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剩余价值理论看系统性危机的内涵实质

　　作为马克思毕生两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理论包括价值生产、实现、分割和调节等诸多内容，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行机制，该理论同样揭示了系统性危机的实质，即在奉行追逐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优先原则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必然爆发，进而引起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事务坍塌。

　　（一）系统性危机的内涵

　　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客观上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应具有科学合理的计划。然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社会总产品生产分割成了无数相对独立的个别产品生产。个别资本以利润为导向要求个别企业的内部生产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社会生产却呈现无组织状态。此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资本家一方面加速积累资本和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又加强劳动控制和提高劳动剥削程度，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结构性经济危机并存成为常态，并不断诱发其他领域危机，从而引起系统性危机。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系统性危机”这个词语，但其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是不容否定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于系统性危机的新概念。如，Eric O.Wright通过“综合危机”概念揭示了西方国家陷入的制度困境；Paul Mattick运用“最后危机”概念，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发展；栾文莲主张以“总体性危机”刻画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爆发。我们认为，“综合危机”“全面危机”“总体性危机”“系统性危机”等概念

　　并不完全对立，在内容上具有一些共同特性。从“系统”一词的基本内涵看，它至少包括多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三个方面。其中，多元性是指构成要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因素组成的集合；相关性是指这些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逻辑联系，完全孤立的要素之间无法形成系统；整体性是指要素通过一定的排列组合可以形成复合有机体。这同样适用于对系统性危机的理解，并可据此直观地给系统性危机下一个定义：由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超越一定范围的多领域对抗性矛盾相互交织影响的整体式危机。系统包括完整的总系统和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分支系统，它们的运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因此，系统性危机未必就是“最后危机”，但是反过来说可以成立，即“最后危机”必然是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是不同人群的行为相互影响的产物。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多重角色的综合体，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自然就不可能是零散单一的。我们绝不否认单一关系的存在，但从国家甚至全球的更大视域来讲，人们互相交往形成的关系必然是更广阔的，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通常从个体行为衍生成整体行为的情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层面，系统性危机在实践中也往往表现为上述相关要素的交织。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蓬勃发展时期，系统性危机还仅仅表现为两三个层面上的分支式危机，那么当前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已经是几乎囊括所有要素在内的整体式危机。

　　（二）系统性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终结

　　首先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空间修复几近饱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使个人劳动越来越专业细化，形成社会总劳动的原子，劳动对资本的对话谈判能力更加薄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逐渐转变为实际从属。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促进了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大、单个资本的管控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垄断条件下，个人富可敌国的现象比比皆是。生产社会化在客观上也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新的空间，企业内分工逐渐向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拓展，联合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形式。以产业资本为例，当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挤压利润愈发严重时，生产资料便会转向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获得高额利润。换言之，剩余价值在国内生产遇到的阻力可以由国际化生产进行补偿。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具有相似的逻辑。剩余价值实现的关键是商品能够销售出去。买卖交易的结束意味着资本家不仅实现了预付资本的回收，同时也获得了剩余价值。对于商品流通来说，如果国内需求无法消化过剩的供给，商品必然会走出国门而向国际市场涌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能力较强时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但可看到，这种补偿已经越来越困难，因为资本的过分掠夺使其他国家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下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这里的“全面”实际上暗指了系统性危机。总之，全球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跨国资本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等，都导致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修复空间逐渐饱和，从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其次是剩余价值的分割矛盾日益加深。随着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的结束，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顺利完成，但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由直接雇佣者即通常所说的产业资本家完全占有。众所周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点是金融垄断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和土地资本等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挤压着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尽管资本家在要求榨取剩余价值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瓜分剩余价值时却存在激烈的博弈，产业资本家同时面临商业资本家、土地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的竞争。事实一再表明，企业生产的融资成本不断抬高，厂房租金日益上涨，中间商牟取差价，产业利润几近最低，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投资生产积极性不足。更有甚者，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分割矛盾转移到了产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上，个别产业资本家把利润下降单纯归咎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意愿下降等，这更加激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最后是剩余价值的危机调节作用日益式微。危机是一个蕴含辩证思想的概念，即危险与机遇并存。危机是对旧的混乱秩序的反映和否定，客观上具有调节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作用，尽管它本身对生产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换言之，危机具有正向调节和反向冲击的双重作用。关于正向调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观点。马克思强调，“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资本论》第三卷直接阐明了危机具有调和矛盾的作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马克思同时提醒人们：“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同时，当代著名学者吉登斯研究认为，“危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break-down），相反，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调节机制，使资本主义能够从其遭受的周期性波动中生存下来。危机的作用在于保持一种平衡，并使进一步的增长成为可能”。总之，系统性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积极性，特别是在平行演化和发散演化情形中，这种正向调节作用相对占有主导地位。然而，随着趋同演化的到来，系统性危机对国家整体事务的反向压制作用日益突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衰弱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是客观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弊端。系统性危机的范围由小及大、由浅入深的发展说明，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能解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从资本扩张方式看系统性危机的生成与爆发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张是一条铁律。从地域范围看，资本扩张起初是在本国内部进行的。当内部资源紧缺和市场日趋饱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难题，资本便会突破空间约束，由国内扩张转向国际扩张。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表明，资本扩张内含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一只脚往前进——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下财富创造速度的极大提高，另一只脚往后退——表现为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分配格局的两极分化。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并成为诱发系统性危机的必然逻辑。

　　（一）资本国内扩张驱动了系统性危机的生成

　　资本扩张首先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的，并日益突破经济这一单一领域，逐渐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能源、科技等方方面面。这种过度膨胀和无序扩张不仅引发了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还驱动了系统性危机的生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扩张的基本依据，也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及其行为规律的重要抓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决定了资本的本质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来追逐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个目的，资本通过积累不断扩大自身规模，而且通过结合其他因素促使自身存在形式的迭代升级。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在先后经历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之后，当前已经进入金融垄断资本和数字垄断资本并存时期。资本形式的变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也从侧面说明了系统性危机生成的可能原因。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诱发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整体运转的中心遵循资本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马克思曾指出，雇佣工人是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尽管不再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雇佣工人也可通过员工持股和福利体制享受到更多财富，但就剩余价值生产而言，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际上更加严酷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以各种隐蔽化手段无偿占有劳动，同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又导致大量工人面临失业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其次是资本对科学技术的占有。科学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下推动科技进步的，所以它充当的是不自觉的工具。资本的高度垄断使重大的科技创新基本被少数企业和资本家掌控，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甚至政府机构都成为科学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因此，资本持有何种立场直接决定了科技发挥怎样的影响，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再次是资本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充分揭示了一个事实：没有自然资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为继。这一点在当前的西方国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化了。尽管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态环境已得到极大改善，但这只不过是它们把工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没有停止，资本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也不会停止，生态危机已从发达国家内部演变成了全球性难题。最后是资本对国家治理权力的占有。资本一旦达到了特定的规模，总是在经济系统内部与竞争者对抗的同时，试图借用政治力量来打击对手，进而一步一步完成资本积累直至实现垄断。例如，萨米尔·阿明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集体帝国主义盛行，并对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全面控制，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被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日渐加强。另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特别是国家治理权力可以显著改变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效果。如，通过改变财政、货币、收入和国际等政策，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会产生相应调整，财富分配结果也会相应改变。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强行占有国家的治理权力，现实中西方国家的金钱与权力政治不可分割就是最好例证。

　　（二）资本的国际扩张加速了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当国内生产要素和市场无法满足资本逐利的欲望时，资本所有者及为其服务的政党就会想方设法寻找新机会，向国外扩张便成为必然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实际上，资产阶级为自己创造的世界不过是扩大版的旧格局而已，充分反映了资本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试图通过空间修复来解决其剩余价值生产及实现的难题。

　　资本的国际扩张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剩余价值难题，而且加速了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因为即便在国际范围内，空间修复也日益变得不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南北不平衡。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剪刀差政策导致两者的发展鸿沟越拉越大。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但绝大部分国家却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外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这种格局反过来又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西方跨国资本在疯狂抢占发展中国家资源后，普遍面临积累衰退的难题，这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矛盾的表现。其次是国际经济规则不公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涨时，过剩的生产能力需要国际市场消化，资本就会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强行在世界上开启自由贸易征程。而当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时，资本又会巧立名目，设置各种关卡，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这可能“使外围国家的产能对世界市场的波动高度敏感，在全球经济停滞背景下面临持续的产能过剩压力，不能自主地执行民族产业发展规划和扩大内需”。遭遇不公正规则的经济体对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积极性受挫，全球经济秩序畸形发展，危机就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呈现。最后是全球治理的国家权责不对等。随着国际分工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交往的深入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和地区就可以从中受益；相反，各国和地区发展都会受到困扰。全球经济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因此，全球经济理应由大家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享受。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弊端重重，西方国家以资本实力作为最粗放的指标来划分治理权，发达国家依然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回避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行剥夺其话语权，同时极力甩掉责任。这种以“利我则用、不利则弃”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行径不断激化矛盾，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混乱，危机的爆发势在必然。

　　三、从资本循环理论看系统性危机的演化路径

　　系统性危机的生成路径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重大议题。只有弄清楚危机的生成路径，才能准确把握危机的动态演化，从而科学分析系统性危机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循环理论为解析系统性危机的演化提供了重要视角。资本循环包括社会总资本循环和个别资本循环，具体又可从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金融资本循环等角度展开。为了便于研究系统性危机的演化路径，这里从经济基础领域和非经济基础领域两个方面透析资本循环的影响。

　　（一）系统性危机的两种生成路径

　　根据资本循环的不同触发原因，可将系统性危机的生成路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经济基础领域内的危机引发上层建筑危机，并最终形成系统性危机的灰犀牛式路径；第二种是由与资本循环关联的其他偶然事件开启，导致国家整体事务塌陷的黑天鹅式路径。

　　1.灰犀牛式路径。灰犀牛事件一般是指以常见性、大概率发生为特征的风险事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物质资料生产，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才能更好地处理其他事务。换言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其经济基础主要反映了社会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三对关系，即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利益关系有合作依赖的一面，也有剥削竞争的一面。当冲突对抗无法调和时，经济基础领域就会产生危机。从19世纪初至今，经济危机反复以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形式出现，在当代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融垄断资本高度发达的社会，金融寡头通过参与制控制企业，通过个人联合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通过政策咨询等影响科教文卫各个方面。同时，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日益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货币资本循环时曾明确指出：“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然而，没有生产过程做中介的金融是相当脆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金融危机便是最好例证。当金融系统出现风险时，经济运行不畅也成为必然，而受金融垄断资本牵制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能置身事外，最终导致出现系统性危机。

　　2.黑天鹅式路径。黑天鹅事件一般是指以罕见性、小概率发生为特征的风险事件。当人们都习惯了常态化事情时，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上都会放松对非常态化事情的警惕，甚至完全没有应对准备。而一旦罕见风险出现，很快会诱发整个制度的系统性危机。虽然概率小，但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容小觑。它不仅能检验当代资本主义在国家治理上的反应速度和价值取向，也能充分反映西方社会真实的综合能力。从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历史来看，黑天鹅事件可能爆发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中普遍陷入困境，出现众多匪夷所思或令人遗憾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面临经济难题，比如由于制造业能力不足而面临医疗器械资源紧张、民众基本物资出现断供现象；而且试图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强行为自己辩护，个别国家的政客颠倒是非、强行甩锅，一些新闻媒体以双重标准报道新闻。正如马可·A.皮罗内教授形容的那样，“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表明，极少部分人在豪华游艇上，而大多数人则蜷缩在生存空间狭小、不安全、不稳定的简陋小船上”。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疫情突显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伪造的“人人平等”的美好图景。

　　（二）系统性危机的动态演化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事务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两类，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运行特征。同时可以看到，系统性危机的触发方式不同，比如单点或多点触发、局部或整体触发、直接或间接触发，导致其动态演化呈现显著差异。总体上看，系统性危机的动态演化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平行演化。平行演化主要是针对多点触发情况而言的有规则的动态变化。由于不同领域事务的性质不同，运行轨道和解决方法也千差万别。特别是随着相对独立性的提升，不同领域的各自危机可以在平行状态上深化发展，并不必然呈现交织局面。这些领域的危机构成了系统性危机的具体组成，因此，系统性危机的动态演化自然也呈现平行状态。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平行演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较为初级的状态。对于资产阶级执政党来说，尽管他们不想面对系统性危机，但平行演化的形式还是给了执政党改良社会制度的可能空间，且化解危机的方法举措较容易获得，从而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重新实现相对稳定。

　　第二种是发散演化。发散演化是指由一个或多个领域的危机向其他领域传导扩散的不规则的动态变化。发散演化是系统性危机更为常见的现象，它既可能是单点触发，也可能是多点触发。就单点触发来看，通过“树形”传导机制，始发危机建立了与后发危机之间的联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源领域”和“支领域”关系。但支领域相互之间往往不存在直接关联，即相对独立。就多点触发来看，始发危机与后发危机之间不再是简单的“源领域”与“支领域”的关系，而是存在“交互型”传导机制。这种情况往往非常复杂，使系统性危机更加凌乱，人们难以判断其进程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以何等结果终止。系统性危机的发散演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稳定性不足，对执政者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种是趋同演化。趋同演化是指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为旨归的全面性的动态变化。系统性危机的动态发展既包括过程调整，也包括结果变化。相对于平行演化和发散演化，趋同演化更关心危机的最终结果。当危机进入趋同演化状态时，基于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矛盾无法调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预言即将到来，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当然，资产阶级政党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政权。系统性危机的趋同演化过程必然是阶级冲突对抗最激烈的阶段，资产阶级甚至有可能会获得阶段性的成功，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然不适应生产力的进步要求。因此，系统性危机的趋同演化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世界“诀别”的宣言书。

　　四、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审视系统性危机的改良方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阐明了资本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文明一面。“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这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应对系统性危机提供了积极启示。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政党探索提出了许多办法，但总体来看，它们都是没有触及制度核心的改良方案。虽然是无奈之举，但是这些方案中越来越多地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系统性危机促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扬弃”的趋势正在不断加速。我们认为，改良方案和新社会因素迸发并行前进，都是围绕着剩余价值生产、实现与分配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主要但不全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妥协。当前，西方国家表面上仍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却在加强国家干预。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执政时期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和特朗普签署的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方案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经济的计划性，而且规模十分庞大。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足以为证，比如国家直接出资经营、国家和私人合营等方式持续发展。

　　其次是资本垄断集中向社会化扩散。当前，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社会化打破了资本试图永远保持绝对垄断的幻想，资本的社会化越来越普遍。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把许多资本的权力让渡给国家，由国家直接支配财富，才能更好地维持其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上，股份制企业成为最普遍的形式。由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及日渐成熟，股权社会化和合作经济在世界范围都成为潮流，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股权社会化的组成部分，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近些年数字经济、共享经济蔚然成风就是最好例证。

　　再次是经济民主化水平显著提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尽管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本质没有改变，但部分经济政策在形式上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以微观领域的工人民主管理为例，职工参与、终身雇佣、员工持股等新制度的出现反映了劳资矛盾的缓和，工人的劳动所得不再简单停留在维持自身和家庭基本生活的状态上，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状态都有较大幅度提升，从而也在客观上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

　　最后是社会保障体系在曲折中向前推进。《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问题，提出了许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举措，比如废除继承权、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提供免费教育等，这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中也有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养老体系、失业救济体系并不总是顺利的，不少国家在面临财政压力时，总是试图大幅削减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并由此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改良方案和新社会因素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何种形式抵抗，又或者以何种理论巧言掩饰，都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