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构成部分。按马克思的设想是《资本论》的理论史或历史文献部分，是对理论部分“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定性为：“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但遗憾的是恩格斯没有完成这一工作。1905—1910 年卡尔·考茨基遵照恩格斯的嘱托，在马克思的《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基础上编辑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其本意是要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编辑出版的。但考茨基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资本论》的续篇，而是一部与《资本论》并行的独立的著作。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编者序中考茨基指出，依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四卷应该是讨论学说史。如果按恩格斯的设想以《经济学批判》这个草稿编辑成《资本论》第四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无法按恩格斯设想那样，删除手稿已经包含在第二卷、第三卷中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大都与全书密切地交织着的，简单地删除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按恩格斯的设想编出《资本论》第四卷，就是需要对全书的重要部分进行改写，这对于考茨基来说是做不到的。因此，“当我让这一切文句照样留在书里，它就不能算是《资本论》的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了。这样，它就成了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象第一辑《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并行一样了”。除了没有删掉《剩余价值理论》中“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考茨基还增加《剩余价值理论》之外的内容，并改变了手稿的结构。他说：“我不仅考察了草稿第 220 页至 972 页，并且考察了全部 1472 页……除开恩格斯注意到的 700 页外，我还发现许多注解，是属于史的方面。我把它们插到适当的地方去了。本书前 29 页至斯杜亚为止——完全是由这样的搜集的注解编成的。”苏联学者对于考茨基改变马克思遗稿的顺序和增加内容进行了批评，并根据《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并将其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排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第 1—3 卷）之后。但这并没有改变《剩余价值理论》相对独立的状况，《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三卷本）的思想关系并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中，很少有涉及到《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已经出版的各个版本的《资本论》来看，都是三卷本，即不包括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而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论》三卷本分别收入第 44—46 卷，而接下来的几卷是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而不是《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第 32—37 卷出版的《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包含了《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但并没有明确其作为《资本论》第四卷。这也就意味着不再承认考茨基和苏联学者编写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第四卷，而是让其以手稿的形式呈现出来。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思想关系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题词进行篇名检索，检索到论文 300 余篇，几乎没有讨论其与《资本论》的思想关系的论文；以《资本论》为篇名进行检索到的论文 6000 余篇，但以《资本论》和剩余价值为主题词进行篇名检索，仅有论文 53 余篇，同样鲜见讨论二者思想关系的论文。虽然不能就此说根本就没有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但至少证明了对《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思想关系的研究，也就是《资本论》的史和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大概包括两种可能，其一，是《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没有必然的思想联系；其二，是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结论只能是后者。

　　尽管马克思没有完成全部《资本论》的写作，但他不只一次地指明了二者的思想关系。1865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解释为什么不急着出版《资本论》时明确地讲：“至于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实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因为四卷本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在作为《资本论》主要的手稿《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明确地以“剩余价值理论”标示有关理论史的部分。因此，《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马克思准备完成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建构之后，以历史的形式对这一批判的重述。一方面，马克思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从不拘泥一种固定的形式，而是会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同一个问题，从而使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更全面、深入、具体，“问题总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或至少是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是马克思叙述自己思想的特点。另一方面，以理论结构展开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必须结合着对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的具体的、历史的进程的批判才是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也称《资本论》第四卷所包含的内容为“17 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

　　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的思想关系不仅存在，而且是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及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资本论》，而且对于理解《剩余价值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只有真正明确二者的思想关系，才能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思想体系。从总体上把握二者的思想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但可以尝试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入手，去分析作为理论批判的《资本论》与作为理论史批判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关系。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看，《剩余价值理论》既不是《资本论》的续篇，也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而是《资本论》写作的前提，或者说整个《资本论》的写作就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说史批判基础之上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因此，马克思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说史其目的并不是要写一部经济史著作，而是要为理解、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理论前提。这充分地体现在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

　　首先，作为思维具体的《资本论》的建构是以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为前提的。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说史——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历史——的批判，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抽象概念体系的实质。因为这些抽象概念体系的形成过程与现实历史进程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家总是强调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似乎是正确的，但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仔细考察则会发现这是错误的。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实在和具体不过是一些混沌的表象，只有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才能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即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最后获得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抽象概念，以此为基础才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因为“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所以，从最简单的概念上升到复杂抽象的思想体系的过程是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但仅仅停留于抽象概念体系是不够的，必须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即通过具体地分析抽象概念得以产生的历史过程，以明确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从而使其不再停留于抽象，而表现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思维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而第二条道路则是理论的建构过程。由是观之，作为理论部分的《资本论》同样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这个历史是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说史来完成的。正是通过批判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马克思能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理论建构的思想前提，抛开《剩余价值理论》去理解《资本论》的思想体系是不现实的。

　　其次，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起点，而不是《资本论》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通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进一步明确了《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也就是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与批判，是以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性分析为基础的。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性分析，使马克思不仅深刻认识到各个不同的经济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内涵，而且认识到各种不同的生产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历程，从而以历史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但是，要想真正阐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及其构成的生产方式，是不能遵循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的，只能以结构的方式进行，即从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基本成分入手，逐步揭示出其整体的结构及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因此，《资本论》是从商品及其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开始，进而由商品深入货币和商品的流通，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而把握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光”，最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的理解和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本身就包含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是人与人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是历史地形成的，只用通过对其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其本质。马克思自己就曾明确地讲：“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一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因此，对整个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研究，是《资本论》理论建构的研究起点。

　　最后，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看，《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必然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马克思所运用的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展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按照历史的时间线索来从事经济学研究。这种历史的研究由于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不仅比较明确，而且比较通俗，但由于历史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如果完全遵循历史的时间线索，势必会因为一些无关的材料而打断思想的进程，更何况研究政治经济学说史必须结合着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研究进行。“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而为了使这个理论逻辑真正成为思维的具体，其自身的发展就不能完全限于纯粹抽象的思维领域，而是需要不断接触现实，需要历史的例证，以明确各种经济关系相互规定的过程及其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历史进程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真正成为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的建构。

　　上述基于方法论的分析可能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将理论建构的前提，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置整个理论之后，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呢？对此，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建构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而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指出，当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政治经济学必然要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代替。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不可能了，可能的只能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其二，无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还是说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生存状况，都需要对其得以产生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其三，马克思以理论结构的方式展开的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有与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因为构成理论批判结构的每一个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恰好可以使这一概念结构所具有的历史深度呈现出来，从而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成为一个历史的、立体的整体。

　　综上所述，《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作为理论部分的《资本论》是以结构的方式展开的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而作为历史文献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批判的市民社会史——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说史而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史的批判。只有将二者真正统一起来，才能把握作为“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的思想体系。

　　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的思想关系，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创作史、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对《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思想关系的揭示表明，《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是《资本论》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其中内含着《资本论》写作的思想历程。不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不将《资本论》的研究与对政治经济学说史批判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作为思维的具体的《资本论》的思想体系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由于在过去的《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

　　第二，对二者思想关系的揭示，为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方式。具体来说，借助《资本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不仅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对于揭示其与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之间关系，进而理解其得以产生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真正理解和把握了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地形成的最发达、最多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剖析，就可以透视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只有真正理解了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式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解体的过程中得以产生的——即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剩余价值理论》以历史的形式重述《资本论》的思想体系，也正是承担着这个任务。只有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才能真正看清楚其未来。

　　第三，对《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思想关系的揭示提出了一个“绝对的命令”，即以《资本论》思想面对当代世界性、人类性问题时，既不能拘泥于《资本论》的概念体系，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出现的新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而是需要运用“抽象力”以历史的态度去反思、批判 20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和资本主义批判史，即将社会史与思想的研究统一起来，以《资本论》理论原则和方法为基础，创造性进行一场“术语的革命”。任何“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只有通过术语的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才能创造性地解答当代的世界性、人类性问题。不可否认，当今的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当代的世界性、人类性问题也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但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依据的技术手段、涉及的地理空间等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如果仍然执着于《资本论》的具体的概念体系，势必会造成以理论裁剪历史与现实的局面。正像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是以对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说的批判为前提一样，今天新的理论创新同样需要以对历史和理论批判为前提。

　　第四，无论卡尔·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还是苏联学者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无法否认二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特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影响。换言之，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根源及其与《资本论》《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关系，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的理解向度及其理论阐释的基本逻辑，同时隐含着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发展的秘密。因此，不能简单地否认这两个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而是要以思想史的视角重现其与《资本论》的思想关系及其得以产生的根源，以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第五，就是对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其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停留于理论的逻辑本身，而是要深入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形成的具体的历史进程、并将其置于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去理解和把握，将理论的提升建立在历史性研究基础之上，从而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其二，以上述历史研究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理论和逻辑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通过批判不仅要清楚地把握这一历史进程，而且要明确当前存在问题的根源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其三，就是要真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就其历史进程来说，还是就其理论建构来说，都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只有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当代中国的现实——不仅限于中国，而且包括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位势——才有可能看清楚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才有可能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解决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进程。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