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根本遵循。

　　2025年3月出版发行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权威文献。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深刻回答了构建和发展什么样的、怎样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明确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认真学习和研读这部著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解，并且以此为指导，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做好五个“必须统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作出的最新总结，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而且学习好并运用好这些规律也有益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开展经济工作。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这就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从而形成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平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和政策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尤其要注意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因此，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好五个“必须统筹”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是五个“必须统筹”的重要方面，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意义重大。李雪松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认为经济活动是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而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则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顺利运行的条件。陈雨露指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平衡，除了由供求关系本身决定，同时也由隐藏在总供给和总需求背后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决定。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宏观经济学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提出，是伴随着对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范畴的明确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化而逐渐形成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具有将供求分析割裂开来的传统，而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其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方法，始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作为统一整体进行讨论。郭克莎指出，中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调控实践突破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西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基本思路，扩大了宏观调控的时空范围和政策布局。由此可见，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其底层逻辑显著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认识，因此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与空间。在认真研读《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系统性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相关重要论述，进而从学理层面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针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哪些核心观点；第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形成了怎样的规律性认识，如何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第三，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当下以及未来应该如何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总供给与总需求是经济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能否科学地把握二者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宏观经济治理的效果。对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核心观点：第一，立足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循环过程理解总供给与总需求，促进二者实现动态平衡；第二，正确认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确定施策重点；第三，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实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

　　（一）立足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循环过程理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发展的过程理解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其中，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是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效果。在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循环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分别居于供给和需求两侧，而分配与交换则为供需之间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协调与衔接作用。

　　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既完成使用价值的生产，又进行价值创造。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既包括弥补生产环节中因生产资料消耗所发生的生产消费，又包括因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发生的生活消费，同时还包括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积累投资。因此，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消费是一个兼有各类消费与积累投资的广义消费概念。并且，消费虽然在单次经济循环中是终点，但是在持续进行的经济循环过程中消费还将开启更大规模的生产，进而联系着前后相继的两轮经济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每轮经济循环中分别由生产和消费构成的供给和需求能够实现平衡，才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持续平稳运行。

　　从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可以进一步延伸理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内涵及其关系。所谓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总量，充足且结构合理的总供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物质保障，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所谓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购买力总和，总需求的增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活动的扩张，进而构成驱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从生产到消费，联系彼此的中间环节是分配，由于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不同，因此社会总产品如何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就会直接影响总需求的结构及规模。从消费到生产，联系彼此的中间环节是交换。交换一方面帮助需求方获得使用价值，满足特定的生产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供给方完成商品的价值实现，获得成本补偿并赚取利润。除此之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不仅要求总量上的平衡，而且要求结构上的平衡。只有供需协调，才能实现循环顺畅。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立足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循环过程，进而把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并明确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及经济循环理论，并且经常运用这一理论来阐述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在学理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在实践维度，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还曾特别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由此可见，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其显著区别于西方经济学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理解。最为突出的差异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基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逻辑来审视经济循环过程，并且立足经济循环过程认识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关系。由于经济循环是一个在时间上相继开启、在空间上并行开展，并且各个部门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复杂动态系统，因此需要着力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第二，经济循环中的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分别对应供需两端，而供需之间还涉及分配与交换两个中间环节，因此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需要从各个经济环节多维发力，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总量型政策与结构型政策，而且还涉及所有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正确认识国民经济循环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一种“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研究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及二者关系，进而深化了与之相关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一方面，没有需求，供给将无从完成价值实现。从短期来看，社会的总体生产能力以及供给结构确定，资源配置无法在短时间内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充分调整，因此，需求总量与需求结构将决定既有供给能力所能够完成价值实现的程度，进而也就决定了经济增长水平、就业水平以及产能利用水平。从长期来看，伴随着技术进步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的需求也将催生新的供给，特别是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将逐渐被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所取代，这也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的演进以及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的诞生。另一方面，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从短期来看，当今世界虽然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也不排除由于自然因素或者政策因素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在短时间内面临冲击甚至发生断裂的情况，特别是诸如粮食与能源等产品的需求普遍具有刚性，难以大幅度减少需求或者被其他产品替代，一旦供给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极大的经济风险，因此本着自主可控的原则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就显得极为重要。从长期来看，社会资源可以根据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持续优化配置，进而以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意味着，需求并非静止不变，供给体系与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并且促使需求和供给在动态发展中实现新的平衡。

　　第二，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既然供给和需求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在经济政策层面也应该坚持供需双向发力，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具体而言，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各有特点。供给侧管理的核心目标是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重点是推动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着力解决好产业结构调整所要求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尽量降低各种生产要素跨企业、跨产业、跨区域的流动及再配置成本，并且处理好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的关系。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工具以结构型政策工具为主，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环保政策等。同时，结构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例如，明确专项用途与产业领域的财政政策或者支持企业并购重组的货币政策等。需求侧管理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重点是相机抉择进行经济刺激或者抑制，通过宏观调控维持需求总量稳定，避免经济发生大起大落，化解潜在的经济风险。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工具以总量型政策工具为主，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并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与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等搭配使用。也正是由于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需要双向发力，宏观经济治理要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协调配合，既兼顾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又兼顾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

　　第三，根据经济形势确定经济政策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以上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特征。一方面，要根据现实经济情况进行辨析并做出判断，抓住经济问题中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与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综合施策，在促进社会再生产稳定运行的过程中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

　　（三）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实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社会再生产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增加，社会财富积聚，国家实力就会增强，从而形成持续上升的发展过程。但是，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卡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而在微观上则会出现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企业效益下降、员工收入减少等问题。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求调整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逐步形成强大的国内循环系统，确保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循环平稳运行，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也是防范外部冲击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比重较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升国民经济循环中国际循环的比重，逐步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并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速工业积累、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得到显著增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全球失衡作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持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增加的债务压力使其难以维系并继续扩大本国的贸易逆差，经济再平衡成为这些国家的必然选择。近几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也导致中国必须要面对国际循环动能减弱、风险增加的突出问题。并且，对于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坚持以内需为主导，促进内部可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同时，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强的制造能力，同时还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与众多的劳动力。因此，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释放国内市场潜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成为化解外部冲击与防范外部风险的有效方式。

　　经济循环畅通需要供需平衡，而供需平衡的条件则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满足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条件。因此，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要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序衔接，并且保持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国际之间的重大比例协调，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社会再生产过程要求在部门内部、部门之间合理分配资源，不仅要求满足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且要实现必要的积累投资以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因此社会资源的配置必须要动态满足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如果供给与需求关系失衡，部分部门就无法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社会再生产就会出现紊乱，进而导致资源错配与效率损失。例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将会导致部分生产部门无法完成产品的价值实现，从而影响后续的扩大再生产，同时也意味着部分资源进行了无效生产，发生了资源浪费；当供给小于需求时，则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意味着资源可能过度集中于某些部门，进而限制了其他领域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动态中保持平衡状态。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又结合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针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系统性创新，进而在区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细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四个方面取得原创性贡献，并且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区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具体涉及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从价值补偿来看，社会总产品包含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从实物补偿来看，社会总产品在最终用途上，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进而可以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据此，可以把整个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划分明晰了社会总产品的基本用途和实现条件，并且为最终阐释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经济循环奠定了基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研究计划，但遗憾的是上述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于是，在《资本论》中仅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及其比例关系，这也就为后续的创新发展预留了空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相关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将社会再生产理论从封闭经济拓展至开放经济，并且在区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础上探讨促进供需动态平衡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问题。所谓国内循环，指的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国内，即以国内生产满足国内消费的情况。国际循环则是指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分居国内与国外，如果进一步区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贸易，则包括四种情况：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满足国外的生产消费、国内生产的消费资料满足国外的生活消费、国外生产的生产资料满足国内的生产消费、国外生产的消费资料满足国内的生活消费。其中，前两种情况对应出口贸易，后两种情况则对应进口贸易。此外，根据消费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还是处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或者积累扩大再生产过程，还可以区分中间品贸易或最终品贸易。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再生产从封闭经济拓展至开放经济，因此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而言，由于开放经济需要引入国际循环，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均相应改变，其不仅需要反映一国内部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还要体现各国同一部类之间和不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得国民经济循环以及世界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条件变得更为复杂，其所受到的任何扰动都可能发生跨国传递，并构成对一国经济循环的冲击。

　　概括来讲，在区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必须立足特定发展阶段国内经济现状以及国际经济环境，辩证看待不同时期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而灵活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循环结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全球失衡作为特征的世界经贸体系变得不可持续，中国改变了之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开始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国内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当下，中国内需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愈发明显，内需潜力仍有释放空间。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权宜之计或被迫之举，而是基于当前阶段及其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审时度势所部署的重大任务，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二）在细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创新性地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进而使得其对扩大再生产的讨论具有结构化的特征。这显著区别于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并且，正是因为要保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量供需平衡，部类之间需要维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围绕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深化研究，进而讨论供需结构与动态平衡之间的关系。例如，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而供给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则供需结构的不匹配就会导致交换无法达成。此时，不仅价值不能实现，而且实物也得不到补偿，于是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了上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社会再生产理论划分两大部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关系，并且放松了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保持不变的假定，深刻回答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背景下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实现问题。所谓有效供给，指供给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可以随需求变化而及时变化的供给能力。例如，党中央通过观察2014年前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金额以及购买的商品，敏锐地发现国内居民消费率偏低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此外，一部分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国内供给的有效满足，也是国内消费不旺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当时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无法跟上变化了的新需求。因此，扩大有效供给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产业、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进而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关注有效需求，并以三大心理规律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问题的本质，即从分配环节去分析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重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也是在为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有利的需求条件。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同时处理好居民、企业、政府的分配关系。此外，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只针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进行研究，并且两大部类都是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部门。而现实经济中，除了生产部门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不进行价值创造的非生产部门。诸如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产业部门均属于典型的非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一方面发挥着非生产性职能，有助于社会再生产的运行，另一方面由于自身不创造价值，其运行需要通过分割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来维系。因此，非生产部门也需要同生产部门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如果非生产部门过度膨胀，大量分割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必然会影响到生产部门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要强调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坚持房住不炒、加强对流通性数字商业平台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根本原因。

　　概括来讲，在考虑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不但要关注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而且要关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平衡，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不仅要求持续增加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而且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形成有效需求。具体到当前阶段，只有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以及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三）在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通过划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推导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只有维持现有规模才能再把生产规模扩大，而扩大再生产本身就表现为经济增长，因此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本质上就是一个实现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由简单再生产情况下的基本条件可以引申出关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两个恒等式：全部生产资料价值等于两大部类共同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全部消费资料价值等于两大部类共同消耗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此时，各个部类的产品均恰好完全消耗，如此循环往复，经济规模始终保持不变。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第一部类产品和第二部类产品都会出现一个余额，用于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如此循环往复，经济规模开始扩张，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两大部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为基础的，并且两大部类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剩余价值率直接决定着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价值构成，反映出生产过程需要投入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效率。剩余价值率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分配比例，反映出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发展则要求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因此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然要求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力发展。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需要随之调整。由此可见，无论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技术构成改变，还是生产关系调整导致的分配结构改变，都将直接要求社会再生产过程动态调整内部结构的比例关系。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技术进步与动能转换，而这本身就增加了供需保持平衡的难度，如果新动能与旧动能转换过于剧烈，致使短期大幅偏离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那么就可能出现经济循环停滞、经济增速下滑、经济风险显现。因此，高质量发展要在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实现，而处理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也必须兼顾到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上述理论实现了创造性发展，立足高质量发展，分析了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动态中实现平衡的方式。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经济发展阶段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高质量发展自然也就成为时代主题。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而是对于供给和需求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方面，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生产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全面提高，而且生产组织方式更加柔性，智能化和数字化特征明显，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日俱增。在需求方面，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满足居民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并且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支撑起消费与投资的支付能力。在供需关系方面，以不断升级的需求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以不断革新的供给催生新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处理好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平衡好稳和进的关系，坚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运行，保证增长、就业、物价不发生大的波动，并且在兜牢民生底线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

　　概括来讲，在统筹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既要稳定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速，而要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并且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方式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稳与进的节奏把控，其实质就是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节奏的把控，这又关系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工具选择以及施策力度。

　　（四）在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发挥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运行逻辑。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再生产以获取资本增殖为目的，其中蕴含着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超额收益，总是有动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而这种竞争机制将推动整个产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推动平均利润率降低，而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本身就以逐利为目的，因此利润水平下降将抑制积累需求与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加速以机器替代人的劳动，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并且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又会削弱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压低工资水平，从而进一步导致社会整体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综合积累和消费来看，资本主义将伴随着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多重表现形式：在供给侧，个别企业中有组织的生产活动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和混乱构成矛盾；在需求侧，生产无限扩大、商品不断积压与普通劳动者购买力不断萎缩构成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导致的资产阶级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以计划经济体制完成资源配置并支配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运行。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上述理论实现了创造性发展，将社会再生产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重塑。社会主义生产以及再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强调“发展为了人民”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注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配合，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以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推动高质量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所有制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资源配置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均不相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而言，在所有制方面，政府可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进而通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竞争合作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在分配制度方面，政府可以在要素市场完成一次分配之后，通过再分配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进而影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以及结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需要在政府制定的中长期规划和重大国家战略的框架下进行，并且政府还综合运用供需两侧各种政策工具稳定经济增长并促进结构转型。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针对高质量发展中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系统性梳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从而在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与创造力的同时，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运行有序。

　　概括来讲，在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有效需求，进而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从供给侧看，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从需求侧看，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供需衔接看，要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实现高效循环，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一）在供给侧，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供给规模扩大以及供给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十余年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份额30%左右，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全球第一。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依然存在供给质量不高、供给结构有待优化、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偏弱等问题。为此，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首先需要在供给侧发力。

　　提升供给质量，关键是要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培育形成面向市场并且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要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第三，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等领域实施产业数字化，积极拓展数字经济应用新场景。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化。第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更加关注“最强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的实现，强调以技术的率先突破和绝对主导权获得早期机会窗口。中国侧重于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强调通过技术在经济各个部门中的大规模应用、扩散和迭代升级来实现产业发展，而现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恰好能为“人工智能+”提供天然土壤。因此，要将人工智能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最终再将应用于各个场景且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产品整合形成具有多重功能的“超级人工智能”。

　　优化供给结构，重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不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质量建设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试、应用验证平台。要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为重点，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第二，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全领域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以现代化农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三，建设现代化服务业体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支持与制造业相配套的技术研发、业务咨询、工业设计、标准认证、工程施工、设备维修、运营服务、节能管理、人才培训等全流程与多业态的专业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式推动产业生态加速形成。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促进人口适度集聚以及深化社会分工，挖掘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细分服务需求以及深度服务需求，结合自主创业、灵活就业以及互联网平台，围绕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配套的服务体系。第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针对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基础性操作系统、战略性能源与矿产资源，加快组织技术攻关、产业备份以及系统性布局。

　　（二）在需求侧，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消费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张，特别是在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虽然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但是内需潜力还未能充分释放。特别是面对美国重构全球经贸体系的企图以及超常规的关税政策，构建并形成新发展格局变得更为迫切。为此，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也需要在需求侧发力。

　　首先，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促进大宗消费更新升级。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第二，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进一步发展入境消费。第三，促进新型消费加速涌现。鼓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促进动漫、游戏、电竞及其周边衍生品等消费，开拓国货“潮品”国内外增量市场。以“人工智能+”促进新型消费，加速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推广，开辟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加快完善低空经济监管体系，有序发展低空旅游、航空运动、消费级无人机等低空消费。第四，促进消费环境改善提升。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以休假保障促进体验型消费。健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标准体系，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推行更高效的消费维权方式。结合城市更新，构筑有利于发展各类消费的基础设施与消费场景。

　　其次，着力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巩固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地下管网、市政基础设施、老旧片区等更新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围绕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专项债等建设资金，加强运输通道建设，完善交通、资源、能源等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布局新一代互联网与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加大产业投资。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固定资产更新与产业数字化绿色化相结合，实现数字赋能以及节能减排，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进一步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提振消费提供金融支持。鼓励国家级基金加强与地方基金联动，形成资金合力，支持投资前沿科技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第三，稳定房地产投资。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第四，鼓励民间投资。支持发展创业投资类基金，壮大耐心资本，梯度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切实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有效支持小微企业，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

　　最后，着力扩大世界市场需求。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好应对各种逆全球化不确定因素的准备。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载体，通过深度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总结并推广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更加重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三）在供需衔接方面，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不但需要在供需两侧发力，而且需要针对衔接供需的分配环节和交换环节发力。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分配与交换方面的发展实践成果丰硕。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在分配与交换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空间，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还需要突破关键的堵点卡点，规则不统一、设施不联通、要素不流动、监管不协同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还需要在供需衔接方面发力。

　　在分配环节，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支持就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发展新型就业，健全以创业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维护劳动者在报酬、休假、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重点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第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形成保障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工资决定机制、根据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报酬增长机制以及更严格的支付保障机制。促进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在一次分配中坚持以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分配，同时发挥政府调节收入分配、规范财富积累的作用，逐步探索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制度体系。第三，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少子化、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背景下，强化人民群众对生育支持、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照护服务、房屋居住等方面的保障性需求。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城乡统筹以及异地统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交换环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在市场制度方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等相关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在市场主体方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市场标准方面，推动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监管公平统一、设施高标准联通。在市场竞争方面，既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又要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针对劳动要素，促进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建立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机制。针对资本要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市场，切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针对土地要素，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有效机制，持续完善农业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同时建立同城市常住人口增加相协调的增量建设用地配置机制，结合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土地，提高经济效益。针对知识和技术要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且完善技术转让市场。针对数据要素，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以及跨境流动管控机制。此外，结合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推进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第三，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发展物联网，顺应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大趋势，提升货物仓储、周转、配载效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打通“公转铁”、内河航运、多式联运、国际物流等堵点卡点，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

　　通过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重要论述，得到四点体会：

　　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基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逻辑来审视经济循环过程，并且立足经济循环过程认识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关系。并且，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供需问题，因此主张根据现实经济情况进行辨析并做出判断，进而抓住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出台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此外，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实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序衔接，并且保持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国际之间的重大比例协调，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

　　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循环理论为基础，同时又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针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系统性创新，并形成了四个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指导意义。第一个规律性认识是，必须辩证看待不同时期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地位及作用，灵活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第二个规律性认识是，不但要关注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而且要关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平衡，既要持续增加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又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形成有效需求。第三个规律性认识是，既要稳定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速，而要实现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方式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第四个规律性认识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再次，当前以及未来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不仅坚持在供需两侧双向发力，而且也注重衔接供需的分配和交换两个关键环节。具体而言，在供给侧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需求侧要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供需衔接方面要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进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稳定且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基础。

　　最后，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通过学习和研究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可以深刻感受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精髓。这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式，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进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换言之，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立足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概念，揭示新规律，提炼和总结规律性成果，并丰富和拓展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仅可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能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4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