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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君 黄靖:​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及其意义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是马克思时代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化马克思时代观的研究有必要对青年时期马克思关于“时代”的相关论述进行系统阐释。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有历史意识,把历史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导师,并讨论了如何看待历史这一问题,在中学考试的拉丁语作文中提出了怎样判定奥古斯都时代的问题。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对哲学的研究阐释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代精神,并以此思考了近代的时代精神问题,初步刻画了未来时代的精神图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问题是时代之声的思想。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分析“封建主义”、“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阐释了关于“当代的普遍问题”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动产”这一“现代之子”的分析,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方向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包括“幸福时代”、“时代精神”、“历史时代”和“时代问题”等思想内容,对于我们评价一个时代是否幸福、展开时代批评、阐释“时代精神”、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时代方向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理论内涵
  1837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马克思关注现实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马克思逐步认清了当代的时代精神,批判了封建主义,对现代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时代发展的方向。
  (一)风尚纯朴、积极进取、人民自由和人民优秀品质得以发展的时代是“幸福时代”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萌芽于对“幸福时代”的思考。在中学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阐发了什么样的时代是幸福时代。他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说成是幸福时代,因为这个时代“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他还界定了什么是不幸福的时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根据这两段表述,可以说风尚纯朴、积极进取、人民具有自由和人民优秀品质得以发展的时代是“幸福时代”。而影响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的因素包括科学、技艺等。
  从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的论述来看,幸福时代有着丰富的内涵:科学和技艺繁荣昌盛;人民没有觉得自由被剥夺,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保障;人民公正无私,人民优秀的品质没有被损害;最杰出的人担任了国家职务,官吏公正无私;元首不贪图个人私利,一心为国,愿为人民造福;国家没有内部混乱,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可以展开良好的竞赛。每个人都展现出了人的本性是其中很重要的内涵。“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根据这一思想,可以说幸福时代包含两个价值维度,一个是个体的幸福,另一个是他人或社会的幸福,这两者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树立了为他人幸福、为幸福时代奋斗的理想。这一理想不断地激励着马克思去探寻实现人类幸福的道路和方法。
  (二)所有人成为“自为的存在”实体的“时代精神”是可能的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哲学的反思回答了时代精神的问题。“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就是证明世界和思想是某种可想象的,可能的东西;而这种论据和原则——它是这点得到证明的基础,而且这一切又归结于它——仍然是[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本身,这可能性在自然界的表现是原子,它在精神上的表现则为偶然和任意”。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哲学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即人的自为存在是可能的,或者说人的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可以实现的。伊壁鸠鲁主义作为“罗马精神的原型”,是“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精神,“现代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它们享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原子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是希腊实体精神的一种形态,这样就可以通过实体精神来把握时代精神。
  实体精神包含如下内涵:实体就是主体,实体精神就是主体精神。只不过实体精神是“被思维从主体分离出来”,被当成了谓语,并用“谓语做主体”而已。实体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实体是“自由的实体”。实体精神是自为自在的精神,是个体圆满的精神,个体在整体性中实现了快乐、幸福和宁静。马克思渴望“作为一般的自为存在的存在”成为“一般的任何存在的形态”,即所有的人都成为哲人一样的自在自为的存在,都展现出实体精神。
  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近代的时代精神虽然部分地实现了实体精神,但还存在很多局限。第一个局限是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在古希腊,主观精神成了实体的规定,成了实体的谓语,而实际上实体应该是人,主观精神应该是人这一主体的精神。第二个局限是只有少数英雄人物被看成是体现实体精神的,而人民的实体精神只是在被“教养和训诫”的意义上被承认。第三个局限是机械性和原子化。从马克思对原子反映的时代精神的反思来看,原子直线运动反映的是“分裂的、机械的世界对单个人的态度”,是个体原子式的存在样态,是时代精神的“傲慢、自负和权利的形态”。第四个局限是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伊壁鸠鲁的“哲人”及其“心灵的宁静”“正是摆脱其日常束缚而被神化了的个体性”,这只能说是“不受世界制约的自由人的消极运动”。个人的日常束缚并没有在现实上被摆脱,这样就提出了如何使自由人的积极运动变成现实的历史课题。
  马克思对所有人成为“自为的存在”充满信心。他认为,实体的自由精神是“由各种不同民族个性所织成的”,这是“实体的明显的现实性的五颜六色”。尽管人民的实体精神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但人民生活的实体力量最终是会实现的。关于时代精神的思考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三)“人的解放”已经是“历史时代”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
  “历史时代”是把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划分及其历史演进看成是时代的进程。王伟光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提出了‘历史时代’概念,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指的大的‘历史时代’。唯物史观的历史时代概念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进程,该历史时代的进程从该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起,历经兴盛、衰落,直到为下一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止。”(王伟光:《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并以此来思考时代问题。过去的历史阶段是封建主义。“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讨论了中世纪,指出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对旧社会的革命是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
  封建社会之后的这个社会阶段,可以参考“政治解放”、“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几个概念来把握。“政治解放”是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内容和结果之一是旧社会的解体,社会从政治中获得了解放,成了利己的人的社会。“政治国家”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国家真正具有政治意义,具有世俗目的,反映人的世俗需求。如果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说,用“市民社会”这个词语来概括“封建社会”之后的那个历史发展阶段是比较合适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代替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的描述,大多是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市民”强调的是社会的基础是利己的人。“封建”强调的是社会具有等级性,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有的时候是相对使用的,共同描绘出了“政治解放”以后的社会现实。伯恩斯坦就对此进行过讨论,他说:“我明白地用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推移,而不用今天习用的‘从市民的社会’这种说法。”从市民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以后形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之后的历史阶段,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政治解放”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公民,这造成了人的二元化,当人把自身的力量组织成不与自身相分离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人的解放”就完成了。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社会历史形态的阶段划分的相关思想,社会历史形态的阶段划分提供了思考时代问题的宏观历史尺度。
  (四)“问题”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
  青年马克思有丰富的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第一,“时代问题”具有支配地位。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说:“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时代的迫切问题就是时代的谜语。“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时代问题”具有总体性,对于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不仅民族和国家会遇到时代问题,城市和个人也会遇到时代问题。在《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中,马克思指出,“在科隆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选举斗争,一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认为,科隆如果恢复中世纪时代,就会摒弃现代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和健康的观点,城市就会生活在过去的梦幻之中。政府应该担当起相应的时代责任,避免城市毁掉现在和未来。
  第二,把握“当代的普遍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当代的普遍问题”实质上是克服那个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把握“当代的普遍问题”,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说是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当代的普遍问题”,则主要是把握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区分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关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一般性的角度来说,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都存在二者的关系,只不过具体内容、形式,以及彼此的关系的样态,是不同的。这里“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主要是指私有财产领域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当时把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说成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这样“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应该说,把握“当代的普遍问题”需要把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是完全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马克思把“动产”看成是现代之子,也就是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看成是现代问题。
  (五)做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
  各主体处于同一时空。抽象地说,各主体处于同一时代;但具体地讲,有的主体代表历史的未来,有的主体是当下历史阶段的弄潮儿,有的主体则代表着过去的历史阶段。“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德国的无时间性”(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2页。。德国报纸存在英法的时间性就是与当代历史保持一致,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则是落后于时代。马克思指出,即便是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每个国家都会反映时代的问题,不过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却有社会历史阶段性的差异。“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英国和法国的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对财富的统治的问题,在德国则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问题。“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被当作枷锁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成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做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最根本的是要紧跟时代潮流,并代表历史的未来。
  不同的国家参与时代问题不仅有程度的不同,还有形式的差异、社会层面的差异。马克思认为,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着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但是,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德国的国家学说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德国是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德国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正因为如此,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才接触到了当代问题的中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异化扬弃运动路径的差异性问题。“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如果从时代观的角度来看这一论述,时代的发展趋势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里,主要的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尽管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同处于一个空间中,在世界历史尚处于形成过程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进程,异化扬弃的形式和领域也是有差异的。相应地,体现历史未来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
  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各个思想要素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问题紧密相关,而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问题,时代问题既有社会性,也有历史性。不过也要看到,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有着一个演进的过程,思想要素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是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二、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特征
  要把握青年马克思时代观思想的特征,就会涉及到如何看待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问题。“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这是用成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标准来界定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就是马克思”,这是用青年马克思作为标准来界定马克思(3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页。。二者都会造成两个马克思。拉宾认为,“不是‘两个马克思’,也不是他们之间存在根本分歧”,“两个马克思”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何准确地把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其中涉及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转变等问题。仅就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而言,虽然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思想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统一的价值追求,在思想形成之初就具有了自身思想的特征。
  (一)划分时代标准的综合性与时代观的科学性
  关于马克思划分时代的标准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考察的,其中主要的标准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形态、阶级斗争等:以生产工具为标准,如新石器时代;以技术为标准,如信息时代;以产业为标准,如农业经济时代;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如资本主义时代;以阶级为标准,如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成熟的马克思明确从劳动资料、生产方式等来把握时代特征,尤其是社会生产时代的特征。“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生产对象、生产方式和劳动资料决定了经济时代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一个时代的经济生产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基础。
  青年马克思已经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综合起来把握时代,注重阐释时代的总体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哲学来阐释时代精神、解析时代问题、对时代展开批判、展望时代的未来,这与那种把时代看成是世界精神发展的不同形态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把精神看成是时代的本质,而马克思只是通过哲学来透视时代精神、解析时代问题、把握时代方向,并不是把哲学或者精神看成是时代的本质。通常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有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时代观总体上属于马克思思想中的“现实”领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较早地体现在时代观当中。
  青年马克思通过国家来阐释时代,但并没有把国家看成是决定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的唯一要素。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评价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国家的功能。他肯定奥古斯都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作出的努力、在清除元老院犯罪行为中的功绩以及所建立的机构和制定的法律对消除混乱的作用。他还肯定了权力集中,认为这样最高权力就不会发生矛盾,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后来马克思在思考历史时代的时候,也主要是围绕君主制国家和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来进行的。他把时代问题界定为对政治解放进行批判,也涉及国家问题。马克思很重视从国家的角度把握时代问题,但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他强调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青年马克思思考时代问题,从涉及到的社会层面来看,是逐步由文化领域深入到经济领域。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当时评价时代从总体上看属于道德评价。他认为,科学技艺的发展需要摆脱迷信的枷锁,伦理、道德需要出自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而不是出于利己主义。马克思当时很看重人是否有好善的热情,是否有对真理的渴望,是否超越了欲望的限制,是否摆脱了罪恶的诱惑。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侧重于通过对哲学体系的讨论来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思考时代问题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入手的,对哲学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认识交织在一起,还没有直接聚焦到对现实历史及其不同时代特征的分析。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比较多地接触了实际的社会现实,这为从经济基础来思考时代问题奠定了基础。《莱茵报》时期以后,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及其演进的历史来分析时代问题。
  综合相关论述来看,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已经涉及到社会的很多层面,具有综合性。青年马克思是综合社会不同层面来阐释时代,并没有把某一层面的尺度绝对化,其时代观总体上看是科学的。
  (二)分析时代方法的总体性、相互性与唯物决定论
  青年马克思从多个社会层面把握时代,避免了从单一尺度把握时代的片面性,从而使其时代观有着丰富而鲜活的内容。但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标准不是零散的、孤立的,而是有着总体性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质问道:“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他把时代精神看成是历史总体性的存在,并不是把精神看成是历史的本质。“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这里所说的“精神”主要内容是自私自利,其中涉及到经济、政治和观念三个层面:经济讲的是实际的金钱势力,是私有财产;政治讲的是政治是金钱势力的奴隶;在观念上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对待金钱与政治的关系。从这种“精神”中获得解放首先是从金钱势力中获得解放,其次是政治解放,最后才是精神生活的解放。
  青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总体性地把握时代,是因为他注重从社会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思考时代问题。如通过哲学来阐释时代精神,就包括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两个方向。“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从哲学来透视世界与从世界来透视哲学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要求哲学理论活动关注现实,走入现实,改变现实,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另一方面强调哲学是受到世界制约的。“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青年马克思时代观具有相互性特征。
  青年马克思在重视相互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唯物决定论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哲学来透视时代精神涉及思想观念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涉及哲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用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界定现代的主要问题涉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对“动产”这一“现代之子”的分析则触及到了经济领域中的根本矛盾。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指出,“但刚好相反,感性东西的存在就在于不成为那样的谓语,不成为静止的存在或非存在”。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使用了“主谓颠倒”的方法来阐释古代希腊的时代精神。马克思认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是排斥宗教的,那种把宗教意识的发展看成是决定人民生活的兴盛与否的观点颠倒了历史。“只有把作者的论断整个颠倒过来,才能得出真理。作者完全颠倒了历史”。古代人崇拜的是他们的民族、国家,“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马克思用“主谓颠倒”的方法来阐释时代精神,使得其时代观奠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随着对私有财产的深入考察,马克思找到了物质生产这个决定时代的本质因素,从而形成了唯物决定论。
  关于分析时代的方法问题,现有成果多强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分析时代的方法论基础。考察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特征,需要分析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方法论。马克思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考察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条件、可能性和现实性等问题。“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应该说,成熟的马克思关于时代的思想在青年时期已经诞生了,成熟的马克思对自己青年时期已经运用的分析时代的方法进行了概括、总结和升华。
  (三)时代观和社会历史观结合的过程与时代观的探索性、具体性和实践性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是其探索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探索过程中,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和历史观之间有一定的结合,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时代观向历史时代观演进的思想进程。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论述幸福时代还没有以明确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作为前提,但在评价奥古斯都时代是否是幸福时代的时候,他把不同时代进行了对比,时代和历史问题得到了初步的结合。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主要讨论了古代和近代,讨论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对时代的划分还没有按照社会形态来进行。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已经初步有了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划分的意义。
  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时代观的时候,往往把时代观看成是唯物史观衍生或演绎出来的,时代观是将唯物史观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与具体对象结合起来的结果。这一结论对于成熟的马克思是适用的。青年马克思则是在时代观中孕育着唯物史观,时代观和唯物史观的萌芽是一体的。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的马克思,时代观都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来说,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思想转变的节点,而转变的节点又往往涉及思想的性质和思维方法的变化。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节点的关注容易遮蔽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前后一致的思想因素的阐释。受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特质的制约,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有一定的不成熟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出新观点,有一定的思想演进的脉络和思想的节点。幸福时代、时代精神、历史时代和时代问题等相关思想虽然在思想演进中有交叉,但不同时期某些思想更为突出。在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演化过程中,虽然也有思想节点,但始终追求幸福时代,始终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完美实现当作是理想的时代精神,始终从社会多层面来把握时代,始终从总体上把握时代。
  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比,他的时代观更为具体,实践性更强。“马克思的时代观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时代发展观”。成熟的马克思的时代观是唯物史观结论的具体运用,相比较而言,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则是在回答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孕育着唯物史观的方法和原则。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其中一个价值就是实践性强、问题具体、内容丰富。
三、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意义
  马克思的时代观和历史观的高度一致,很容易导致忽略对时代观的系统研究,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有助于推进马克思时代观研究的深入开展。单独把时代观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或者从青年马克思时代观的角度探究唯物史观,对于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尽管在研究唯物史观的时候会涉及到时代问题,但唯物史观的研究不能取代对马克思时代观的研究。划分时代的时间节点与社会历史形态划分的节点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对社会历史形态的研究构成了研究时代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取代对时代的研究。
  (一)青年马克思时代观对构建马克思时代观内容体系的理论意义
  关于马克思时代观的内容体系,现有成果多是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的。从“历史时代”来把握时代观的内容体系包括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未来共产主义时代三大论题,包括“世界历史”思想,包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揭示时代性质、动力以及回答划分时代的标准等相关思想。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马克思时代观内容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构建评价幸福时代和时代批评的理论。面对某一具体时代,往往涉及评价问题。除了评价标准以外,评价时代还有如下三个方面是有理论发展可能性的。
  首先是时代评价主体的理论。青年马克思在评价时代时综合考虑了不同评价主体的意见,如古代人的评价、异国人的评价、同时代人和现代人的评价、一个时代的人民的评价等。在这些主体当中,马克思尤其注意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的评价。可以构建以一个时代的人民为主,综合其他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评价主体理论。
  其次是时代批评理论。青年马克思评价时代,既考虑时代进步、开明的一面,也考虑时代有可能存在的落后、保守的一面。青年马克思对时代展开批判是和社会历史观结合在一起的,如对利己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就是如此。在中学作文中,他就指出,德行也有可能出于利己主义。在博士论文时期,他又指出,原子的直线运动反映了自私自利的时代精神。后来,马克思把利己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联系起来,进而和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这样利己的个人就被理解为是封建主义解体的产物。马克思在批评利己主义的时候,既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来展开,也从社会历史形态更迭的角度来进行。可以结合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构建时代批评理论。
  最后是时代评价的价值尺度理论。青年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时代中的存在样态作为时代批评的价值立足点。如马克思批评道:“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青年马克思评价时代,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即人的价值在国家中、在社会中得以全面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评价的价值尺度应该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二,构建阐释时代精神的理论。从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总体性的阐释需要结合哲学、政治和经济领域来进行。阐释时代精神的总体性,可以通过哲学来进行。除此而外,政治是解析时代精神的重要领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马克思从国家的角度来阐释封建时代的精神生活,如认为封建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形式主义,是粗陋的唯物主义和粗陋的唯灵论。阐释时代精神,最重要的是从经济的领域来阐释道德、艺术。另外,阐释时代精神需要从历史时代的角度厘清时代精神生活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第三,从四个维度构建把握时代问题的理论。在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中,把握时代问题有四个维度:时空维度、社会维度、历史维度、主体维度。把握时代问题的时间维度包括历史时代的划分、分析具体国家的时间性以及某一社会层面问题的时间性。时代问题的空间维度是指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或者特定社会层面发展的时间性差异造成的时代问题的空间分布。社会维度是指从哲学、政治和精神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把握时代问题。历史维度是指从历史时代及其更迭来把握时代问题。主体维度是指国家和地区、社会的某一层面、某一民族和人群都可能成为时代问题的主体。关于“时代”,有的观点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的,如“两极时代”、“多极时代”等说法;有的观点关注经济、政治力量中心的转移,如“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特定的主体可以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主体,时代问题有可能表现在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中,时代问题还有可能表现为发展中心的地域转移。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有利于把握时代问题在国与国关系或全球地域发展方面的各种表现背后的本质。
  学界在探讨马克思时代观时还比较关注“时代性质”、“时代特征”问题。时代特征具有总体性,划分时代的层次和尺度、节点不同,对这种总体性的描绘就会有所不同。每一种社会历史形态就是一个“大时代”,而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则是“中时代”,同一社会形态及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可以有不同的“小时代”。时代问题、主题、特征和性质等在大、中、小时代是有差异的,有其复杂性、多样性的一面。从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来看,把握时代问题是关键。时代问题往往会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成为较长的历史跨度都要面对的问题。青年马克思关注的“私有财产”、“金钱”、“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动产”等问题就属于这样的问题。从四个维度构建时代问题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系统的时代性质和时代特征理论。
  (二)青年马克思时代观对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中国、人民、时代提出的问题互相交织。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思考和解决当今时代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需要把握时代进步的方向。每一个社会层面的发展都有时代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领域。青年马克思理解的时代问题不是孤立的,涉及先前时代的主导力量的遗留,以及新旧两种力量在时代中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力量正是在斗争中彼此揭露出对方的真相。“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极其激烈,而且各自说出对方的真相”。重大持久的社会问题往往都具有时代性,其中包含着历史倒退的趋势、保持现状的趋势和面向未来的趋势。比如针对动产问题,土地所有者面对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倒退的。“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往昔的纪念(怀旧)、他的回忆的诗意、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但是土地所有者本身是不能回避时代问题的。马克思指出,尽管土地所有者的精神生活中有怀旧的因素,但本质上已经从属于工商业了。“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讲述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心里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土地所有者把对往昔的怀念当成是时代精神,而资本家把工商业理解为时代精神。但历史的主题往往是被占主导地位的事物及其自身被否定的过程所决定的。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既要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倒退取向,也要科学地把握现实,同时需要把握未来的方向。就历史时代来说,“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共产主义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从根本上说,这一运动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在当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发展、安全、治理问题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解决这些挑战,依然需要在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寻找答案。共产主义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需要牢牢把握共产主义这一时代进步的方向。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着力解决“中国式的现代问题”。每一个国家共同参与了世界历史发展,但同时也有自己的时间性,存在自己独特的参与现代问题的方式。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到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指出不同国家解放的过程是不同的。在法国,可以在逐步解放的现实性的基础上实现全部自由;在德国,全部自由必须在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中产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自己发展的时代性,有自己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同时,就世界来说,又有世界的时代问题。时代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还表现在各个国家具体的时代问题与世界的时代问题的交织。这无疑增加了科学地把握时代的难度。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用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历史任务,在巨大的时代张力中创造了解决“中国式的现代问题”的成功经验,需要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在时代张力中继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发扬历史自觉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推动人类发展进步。学习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有助于坚定历史自信,以宽广的时代视野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加绚丽的华章。在1843年10月3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指出,“对于反动派来说,旧世界是新世界观的真理”。只有深入地思考时代问题,才能科学地区分新旧两个世界并坚定历史自信,相应地才能走在历史进步的康庄大道上。共产主义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理。青年马克思先是在哲学中看到了未来的时代精神,接着又在“政治解放”和“动产”主宰现代问题的时代背景下,看到了“人的解放”和私有财产的扬弃的时代前景,给人类指引了光明的未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从世界的新原理中创造新世界”。在科学把握时代问题的基础上,紧扣“新世界”、“新原理”,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
  青年马克思并不否定主体在时代面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面对时代问题时,马克思非常关注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问题。“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民族、国家在面对时代问题的时候是有能动性的,这种能动性体现为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对历史和时代的认识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时代,需要看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自我否定而必然引起的发展方向。人对时代必然发展趋势的认知会加速新事物的诞生。“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赶上时代的步伐,并引领时代的潮流,是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分不开的。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用文学的笔调表达了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需要伟大的斗争。“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发展程度落后于时代的国家,也可以参与到解决时代问题的行列,甚至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百年的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已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进步力量。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启示我们,只要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发扬历史自觉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敢于斗争,勇于斗争,胸怀天下,不同国家都能为世界大同贡献自己的力量,齐心合力地共同推动人类发展进步。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04期
发布时间:2023-12-11 10: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