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旧形式被赋予新内涵、超时代观念被赋予新阐释；“创新性发展”则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滋养，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铸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明晰“两创”的哲学内涵是解决“两创”哲学基础问题的前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内涵

　　所谓“创造性”，是一种使现实呈现出新奇、别致特性的内生性的力量。“创造性”具有首创性含义，是主体所具备的一种能够产生区别以往事物属性的能力。当然，“创造性”还意味着以实践为桥梁，把“创造性”思想观念转化为“创造性”行为的过程。“转化”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走向自己对立面的动态过程。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转化”突出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旧的生产关系逐渐难以与新的生产力相容，人们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新旧生产关系的转化造成了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相统一，带来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综合“创造性”与“转化”的“创造性转化”，强调以“创造性”为前提，以“转化”为目的，充分发挥人探索有益价值、生产新颖事物的能动属性，是实现转化对象“量”的积累与“质”的变化，从而调整和变革社会形态的过程。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创造性转化”意味着挖掘并选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的部分为改造对象，以实践为介质将人的“创造性”能力落实为创造行为，将“旧文化形态”依照新的时代需求加以调整改良或从根本上改革，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塑和新生。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三重核心要义。

　　其一，“创造性转化”是文化承续与文化变革的辩证统一过程。“创造性”中的“首创”精神和“转化”过程均非无中生有。“创造性转化”是在承续以往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和突破，目的是实现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创造性转化”不等同于“复刻”，不是以“拿来主义”全盘接受和搬运传统，而是要分梳甄别出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通过改造使之能与新时代特征和需求相适应，从而发挥超时空价值。

　　其二，“创造性转化”是文化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包括人的生命、物质资料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包括精神领域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表明，全部的人类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延伸都是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在“创造性转化”中，即使一部分文化在初期并未直接发生质的意义上的转化，但量的扩大再生产依然能够通过增加相关精神产品的体量，使精神领域变得更为复杂，从而引发文化重构和转型。文化在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包含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

　　其三，“创造性转化”是文化内容和文化表达形式互通有无的过程。文化内容作为文化存在的根据，决定了文化的表达形式；而文化表达形式作为载体，又能反作用于文化内容，推动或阻碍文化发展。因此，“创造性转化”不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转化，还要据此不断改造其表达形式以合理容纳文化内容，以促进内容更好地转化，并推动文化进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意蕴

　　“创新”意味着日新、变易。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无论是新的机器还是新的组织形式都是创新。”与“创造性”和“创造”的关系相似，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能力通过实践得以落实为现实的“创新”行为。因而，“创新性”具有“引进引入”“破旧立新”的含义，是主体能够应用新知产生新事物的属性和能力。“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成，尽管过程曲折迂回，但总趋势是由低级走向高级。“发展”在社会历史领域突出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根本性地造成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思想观念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更迭，表现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旧思想的衰颓。此外，“发展”还内在地要求主体以联系的、全面的、动态的观点看待整个世界。因此，综合“创新性”与“发展”的“创新性发展”，强调以“创新性”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挖掘人们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同时秉持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实现发展对象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最终实现事物的革新与升级。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创新性发展”意味着通过实践活动将人的“创新性”能力转变为现实力量，根据时代发展状况，拓展延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质的优化和超越。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三重思想意蕴。

　　其一，“创新性发展”是旧文化形态衰亡与新文化形态生发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无法抗拒新陈代谢规律，文化也是如此。新文化形态在历史变迁中犹如一颗“种子”孕育在旧文化形态内部，它否定旧文化形态中那些消极腐朽的东西，汲取旧文化形态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待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破土而出，以其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茁壮成长。旧文化形态作为新文化形态这颗“种子”的“母胎”，永远无法消灭“种子”，因为消灭了“种子”也就意味着自身的灭亡。同时，旧文化形态在历史变迁中愈发难以满足新的时代要求，逐渐丧失存在的必然性并走向衰亡。可以说，文化的演进过程就是旧文化形态不断衰颓、灭亡与新文化形态不断产生、发展辩证统一的过程。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内在地要求人们充分发挥“创新性”能力，坚持“发展”的观念，善于发现、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中新的生长点，并要求人们科学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积极帮助其健康成长，认清文化发展总趋势是推陈出新的过程。

　　其二，“创新性发展”是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上意味着那些从过去延续至今仍具积极意义的文化；在空间上是指中华大地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因此，“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是“过去”融入“现在”的过程，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是“外来”融入“民族”的过程，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胸怀天下。

　　其三，“创新性发展”是文化本质内涵延伸和拓展的过程。传统文化虽与现代社会存在不相适应的状况，但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其精髓历久弥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旨在承续中华文明“真精神”，根据时代特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加以延展和完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契合。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逻辑关系

　　其一，“创造性”与“创新性”之间相互蕴含，体现为“创”的统一性、“造”与“新”的差异性。一方面，“创”有初始、创立等义。“创造性”与“创新性”均指在人类社会中剔除和突破落后的旧事物，创设积极的、先进的新事物的属性和能力，具有超越性特征。另一方面，“造”有建设、制作、培养、成就等义，而“新”则主要强调与老、旧的相对，是一种初生、崭新的结果和状态。因而，“创造性”不仅包括突破旧事物、建立新事物的能力，还包括改造和重塑旧事物的特质，呈现双重属性；“创新性”则侧重前一过程，强调用新思想、新技术对已有事物的完善，不过多强调对旧事物的改进和重塑。因此，“创造性”是“创新性”的准备，“创新性”是“创造性”的发展。同时，上一周期“创新性”活动的结果又成为下一周期“创造性”活动的对象，二者交替行进、连续不断。

　　其二，“转化”与“发展”之间相互交织。“转化”是矛盾双方中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变，“发展”是旧质的剥落和新质的生成。“转化”是质变或即将发生质变前的准备阶段，而“发展”更具突破和超越性，特指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过程，是“转化”的趋向和结果，也是“转化”的高级形式。此外，“发展”的实现是无数个“转化”结果的综合，“发展”的过程必然不断经历“转化”的过程。因此，“转化”是“发展”的动因和条件，二者相互交织。

　　可以说，“创造性转化”侧重文化从过去到现在的“贯通”，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创新性发展”侧重文化从现在到将来的“新生”，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中得以“创新性发展”，通过二者的融会贯通，实现文化新生命、新形态的开显和生生不息。同时，作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也在一直经历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此来说，“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延续和彰显。

　　文化从何而来？这是历史给予人类的馈赠。马克思认为，文化依托于历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现实的人”作为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书写了一部浩瀚的人类文明史。文化向何而去？这是时代抛给人类的问卷。这一时代之问考验着人类智慧，“两创”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发展轨迹给出的历史解答。

　　（一）“两创”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必然要求

　　历史的诞生地并非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而是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人们通过物质性实践完成他们“第一个”生产活动，人的生产生活凸显出人的智慧，历史就是人们基于社会生产实践展开智慧思辨和创造的历史。实践活动在变，人的思维智慧在变，人铸就的文化形态必然在变，由此塑造了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历史是人的文化的时间表达，文化是人的历史的空间叙事。归根结底，人创造的文化并不是来自抽象的观念，而是自始至终都来自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

　　既然文化在实践活动中产生，那么文化的“变”必是由实践活动引发并受实践活动支配。文化既包含物质文化，也包含精神文化，但由于物质生产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础，因而，“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文化随“物质生产”之变而“变”，也随“物质生产”历史的延续而延续。就“变”来看，智能化时代，虚拟空间日益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网络”新生产方式增强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二重性。一方面，文化传播手段和平台突破了传统传播媒介的限制；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空间打破了传统现实边界，发展领域快速延伸至虚拟数字空间，催生文化新形态。就“延续”来看，前人的历史成果会成为后人的起点，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转化更新。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器物和制度规范的总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交流碰撞而延伸流传的文化生态系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须正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前后相因的文化演进历史，既不“食古不化”，又不“妄自菲薄”，而是古今“融会贯通”，不断推进“两创”。所以说，“两创”既是受社会物质生产制约的“应然”，也是延续历史传统的“实然”。

　　（二）“两创”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的必然结果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客观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为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提供现实可能，人又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没有人的能动参与，社会历史同样不会存在。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了“两创”的必然发生，主要体现在“两创”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必然规律以及是人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必然结果两个方面。

　　其一，“两创”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必然规律。人的需要的满足并不止步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还包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社会关系需要。人通过生产满足需要，而满足前一个需要的过程及其获得满足的结果，又会引发新的需要。也就是说，需要是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而变化。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其需要从物质性为主的需要逐渐转变为物质和精神和谐统一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的变化和发展反映和推动着社会的演化和进步，因此也就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生产力、如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

　　其二，“两创”是人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必然结果。人既受客观规律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又能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人作为历史主体，通过有目的性、选择性和计划性的活动，同客观物质世界发生相互作用。一方面，“两创”是人创造性地反映现实过程所得到的理性认识。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人能够使直观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本质性的理性认识，形成新的思想观念，结合实际状况对未来作出预测。就文化语境而言，“两创”是人们在遵循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得出的文化发展新理念，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作出的科学预见。另一方面，“两创”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客观产物。意识不能直接改造客观世界，但可以通过指导实践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两创”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发展的理性认识，还包括依据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以理性认识指导文化建设过程所得到的客观产物。例如，歌曲《千里江山》就是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时尚新潮流，创新性地结合数字艺术诠释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所得到的文艺作品。在此意义上说，“两创”是人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必然结果。

　　（三）“两创”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必然体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肩负改变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重任。自建党之初，由“中国何处去”引发的“中国文化何处去”问题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如李大钊说：“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其中，孔子学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陈独秀也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宗法时代的产物，丧失了时代价值，拘束了人们的思想活力，必须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当然，也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如瞿秋白说：“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他横决。”应该说，中华文化发展不应择中华传统或西方文明之一而从，须以世界的眼光分梳优劣，沿时代潮流顺势变迁。

　　自“八七”会议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从“以苏为师”转向“中国化”，文化上反映为辩证认识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正式确立起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西化主义和保守国粹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历曲折徘徊，但最终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错误倾向，明确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邓小平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这形成了“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综合创新的传统文化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相统一为文化建设的原则遵循。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他看来，“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两创”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论述了“守正”与“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这一论述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理论、民族文化和实践经验的深度有机融合，将党的传统文化观上升到了新高度，突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理论品格。从这一意义上说，“两创”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必然体现，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奥的生命智慧，它在潜移默化中滋润着中国人的思想和举止，塑造着中国人的人格和品行。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当下国情与时代特征进行转化和发展，才能激发其生命活力。“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转换旧有存在形式、增添新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重获新生并扩大影响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决定了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构成了历史的基础。因此，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前提，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具有决定作用。文化作为一定社会阶段的社会意识，是在实践中凝结而成的，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受一定社会生产条件制约，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时代和民族的标记。

　　在很长一段历史进程中，中国保持着农耕—游牧的自然生产方式，形成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农业文明价值体系，既具有地域性特征，多元纷呈，又具有通约性特质，修睦共生。可以说，农耕—游牧的自然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种要素和谐互补的气质，“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这种生产方式被打破前，中华文化以一种超稳定结构的状态，始终处于“自变”的文化转化体系中。

　　然而，不断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这种超稳定结构和“自变”体系。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迫解体，但先进的中国人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动。例如，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凭借托古改制推行君主立宪，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政治观念相结合，推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我警醒；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擎“三民主义”大旗，组织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遗憾的是，各阶层努力向西方寻求的“真理”和推动的文化互动，并没有真正“救”中国，他们的失败，根本上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科学理论指导。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应时而起，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新中国的成立为“革旧”与“立新”相统一的主流文化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当然，物质文明建设上的弯道超车，也需要精神文明建设以行稳致远。

　　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影响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构筑文化认同是肃清思想逆流影响的锐利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建、共约、共享的文化底蕴，能够作为构筑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获得他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源力量。“文化自信的基石是由各形态、各层次、各区域等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有机构成的中华文化所奠定的。”只有让优秀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紧随时代步伐，才能使其充分体现培育民族志气、骨气和底气的价值意蕴。

　　（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决定了作为思想滋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不仅能够反映社会存在，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突出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就文化传承来看，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物质条件发展的不同步和不平衡性以及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决定了作为思想滋养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一，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化的形成过程和性格气质始终受到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影响，包含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因子，具有历史继承性，这是文化历时性规律的内在体现。民族群体的历史性存在和民族文化的历时性存在，决定了文化民族性的合法性和民族性文化的连续性。当然，维护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必须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正反双重向度。正向度上，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文化能够内化为特定群体的文化基因，影响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比如，中华民族“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内在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代际承续，推动了文化的历史演进，是中华文明未曾断流的思想力量。反向度上，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传统文化中对新时代仍具借鉴意义的要素，要基于新时代语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家国情怀”，其忠孝、淑世精神能有效转化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心理基础，能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推动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但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的历史生成与古代“家—国—天下”意识密切相关，是在“亲亲”“尊尊”中生长出的宗法—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对个人独立人格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桎梏，故需辩证取舍，延续“家国情怀”中“济世经邦”思想，消除其中的封建专制色彩，实现传统“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生动传播和踵事增华。

　　其二，文化与社会物质条件发展的不同步、不平衡性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主客观条件制约，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社会意识还可能超前于社会存在。从文化的历时性来看，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突飞猛进，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诸多领域诸多方面仍存在发展不协调的矛盾问题。由于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社会精神文明相较于物质文明发展显现出滞后性特征，使得人们在层出不穷的物质产品面前因精神生活的相对匮乏逐渐迷失方向，滋生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造成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时有抬头。所以，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作用，通过“两创”将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浸润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丰盈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反，即使在物质生产水平较低的传统社会，其孕育出的文化也有超时代的预见部分，能够服务现代社会。如中国人重“和”崇“合”，“‘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合”虽基于古代天道与人道的思辨而生，但体现的宇宙万物运行法则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今日仍能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文明与文明关系的行为准则。从文化的共时性来看，同一历史阶段各个国家、地区物质生产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含有消极落后的文化成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可盲目崇拜、囫囵吞枣。另一方面，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乏进步的、积极鲜活的文化成分。18—19世纪的德国，虽然其政治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英法国家，但产生了超越机械论哲学的辩证法哲学，并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上也存在有益精华，必须敏而好学、择善而从。

　　其三，社会意识内部诸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意识包括哲学、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它们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形式上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集中反映着社会形态和社会存在的性质。同时，受自身统一体的制约，某一因素或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因素发生改变，在彼此联动中共同推动社会意识的变迁和发展。以艺术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艺术作为文化的载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拓展了现实空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因此，艺术作为思想的表达，终究是为文化内容服务；而文化作为精神凝结，也需要艺术来增强现实感召，二者始终保持动态呼应。在此意义下，智能化的新时代为艺术提供了虚拟与现实的双传播渠道，拓展了艺术的表达方式和表达空间，必然要求艺术这一文化形式超越旧形态。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新时代思考“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两创”哲学，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辨。如何将理论照进现实，实现“两创”？这就要从主体、路向和路径三方面探析“两创”的实践逻辑。

　　（一）明确“两创”的实践主体

　　其一，人民是推动“两创”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指出，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正是人民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求，为“两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因此，把握“两创”的实践主体，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二，党的领导是推动“两创”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决定了推进“两创”必须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党的领导紧密相连、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将文化建设和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两创”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厘清“两创”的未来路向

　　其一，这种未来路向是坚持“科学真理”的路向。党领导人民的百年奋斗征程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两创”的未来路向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客观地处理“两创”中批判与继承、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其二，这种未来路向是坚持“中国特色”的路向。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性，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文化领域而言，“中国特色”即意味着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的价值共识。因此，“两创”的未来路向是坚持“中国特色”的路向，既是文化上的“中国特色”，力求转化、发展后的文化有源可溯，充分凸显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制度上的“中国特色”，以中国国情和制度，推动和保障“两创”顺利进行。

　　其三，这种未来路向是“顺应时代”的路向。马克思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农业文明体系中生成，是一种与封建社会相适应的文化。由于依托于封建政治制度，导致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会出现不协调与不适应问题。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融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就需要通过“两创”确立起顺应时代的未来路向，推动建成融现代社会之价值体系、摒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四，这种未来路向是“面向世界”的路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是各民族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全球化和信息化扩大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场域，“时空压缩”现象更加凸显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洞察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应与世界协调统一。一方面，历史经验证明，零和博弈、故步自封的文化态度必然导致愚昧落后；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多文化交流融合、相互激荡的过程。因此，“面向世界”的未来路向，既是“两创”的外生之路，也是“两创”的内成之需。

　　（三）探究“两创”的实践路径

　　其一，加强文化时空协同建设，拓展“两创”的发展维度。“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具有社会性，强调时空与社会进步的统一。自由时间使人们获得自我提升，生产力的提高为社会进步开拓发展空间，而世界性的交流突破了空间局限，通过信息共享缩短社会发展所需时间。因此，推动“两创”，一方面要使传统媒体的权威优势与现代媒体的传播优势充分结合，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传播力，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学习世界各国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少走弯路，以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其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搭建贯通“两创”的古今、中西通道。对既有文本、现象采取单一、传统的诠释维度和模式，往往导致陈陈相因，“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做好“两创”，需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筑具有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特征的中国话语体系，突破传统诠释维度，打破古与今、中与西的壁垒，最终实现中华文化和世界浪潮的交流互鉴。

　　其三，完善法治保障体系，确保“两创”的合理合规。法律具有强制性特征，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指引和规范作用。“两创”的实现，离不开法律的调节和保障。一方面要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警告、制止、打击以“两创”的名义，破坏物质性优秀传统文化和扭曲精神性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规范“两创”主体，保护“两创”对象；另一方面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破除“两创”推进中的不合理阻碍，维护“两创”成果的落实和再发展。

　　其四，优化国民教育体系，激发和培养“两创”的内生自觉。“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通过以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培育为着手点，巩固提升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使传统文化生活化、抽象文化日常化，使人们形成对文化的正确认知，增强对文化的体验感和需求感，进而激活创新创造思维，自内而外地触发人们对“两创”的自觉和主动意识。

　　总之，“两创”的实现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展开的过程。探讨如何推动“两创”，既是“两创”命题的现实回归，也是对“两创”哲学基础问题的理性反思，是关乎重大理论问题落地生效的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