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以具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各种概念体系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和支撑点。“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并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因此，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总是实现于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是传承意义上的“量的扩张”，二是创新意义上的“质的飞跃”。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和形态变革，既奠基于物质生产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又依赖于知识生产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只有不断地推进知识生产，即不断地推进知识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和形态变革，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知识生产，其“生产过程”主要实现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不仅传承已有知识，而且反思已有知识，发现已有知识的局限性，从而提出新的问题；二是不仅提出新的问题，而且洞察问题的根源，揭示问题的实质，形成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赋予已有知识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进而构建以“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知识生产直接面对的是“已有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已有知识所显露出来的两大类困难：一是已有知识与新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二是由外部困难所引发的已有知识的内在矛盾所构成的“内部困难”。前者以新的实践经验向已有知识提出挑战，引发对已有知识的反思和质疑；后者则是以对已有知识的反思和质疑为前提，以总结和升华新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修正和变革已有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创建新的知识体系。因此，知识生产的“生产”，就是发现、提出和解决这两大类困难的生产过程。这意味着：（1）知识生产的首要问题，是发现和揭示实践经验与已有知识的“外部困难”问题；（2）知识生产的实质内容，是提出和解决已有知识的“内部困难”问题；（3）知识生产的积极成果，则是赋予已有知识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并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表明，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发现、提出、探索、解决这两大类困难的问题。推进知识生产的量的扩张，特别是实现知识生产的质的飞跃，取决于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如何”问题。

　　对于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如何”问题，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理论思维的“理论”，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理论思维是以“理论”为内容而构成的把握现实的概念框架，是以“理论”方式构建的知识生产的思想操作平台。以理论思维构建的思想操作平台，是发现、提出、探索和解决知识生产的两大类困难的“普照光”，是知识生产、特别是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的“活的灵魂”。因此，只有不断地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

　　作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主要体现为五种能力：（1）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2）总结、凝炼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3）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4）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5）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才能坚持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在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以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实现知识生产的“质的飞跃”。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首要任务是提出问题，解决“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问题。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直接决定学术选题的难度和深度、意义与价值。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现实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二是学术史遗留的理论问题；三是学界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四是学者独立提出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这四类问题总是相互纠缠、相辅相成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不仅在于从现实问题中发现和提出新的实践经验与已有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在于从实践经验与已有知识的矛盾中发现和提出自身内在的矛盾问题，特别是独具慧眼地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中发现和提出引发理论自身变革的问题。在理论研究的学术探索中，“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只有提升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才能不断地捕捉、发现和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从而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最为重要的是在问题导向的探索过程中，总结、凝炼和升华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命题。理论思维的概括力，就是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凝炼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高度概括地提炼和升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提供逻辑化的命题系统。从总体上说，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命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理论升华；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概念发展的学术体系的理论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创新性、开放性的学术研究的新的阶梯和新的支撑点。总结、凝炼和升华这四大类学术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是学者以理论思维总结、积淀和升华人类文明的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是不断地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进而不断地形成新的学术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的过程。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不仅必须奠基于坚实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而且必须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力。理论思维的想象力，集中地体现为学术研究中的“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为：让知识“退入背景”，让知识“进入问题”，让知识“创造重组”，让知识“浴火重生”，从而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不仅合乎逻辑地思想，而且批判地反思已有的思想，不断地实现思想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和升华，赋予思想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学术研究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成果，从而为人类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其标志性成果集中地体现为构建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真正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不是命题的简单罗列所形成的“浑沌的整体性”，而是实现黑格尔所指认的“全体的自由性”（基本理念）与“环节的必然性”（概念系统）的统一，形成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示范的“完整的艺术品”，这就必须不断提升理论思维的思辨力。思辨力，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能力。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集中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理论思维揭示概念、范畴、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思辨力；二是以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建概念相互规定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的思辨力；三是以理论思维对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的思辨力；四是以理论思维构建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概念深化发展的命题系统的思辨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就是既把“全体的自由性”（基本理念）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概念系统），又以“环节的必然性”展示“全体的自由性”，从而用“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构成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学术体系。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作为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即构建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是统摄和照亮整个体系的“普照光”，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这个作为普照光的“全体的自由性”，只有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成为由一系列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才能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理论思维的思辨力，以坚实的理论分析和论证的逻辑展开过程，贯穿于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的全部过程。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所生产的最富有思想力、生命力的学术体系，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经典。学术经典是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经典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具有跨越学科界限的思想史意义，并且具有超越学术范畴的文明史意义。照亮人类文明的“思想力”，是学术经典的“活的灵魂”。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都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彪炳史册的学术经典，首先就在于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赋予时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构建了“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而且塑造和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学术经典的思想力，集中地体现在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而且彰显了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方法的革命不仅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普照光，而且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活的灵魂”。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离不开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贯穿于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的全过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相互激荡中，不仅变革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而且深刻地变革了以直观反映论、线性因果论、本质还原论为主要标志的理论思维，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奠定了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理论思维的新的起点。以理论思维的新的起点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就能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知识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无不源于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无不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不仅必须面向现实、深入实践，发现和提出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而且必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理论引领实践，让现实“趋向思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二者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又是相对独立、相互区别的：一方面，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奠基于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在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又依赖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在理论创新中推进实践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理论与历史和现实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这种知识生产是极为复杂、极为艰难的。从历史说，大而化之地表述“规律”或“必然”是容易的，真实地揭示历史的复杂动因并真正地发现历史规律是困难的；从现实说，有选择地统计或例证是容易的，对现实“权衡利弊”并“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是困难的；从理论说，自以为是地编词和造句是容易的，真正地揭示理论的内部困难并赋予理论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是困难的。这就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普照光照亮我们的作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

　　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无论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还是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都离不开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总结好中国经验的“中国道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由提升中国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质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直接地体现为主客体关系的“观察渗透理论”。作为知识的概念系统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它是人们把握、观察、理解和解释现实的主体条件，也是规范人们如何思想和行为的主体条件。对现实的观察，不只是取决于被观察的客体，而且取决于观察的主体，取决于主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需要以多维的视野、多重的向度、多种的理论模型、多样的研究方法去把握、观察、理解和解释现实，但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中国道理”，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其深刻内涵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演进发展中形成的灿烂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和七十多年执政治国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就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主”“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与构建体系相统一的理论创造，用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道理”观察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并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掌握“中国道理”，是总结好“中国经验”的理论前提。

　　用理论思维“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其首要任务是洞察已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进而揭示已有理论的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向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发展理论）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既显示了已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也显露了已有理论的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1）现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现代化是否只有西方的一种模式？（2）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活动？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3）如何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与价值性选择？能否离开价值性选择而孤立地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4）如何看待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怎样从不同的文明形态看待现代化的不同模式？（5）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只能是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6）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7）中国如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8）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9）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人类文明的形态变革？（10）怎样以有学理性的新理论赋予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形态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11）怎样以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理论”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理论思维发现和提出这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才能在提升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用理论思维揭示和解决已有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并进而揭示和解决由外部困难所显露的已有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其主要工作包含三个方面：（1）系统梳理和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的基本理念、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及其概念、命题系统；（2）着力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系统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阐述其理论的相对性、局限性、否定性；（3）着力揭示造成已有知识的历史局限性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理论思维的高度解决已有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实现研究范式的时代性转换。

　　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都是由其基本理念、解释原则、概念框架所构成的概念、命题系统。由于基本理念、解释原则、概念框架不同，一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又表现为多样性的知识体系。用理论思维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直接地是反思每门学科的多样化概念、命题系统，梳理出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概念、命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首先需要梳理出各门学科及其多样性的知识体系对诸如“历史”

　　“世界历史”“文明”“文明形态”“现代化”“现代性”“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发展理念”“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全人类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概念的界定、理解和阐释。同时，针对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梳理和反思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诸如政治学对“政治”、法学对“法”、社会学对“社会”、经济学对“经济”的系统反思，并在学科交叉的思想平台上深化对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的反思。

　　对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的反思，其实质内容是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1）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就是阐述它是以怎样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成自己的概念框架，它是以怎样的概念框架形成概念的自我规定和概念之间的相互规定，它是以怎样的“定义”来“界说”概念的思想内涵；（2）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时代内涵，就是阐述它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它以什么样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升华出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它的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3）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文明内涵，就是阐述它以何种方式总结、积淀、升华了人类文明，它怎样体现了“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它为文明进步和认识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阶梯和支撑点。以理论思维反思已有知识体系，揭示其概念系统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是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反思已有知识体系、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在反思已有知识体系并揭示其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概念、命题系统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知识生产过程，就是“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用理论思维总结和升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过程，是用新的实践经验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把新的实践经验提炼和升华为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内容，就是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1）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思想内涵”，以新的解释原则构建新的概念框架，进而在新的概念框架所构成的新的思想操作平台上，赋予概念、命题以新的思想规定性；（2）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以“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的工作方式，把时代精神融入新知识体系的概念规定之中；（3）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文明内涵”，就是从文明的观点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视野和胸怀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充分显示“中国理论”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并使之成为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知识生产过程，是用理论思维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生产思想的过程，是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的过程：一方面，思想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超越概念的片面规定，使概念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不断地形成“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另一方面，思想又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反思、批判、超越已有的“理性具体”，在新的思想平台上重新建构“理性具体”。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的过程，深刻地体现了人类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建构性与反思性、规定性与批判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知识生产过程，就是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不断地“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过程。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根本标识和实质内容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其首要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并且明确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辟概括，不仅指明了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而且深切地“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为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哪些最为重要的“中国理论”，指出了明确方向和实质内容。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深厚基础和独特优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决不能丢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用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必须不断地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豪迈精神，“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成人之道，“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政治智慧，“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和合智慧，以及中华民族的理性思辨所形成的求索“天人之际”的人与自然之辨、探索“人己关系”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理欲关系”的人与自我之辨、追求“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之辨，构成了规范和引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是我们“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这为我们用理论思维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用理论思维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用理论思维把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宝贵的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这就要求我们，用“两个结合”变革我们的理论思维，在理论思维的新起点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切实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