛泽东的这篇赋，运用比兴手法，将“匏瓜”与“牡丹”相比较，借以表达：匏瓜是蓐草之类，但秋深结有累累之物；不似牡丹争妍斗艳，秋凉花枯而不结实。在二者之间取舍，应是匏瓜。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个无果实，一个有结果，有结果的当取为是。毛泽东这篇“自讼”赋，贵在自责；自己对自己的学养、品德、修齐、言行、志向，进行反省，作一明确的评判；敢于解剖自己，以高标准严苛要求自己，以祈实现“大我”的目标。

　　毛泽东还写过骈文，至少留下四篇骈文体书信。其中有两信最为典型：一是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名致白浪滔天的信，二是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他与萧植蕃致白浪滔天的信表达致敬、尚贤、言志。他与彭德怀致杨虎城的信则是骈散结合，说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对仗、隶事、精美。就是说，讲究字调平仄、声韵和谐、对仗工整、引用典故、注重藻饰。骈文注重形式与修辞技巧，虽然内容的表达相对受束缚，但艺术形式很突出。其文体典雅雍容、庄重工稳，用词奢华铺张，叙事生动形象，议论气势如虹，抒情感人肺腑，故发展成汉文书写的一种典型文体。骈文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亦称“四六文”，全篇多双句（“骈四俪六”），给人以一种匀衡的对称美。

　　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联名致白浪滔天的信是典型的骈文体，基本是四、六句：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这封信写于一九一七年春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萧植蕃是毛泽东的好友，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白浪滔天（1871—1922年）即宫崎寅藏，日本熊本县人。他曾积极支持和帮助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人交往甚密。1917年２月，白浪滔天从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等得知此消息后，特联名给他写信，高度赞扬他的精神品德，并表示愿去拜访和求教。该信除称呼与落款，信中“今者愿一望见丰采”为八字，“惟先生实赐容接”为七字外，其余皆四六言。故它是篇典型的骈文体书信。全信用字雅致，对仗工整，亦有隶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曾致杨虎城一封骈散结合的书信，其辞藻、文采是之前所有信中没有的；它说理言志，颇能使人动情激愤。信的骈文部分是：

　　“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

　　这些四、六言骈文体，精美对偶、华丽藻饰不只是给人以文学美，且饱含爱国情怀、抗日意志，更是给人以鞭策、鼓励。信中用典亦恰到好处，最能打动人心。毛泽东等给杨虎城写信，是要争取他指挥的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在信中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应该说这深深感动了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力促张学良，合作在西安对蒋介石发动兵谏，使中国的抗日形势得以扭转。

　　从一般体裁看，“骈文”是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虽然它曾朝赋的体裁演化，但与辞赋有别。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评价唐代王勃等人骈文，并将之同六朝骈文相比较，说：“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会写骈文，可能还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的影响。晚清名臣曾国藩，认可古文与骈文相通，提倡骈散结合，力求超越语言形式对文体的限制。他还将骈文创作与诗联系起来，认为骈文讲究对仗工整和用典的特点有助于诗的创作，故曾国藩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曾国藩在为王定安的《蜕敩斋稿》撰写题记时强调：“诗人必学为四六，故唐世诗家无不工为骈文者。”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但在多大程度上受曾国藩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对他的诗词创作十分有助益。

　　毛泽东还写过曲（散曲）。遗憾的是，他在1960年代创作的元曲小令至今没有发表。“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常读元曲。他在‘文革’期间还创作过元曲小令，只是没有发表而已。另外，那个时候，他为了反击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正在写政治讽刺诗词，以作投枪和匕首。他读元曲正是想吸收它的讽刺手法，以及汲取它的生动而幽默的俚语，来探索和丰富他的反修诗词创作。”倘若毛泽东的这些曲作能够早日面世，我们对他所写散曲风格、文质的了解就更全面了。

　　不过，我们有幸能读到谢静宜在回忆录中记录的一首，略知毛泽东所写之曲的风格与品位。谢静宜在回忆自己同毛泽东谈曲而得到毛泽东曲作的往事时写道：1961年，田家英等几位夫子一起谈说诗词时，曾给大伙读了一首逗乐的诗，大意是一对恋人因没有文化通信困难，就约定以画圈来代替思念之情。“后来，我当笑话把这首诗背给了主席听，主席大笑，并说他看到过。主席笑后诗兴即起，拿起笔也写了一个《一半儿》赠给我和我丈夫。大意是：‘闺中少女不知情，一觉睡到大天明，自从有了同窗婿，一半儿朦胧，一半儿醒。’主席写好后说：‘送给你和小苏吧!’然后主席笑着给我作了解释，因为我与丈夫是青梅竹马、同窗同学、同做机要工作，故有此《一半儿》。”

　　毛泽东随笔写成一首曲，俨然顺水推舟，信手拈来，用字通俗诙谐，这与他的曲学知识丰富有关。他曾经手书清代冯云鹏（字晏海，江苏通州紫琅[南通市]人）的《北仙吕　一半儿　新嫁娘（之一）》：“少时独宿不关情，一〔彻〕夜酣眠直到明。自有同衾人唤卿，怎安宁？一半儿迷蒙，一半儿醒。”《北仙吕》是宫调名，《一半儿》是曲牌名，属北曲仙吕宫。

　　此外，毛泽东还创作过大量对联。对联被誉为“短诗”，它来自诗，诗中有联，联中有诗，故诗联不分家。然而，毛泽东有不少对联字句较长，超过律诗与小令。并且，他在求学时期撰写的对联就很出色。例如，1915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病故的学生易昌陶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不仅送有挽诗，还送有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作此联时，正值对内独裁、对外卖国的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挽联的文字交织着毛泽东既悲且愤的感情。他既痛惜良友早夭，又切感国仇必洗。从中可见青年毛泽东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振贫弱、抗外侮、经济天下的大志。

　　毛泽东的对联佳作颇多，可与诗词媲美。现再引几例。1919年10月５日，母亲文氏夫人病逝，毛泽东从长沙回家奔丧，在以极度怀悲之情写祭母文的同时，还作灵联二副。其中之一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该联尽露对慈母的无限怀念之情，感人肺腑，读罢令人悲从心来。1930年冬，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在宁都小布召开根据地军民誓师大会。大会会场挂着毛泽东亲撰的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此联说明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内容和运动战、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原则：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1944年秋，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特写挽联一副，“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勋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此联对仗工整，词章峻秀，高度评价了彭雪枫的一生，在寄托哀思时直抒奋发之气。

　　毛泽东善写对联，与他勤学深钻分不开。1949年后毛泽东极少写对联，但他仍然研究对联。清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是他出行的必备书之一。他在《楹联丛话》中读到清代孙髯为昆明池大观楼所作长联时，称其“从古未有，别具一格”，认为梁章钜对其“究未免冗长之讥也”的评价“不确”，还细心指出其中言“一楹贴多至一百七十余言”是“一百八十字”之误。对于丛话中所录阮元对此联的改笔，毛泽东斥之为“死对、点金成铁”。

　　综上所述，毛泽东擅长诗词，亦作歌、作赋、写骈文、写曲、写对联，遗留、幸存下来的毛泽东的歌、赋、骈文、曲、对联等数量虽不是太多，但至少可以让我们从总体上见识他的作品既有豪迈之气，亦有婉约之风，还有戏谑、民俗色彩。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在读了《苏幕遮》和《渔家傲》后写下一段批语：“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毛泽东自己的诗文风格何尝不是“复杂”的呢？通过其全部诗作，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个血肉之躯的毛泽东：既是一个功高盖世的伟人，也是一个具有平民情结的普通人，人性所应有的他无不具有。以历史来衡量，毛泽东的诗作体现了他是承传与光大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