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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年，菲利普·亨利·威克斯蒂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论〉：批评》（Das Kapital: A Criticism）的文章，用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边际效用理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批判。1885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Bernard Shaw）撰文为马克思辩护，但很快遭到了威克斯蒂德的有力驳斥，不久萧伯纳转而成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伊萨克·伊里奇·鲁宾（Isaak Illich Rubi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等人都对边际效用理论进行过批判。然而，这些学者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等后期边际主义者。即便有少数学者回应威克斯蒂德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其回应和批判的视角也不全面、彻底。有鉴于此，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分析地平，从思维形式、方法论和历史观三个维度对威克斯蒂德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批判，进而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观念和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威克斯蒂德自诩边际效用理论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更具普适性时违背了这一方法论原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存在”的遗忘、采用拜物教的思维形式以及错用普遍计算方法。概言之，他把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式嵌入了无商品交换的社会中。

　　首先，“抽象效用”“效用均衡”等概念有具体的社会形式前提，而威克斯蒂德恰恰遗忘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存在前提。鲁宾指出，“如果说有人在分析脱离具体社会环境的交换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价值理论，那这个人就是庞巴维克，而不是马克思”。鲁宾对庞巴维克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威克斯蒂德。威克斯蒂德认为，之所以一本家庭《圣经》与一打白兰地能够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的抽象效用相等。“交换物品所拥有的‘共同特征’不多也不少地等同于抽象效用”。另外，威克斯蒂德在鲁滨逊的例子中指出，鲁滨逊能够自行斟酌分配自己的劳动，他总是会将他的劳动用于当前能够带来最大效用之处。他会针对自己最想要的产品，扩大生产，直至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每增加一份该产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将会比增加一份需要相同时间获得的其他产品带来的效用少。他一直这样做，当不管他将相同的劳动消耗量用于何处，均能为他带来相同效用时，即达到平衡状态。在无商品交换的社团的例子中，威克斯蒂德假定没有帽子和没有大衣令人感到不适的程度相同，也就是说效用相同时，由于生产前者需要的时间只是生产后者的八分之一，所以每个人都倾向于生产帽子。假设，随着帽子的生产达到一定数量，这个社团对帽子的需求减少，帽子的效用只是大衣的一半时，由于生产帽子获得的效用仍是相同时间内生产大衣效用的四倍，所以人们仍然会继续生产帽子。再假定，人们对帽子的需求减少导致其效用只是大衣的八分之一，此时生产帽子获得的效用与相同时间内生产大衣的效用相同：虽然生产一件大衣的时间是生产一顶帽子所需时间的八倍，但是生产的这件大衣会给他带来八顶帽子的效用。他随即强调：“当大衣和帽子的产量达到一定数量，额外大衣的效用与额外帽子的效用的比值等于生产大衣所消耗时间与生产帽子所消耗时间的比值时，均衡就达到了。”

　　威克斯蒂德的上述观点忽略了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对价值形式进行了超历史的解读。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分析的价值形式的四个阶段看，价值形式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交换的现实基础不同，所以各时期的价值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内容上看，价值形式，如x量A=y量B，既可以表达产品A和产品B交换，也可以表达商品A和商品B交换，当然也可以表达产品（或商品）与一定量的货币之间的交换，关键看交换处于怎样的生产条件下。

　　威克斯蒂德从需求和抽象效用的角度理解价值和交换价值，显然是将交换锚定在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简单商品流通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两种物品（或商品）交换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而不是为了追求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时期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后者以价值增殖为导向。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析道，以价值增殖为目标的商品流通的形式为G—W—G′；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的代表形式为W—G—W。换言之，在前者的形式运动中，货币增殖是目标，商品交换显示为手段；相反，在后者的形式运动中，商品交换是目标，货币似乎只具有流通手段功能。因此可以说，在以直接消费为目标的产品交换或简单商品交换的社会中，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价值的社会劳动实质，以及货币作为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尺度）等，还未充分显示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67年6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困难。”也就是说，在价值形式的货币表现形式充分发展以前，由于商品更多地展现为其天然形式的方面，即使用价值和消费的方面，所以其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真正含义很难被捕捉到；然而，即便如此，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依然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所以，当威克斯蒂德将价值界定为效用时，他一方面更多地注意到了简单商品流通中的交换特征，另一方面却没有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追求价值增殖的实质。

　　同时，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货币形式（材质）逐渐发展为更能促进商品交换的形式。“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尽管货币的材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货币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材质的不断变化，说明其形式规定优先于质料，“这个规定也就是说，它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任何物理上的变化”。这为脱离感官经验想象货币提供了可能，换言之，货币可以存在于非经验的或“纯粹”的概念形式中，为从非物质的现实抽象走向思维抽象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索恩-雷特尔指出，虽然在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那里也有抽象思维，但他们无法发展出“抽象效用”的概念，因为缺乏商品交换的社会化结构条件这一内容上的支撑。他强调：“在商品交换中，有一种行为超越不可通约的整个领域，并且只以彻底的抽象性为其标志特征；……但是，这种独特的行为，只有当它辐射（ausstrahlt）到所有承载着这个综合的人类关系上时，才能产生其社会结果。”

　　其次，威克斯蒂德的边际效用理论遗忘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存在前提，与其拜物教思维有着紧密的联系。鲁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将价值理论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来的尝试都是不正确的，无论它们是否将价值理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想象社会（Croce）或简单的商品经济，甚至局限于将劳动价值转化为纯逻辑范畴”。在这句话后面，鲁宾还特意强调，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拜物教理论研究”。威克斯蒂德的理论也不例外，其拜物教思维的第一个面向是“生产者拜物教”，即价值关系的物化。他不是从社会形式的角度阐释价值，而是从商品这一“事物自身”说明价值。“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抛开商品所不同的具体、特殊的质上的效用，而仅仅考虑商品所相同的抽象、一般的量上的效用。”“但正是商品的抽象效用才使得商品具有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在商品的天然属性上寻求价值的做法，正是商品拜物教的表现。

　　依据马克思，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在交换中转化为社会劳动，即转化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才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产品。相应地，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变成了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生产者生产的使用物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必须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出来。“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价值对象性决定了所有商品都必须同时是价值承担者，都必须成为一般等价物。当商品与货币分离，货币取得独占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时，即价值形式由一般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被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同一化了。“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外衣。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便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换言之，商品采取了“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外观，由商品自由交换建立起的“社会关系”好像独立于其背后的生产关系了。根据日本学者平子友长对Sache（物象化）和Ding（物化）的区分，威克斯蒂德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本体论层面，将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即物象化（Sache）；二是在认识论层面，将物与物的关系颠倒为物本身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即物化（Ding）。

　　最后，威克斯蒂德把现实数学化的普遍计算方法和量化思维投射到其他社会形式中，这是其拜物教思维的进一步表现。正如威克斯蒂德自己承认的，他的理论同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是一致的。作为边际主义的重要代表，杰文斯强调经济学是一种数学的科学。“应用微分法来说明财富、效用、价值、需要、供给、资本、利息、劳动的概念，以及日常产业生活上其他各种量的概念。……只因经济学所讨究的是量，所以它必须是数学的。”然而，正如杰文斯自己考证的，将数学方法广泛应用到经济学，尤其应用到效用理论，是到了19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以几何学为例探讨了数学的意义构成，从历史现象学的角度阐明了几何学观念的起源与生活世界有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微积分的创立提供了现实抽象的基础，“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用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为将“精确”思维和普遍计算应用到经济学中提供了内驱力和建构性的社会形式。“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则表达得更加彻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一般科学、技术和组织知识与实践的模式，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规定了这一背景的，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数量性的社会维度。”

　　卢卡奇认为，普遍计算的方法与货币拜物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有关，“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衣”。马克思分析道：“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被反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反映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而且被反映为同一性货币的数量关系。人们的意识被“货币图式”化了。“对象已经被赋予货币形式，无论是现存的还是未来的。”也就是说，戴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赋予的“货币图式”这一有色眼镜认知世界时，对象不仅被物化了，异质性的事物也变得可以通约和计量了。人们对时间的认识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惠特罗（G. J. Whitrow）在《时间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不同于具体时间和循环时间的抽象时间概念，认为抽象时间是均一的、连续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独立于各种事件，可以被分割为等同的、定量的、无性质的单位，应当依据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传播而建构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普殊同根据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lff）对中世纪制衣业工作铃制度的考察强调，“它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相对大规模的、私人控制的、为了交换（也即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形式，它以中世纪部分社会领域的货币化为前提，并促进了这一货币化过程”。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将这种同质化特征的抽象劳动时间称为“时钟时间”。另外，随着资本逻辑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不断缩减。换言之，社会劳动小时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不断重构的。因此，在一个“加速社会”里，为了“紧跟时代”，生产者将被迫按照抽象时间进行生产，不得不考虑单位时间的“抽象效用”。然而，威克斯蒂德掩盖了单位小时背后的生产关系，这是其拜物教思维的进一步表现。

　　威克斯蒂德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根据时间、劳动消耗和效用大小分析以鲁滨逊为代表的原始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生产者的经济活动，不仅嵌入了数学方法，以“时钟时间”为基础，而且以价值形式的同一性或“货币图式”把握现实世界。然而，以价值形式或“货币图式”思考现实的意识形式，其认识客体已经被资本这一“普照的光”遮蔽，即被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以这一思维形式为先验前提，边际效用理论者们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忽略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其结果是货币对异质性世界的同一化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威克斯蒂德不仅被价值形式遮蔽了——遮蔽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而且还被概念范畴同一性的暴力遮蔽了——遮蔽了其对其他社会形式的理解。因此，他将边际效用理论引入对原始社会和无商品交换的社会形式中，是对普遍数学方法论的僭用和价值形式的错置。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如果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其结果是什么也揭示不了。

　　威克斯蒂德用鲁滨逊和无商品交换社会的例子证明自己的理论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更具解释力。然而，事实上，他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们一样，以自然的态度对待价值形式以及基于其形成的各种经济范畴，不能理解价值形式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用“鲁滨逊的孤岛”“自由人联合体”的例子，是为了从反面说明他讨论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非抽象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鲁滨逊之所以“精打细算”，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赋予了他客观的思维形式。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中更多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或礼物经济形式；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也不存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威克斯蒂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判定为永恒的自然形式，用抽象的交换概念一般取代了特殊的交换历史情境，忽略了价值形式的历史特殊性。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历史变成了同质性的过程。

　　因此，威克斯蒂德欣然接受马克思的“邀请”，论证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适性，其实质是以隐蔽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赋予的“精打细算”“效用均衡”等“客观思维方式”穿越到了其他社会形式中，以抽象的观念剪裁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在方法论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威克斯蒂德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攻击主要体现在：用“抽象效用”取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方面，以图瓦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代之以边际主义的理论方案。

　　威克斯蒂德认为两种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原因在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异质性又具有同质性。就异质性而言，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每种商品各自的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h）导致了商品的异质性，或者，我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商品由于它们各自的特殊效用而彼此区别”。但对同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威克斯蒂德同马克思产生了分歧。他注意到了马克思将这种同质性归于抽象劳动的论证。他概括道：“各种不同商品是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的产品……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商品是劳动的产物，那么，这种劳动就必须是没有任何特殊个性和不同使用方向，仅仅是消耗了一定脑力和体力的‘抽象的同质的人类劳动’。正是因为所有商品都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产物，才产生了商品的同质性。商品A的x=商品B的y，这一方程能够成立的基础就是商品A和商品B的生产使用了同等数量的抽象人类劳动……”

　　然而，威克斯蒂德认为，马克思的推理有些跳跃性。“之后，我们发现了如下这句重要的阐述：只有有用的劳动才构成价值……这是前面所有分析的基础，因为如果只有有用劳动才构成价值，在剥去商品所有的由各种特殊劳动所产生的特殊属性时，我们不能剥去那些由抽象的有用劳动所产生的抽象效用。如果只有有用劳动才构成价值，那么当商品被归结为仅仅是抽象劳动的无差异产品时，它们从抽象的角度来讲还是有用的，这样‘商品仅仅是作为劳动的产物，此外别无其他属性’……这句话就是错的，因为商品依然保留着有用的属性。在这一点上，所有商品都是一样的。”他认为，对应着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正是商品的抽象效用，交换商品拥有的“共同特征”正是抽象效用，即满足人们需求的性质。接着，他论证道：“马克思从交换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转向商品的共同特征（交换价值）时，抛开了商品的效用，仅仅认为商品是抽象劳动的集合体。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抛开商品所不同的具体、特殊的质上的效用，而仅仅考虑商品所相同的抽象、一般量上的效用。”因此，威克斯蒂德认为，在正常交换中出现的诸如x量商品A=y量商品B的等式并不是劳动的等式，而是抽象效用（价值）的等式；商品的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生产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正是商品的抽象效用才使得商品具有价值。最后他总结道：“同时，他也得承认，当修正或补充后的解释接受抽象效用是价值的衡量标准时，马克思所提供的讨论仅仅从形式上讲才是正确的。”

　　威克斯蒂德将价值解释为“抽象效用”，不仅意味着将价值主观化，还意味着在论证方法上用抽象的个人主义取代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在马克思那里，价值首先体现为物的对象性结构，即一种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种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表示，“商品作为某种从物质上看的他物，或者作为和某种他物相等同的东西，才是价值的适当的形式”。以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其意为20码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在1件上衣的使用价值上，或“表达为”1件上衣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上衣的自然形式成了麻布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举例说明了这一对象性结构：“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依据马克思，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这种外部对立源于其内部的对立，“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换言之，之所以麻布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上衣的使用价值上，是因为麻布内在地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其根源在于特有社会形式中的劳动，这种劳动内在地分裂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这种特有社会形式中的劳动正是商品世界中的分散的个人劳动，在这种劳动形式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中表现出来；这个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可以任意换成它作为任何别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任何别的使用价值形式”。在商品交换世界，马克思勾勒了一个从价值对象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特殊的社会形式的证明脉络。这样一来，价值的主体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现实的人，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为了支配他人劳动产品的消费者，即“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统一的，是一种黑格尔所表达的“我就是我们”的结构。

　　威克斯蒂德关于价值关系的论证，其切入点不是物与物之间的价值对象性关系，而是人与物之间的“效用关系”。如前所述，他所谓的价值就是“抽象效用”，即某物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性质，事实上，“抽象效用”不过是杰文斯关于“效用”概念的另一种表达。他的论证以杰文斯边际效用理论中的“无差异原则”和“效用多样性原则”为基础。前一条原则是指对于当前市场质量相同的商品总存在唯一的价格，它的所有数量可以按照某种比例交换任何其他商品；后一条原则是指每下一件该商品的效用均比前一件的少。根据这两条原则，最后增加商品的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他以社团里每个人对大衣的需求为例指出，社团中所有人都拥有两件大衣，如果大衣数量再增加，那么大衣满足需求的程度降低，拥有的效用减少，随之大衣的交换价值降低。其潜在的逻辑是，交换价值就是效用等值。这样，价值关系就被解释成了人与物（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感觉关系。按照这种逻辑，拥有x量商品A的甲选择与拥有y量商品B的乙进行交换，原因在于甲乙认为x量商品A与y量商品B给自己带来的主观感受程度相同。这样一来，等式“x量商品A=y量商品B”中的“=”就意味着“主观心理”联系。换言之，商品交换主体甲乙之间的客观的经济交换关系被还原成了二者的“消费心理”关系，其结果是割裂了商品A与商品B之间的客观的价值对象性关系，同时甲和乙的“消费心理”联系也遮蔽了二者之间的客观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交换主体甲乙只是作为独立的消费者发生联系，二者其他方面的社会规定性被“抽象”掉了。对此，马克思早已有正确的分析，“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从抽象的个人主义出发，威克斯蒂德的“抽象效用”观必然陷入两方面的困境。

　　其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混淆导致货币的“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或实体）的混淆。威克斯蒂德将“抽象效用”解释为“满足度”实际上仍是对“使用价值”概念的界定，并未对“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概念作出实质性的区分。虽然威克斯蒂德冠以“抽象”一词解释满足度，但就常识而言，人们对某物的满足度显然是具体的。所以，马克思反对从把物品作为自然物同人的需要的关系出发探寻价值实体，“因为不是物品的效用程度决定物品互相交换的量”。把物品的效用程度看作价值，必然导致“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被遮蔽。例如，1磅咖啡=4磅棉花，那么什么是1磅咖啡的价值呢？4磅棉花的效用。什么是4磅棉花的价值呢？1磅咖啡的效用。既然1磅咖啡的价值是4磅棉花的效用，而4磅棉花的价值是1磅咖啡的效用，那么可以推出1磅咖啡的价值=1磅咖啡的效用（因为a=b,b=a，所以a=a）。这一方面意味着同义反复，另一方面意味着价值问题的悬置和价值衡量的“第三者”问题的提出，即按照威克斯蒂德的“抽象效用”论，等式x量商品A与y量商品B中商品A和B的“抽象效用”应该如何衡量。威克斯蒂德在后面的案例中，很“自然”地就给出了答案：英镑，即货币。但问题是，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或用货币“购买”商品，就已经以价值及其发展为前提。“但是要使商品能把它们的交换价值独立地表现在货币上，表现在第三种商品，即唯一的商品上，就已经要以商品价值为前提。”也就是说，威克斯蒂德不仅不懂得货币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把货币作为量的外在“价值尺度”与作为质的内在“价值尺度”的转化形式区分开来。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家赛米尔·贝利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威克斯蒂德，“但是，如果他本人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不只是作为量的尺度，而且作为商品的质的转化来分析，那么他本人就会对价值作出正确的分析”。“贝利先生用他那种只抓住现象表面的古怪的思维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只是因为在商品之外存在货币，于是我们习惯于不是从商品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商品的价值，而是把商品的价值看成和第三物的关系……在贝利看来，不是产品作为价值的规定性，导致货币的形成，并表现为货币，而是货币的存在导致价值概念的虚构。”威克斯蒂德同贝利一样不明白，货币能够“购买”商品，作为“第三物”成为商品的量的“价值尺度”，其前提是货币首先是商品，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威克斯蒂德为什么不能把货币（或商品）理解为抽象劳动（或社会劳动），并在货币作为量的外在“价值尺度”和作为质的内在“价值尺度”的转化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呢？原因就在于，威克斯蒂德不能把人理解为历史的、具体的、处在一定社会形式中的、具有各种社会规定性的现实的个人，而是把人理解为抽象的消费个体。

　　其二，用“抽象效用”替代“抽象劳动”，导致“价值原因”与“价值尺度”之间不能建立起必然联系。威克斯蒂德把货币看作其他商品价值的量的“价值尺度”，但问题是货币的价值（抽象效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或者换个问法：货币的“抽象效用”是货币作为其他商品的量的外在“价值尺度”的原因吗？这里又涉及两个深层次问题：一是不同个体关于货币的“异质性感性经验”（抽象效用）如何能够决定“同一性价值尺度”（货币价值），或者说，所有个体关于货币的“抽象效用”（感性经验）如何能够决定货币总量的价值（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这一辩证总体；二是“抽象效用”是否可以度量。

　　就前者而言，其在结构上类似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如何将感性杂多统摄为普遍必然性命题。康德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也是威克斯蒂德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在近代认识论的“主体-客体”二元关系框架下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要想合理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引入实践这一中介，换言之，必须纳入社会的维度。从日常生活来看，“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家或破产的银行资本家，虽然他们以前曾是有名望的活跃人物，是社会过程的‘创造者’，但该社会过程最终会反过来反对他们自己，他们都得被迫退出战场”。换言之，如果单个人关于货币的主观感受真能决定货币的价值，那么在金融市场或股票市场发生的就都是皆大欢喜的故事了。只要拥有一点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货币的“价值原因”不是由其“抽象效用”这一主观因素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受社会总产品和国与国之间的汇率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就后者而言，如同边沁的“苦乐计算法”，威克斯蒂德提出的“抽象效用”面临着难以计算的困难，因为苦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不同，具有不可公度性。“我们估计一切其他东西的价值的时候，都把品质与分量同加考虑；偏偏以为快乐只按分量估价，这就未免荒谬了。”显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关于货币的主观感受有着质的不同。“如果承认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是正确的，并力求从‘主观价值’即从几个人的个人估价中算出价值，那也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现代‘生产者’的心理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心理中（尤其是在‘坐在小溪旁的那个人’或在荒原挨饿的那个人的心理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材料。现代资本家无论是产业资本的代表者还是商业资本的代表者，都对产品的使用价值完全不感兴趣：他借助于雇佣的‘人手’仅仅是为利润而‘工作’，他感兴趣的只是交换价值。”杰文斯也注意到人的感情难以直接测量，但他认为可以根据感情之量的效果计算。然而，这里又存在着无法证明实际所欲求的快乐等于值得所欲求的快乐的困难。实际上，主观感受难以计算的问题始终都是功利主义难以逾越的难题。当个体关于货币的“抽象效用”难以估计的时候，它也就不能构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内在原因了。换言之，“价值原因”与“价值尺度”之间失去了内在的因果关系。

　　显然，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无法把握客观的社会规律。威尔纳·桑巴特指出，“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研究交换者的个人动机或从计算生产费用出发。没有。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价格是竞争形成的，而如何形成则未受人注意。但竞争同样受利润率调节，利润率则由剩余价值率调节，这后者又受本身是社会制约因素的表现和社会生产力表现的价值来调节。这在体系中表现为相反的序列：价值—剩余价值—利润—竞争—价格。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表述，那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从来没谈过动机，却总是只讲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是指限制经济主体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研究的是单个人主观意志结果所建构的客观规律性，而不是个人意志本身。“他研究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而不管社会现象与个人意识方面的现象有何联系。”威克斯蒂德既然不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所谓的“抽象效用”）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经济形式的真正来源，更不可能揭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以及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经济现象的结构性本质。

　　恩格斯在批评边际主义理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应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尽管威克斯蒂德用“抽象效用”概念替代了杰文斯的“效用”概念，但他本质上发展的仍然是一种肤浅的供需理论，因此恩格斯对杰文斯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威克斯蒂德。

　　“我们知道，对社团成员来说，一件大衣的价值可能未必是一顶帽子的八倍，尽管生产大衣的时间八倍于生产帽子的时间（总是如此，甚至当一件大衣的价值等于一顶帽子时亦如此）。但是，这个社团的劳动力还是愿意将生产帽子的八倍时间用来生产大衣，因为一旦生产出来，大衣的价值就是帽子价值的八倍。”威克斯蒂德的这句话表明，商品的边际效用是生产的原因，而耗费劳动是结果。在威克斯蒂德看来，某类商品的交换价值不仅由其边际效用决定，还由供给范围内的边际效用决定。“现在手表的价值与它所包含的劳动数量相一致，它的价值是7英镑又10先令，不多也不少。劳动力愿意投入9天的时间生产手表，而不会再增加劳动时间的投入，因为在供给边际上手表的效用等于7英镑10先令。”显然，无论威克斯蒂德怎样翻新花样，他阐述的仍然是一种由供需关系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威克斯蒂德认为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其在边际供给上的效用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由此他公开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然而，需求和供给的边际效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克斯蒂德在这个问题上缄默不语。在论述手表的供给方面的边际效用时，威克斯蒂德提到了生产手表的技术变革，但在他那里生产手表的技术变革只是一种前提和假设，他并没有阐明技术变革的主体和内在逻辑。按照他的逻辑，也许他会认为手表的需求量增多，通过技术变革，相同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手表，从而会获得更多的“抽象效用”。但问题是，生产者完全可以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手表的生产，而不必通过技术变革。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相同部门的单个资本家愿意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份额，即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作为资本增殖重要动力的东西，在威克斯蒂德这里却被当作既定的“社会事实”未加批判地就接受了。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与超额利润的获得、生产价格（或生产费用）与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与供求变化等之间的关系便被遮蔽了。实际上，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针对庸俗经济学家认为的商品的自然价格依存于供求比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分析指出，“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比例的变化，并且需求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引起供给的变化；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比例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供求比例”。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威克斯蒂德的边际效用理论。

　　威克斯蒂德未加反思地使用了生产力发展这一前提，这就注定了他的整个论证必然流于表面，难以成立。他在讨论生产手表部门的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其他生产部门中时，认为其主要取决于手表的供给效用是否比生产其他商品的供给效用高。具体讲，就是看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数量或者更高的购买力。但问题是，为什么一定量的货币经过买和卖的投资销售的过程后会获得比原来更多的货币量。货币占有者按照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出卖商品，但在过程终了时获得的价值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也就是说，出现了G—W—G′这样的形式，为什么呢？威克斯蒂德想当然地接受了重商主义的这一命题，并没有深入探究。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恰恰就藏在这一充满魔法的公式中。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的运动中，因为李嘉图早已正确地指出，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也不是在W—G′阶段发生的，因为这一阶段发生的行为只不过是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一变化只能发生在G—W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货币占有者购买的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这种独特的商品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威克斯蒂德讨论劳动力的供给效用，既没有考察相同部门生产者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动力，也没有深入研究为什么“抽象效用”会提高（货币量会增多），粗野地割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同一性的整体过程，这就决定了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洽，而且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也苍白无力。

　　威克斯蒂德这一“蹩脚”的供需理论与其非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紧密相关。“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就像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一样，威克斯蒂德等边际主义者也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看作天然的，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联系中兜圈子。凡是马克思认为被特定社会形式赋形的经济范畴，威克斯蒂德都将其历史因素抽象掉，看作永恒的；凡是马克思视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威克斯蒂德都以自然的态度将其看作人对物的普遍关系形式。他不仅陷入了商品拜物教思维，而且陷入了概念拜物教思维。如前所述，威克斯蒂德主要着眼于商品作为有用物的交换（包括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量的外在尺度）层面，也就是在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的“表现”（物与物的关系）层面，这样被表现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便被遮蔽了，他的注意力也就停留在了人与物之间的“有用性”（效用）上，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在社会关系被视为商品的天然属性的基础上，普遍的商品交换就变得更加“自然”了，因此就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一样，威克斯蒂德将“交换”“货币”“价值”等概念都看作“永恒”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之中包含的历史性现实运动被进一步抹平。威克斯蒂德用这种被抽象掉“历史因素”的概念分析异化了的经验现象，无论如何都无法深入经济规律的本质性结构中。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在抽象的经济范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现实运动之间建立内在关联。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重要成果的《资本论》，其要旨之一就是探寻各经济范畴的现实前提和给出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独特的社会形式对观念的赋形方式。“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与“商品”“价值”“货币”“资本”这种概念辩证运动相对应的，是自否性的资本主义现实运动。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规律都有其独特性。“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经济范畴具有特殊历史时代的特征，而且经济规律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理论视野进行审视。

　　然而，与所有庸俗经济学家一样，威克斯蒂德的全部智慧都是在论证现存社会关系的永存与和谐。首先，身处物化世界之中的威克斯蒂德，其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也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客观性的社会力量建构的，与商品社会的结构具有一致性是难以避免的，这使得他难以对抽象的经济范畴和理论保持足够的反思和批判，因而也就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运动这一具体总体的基本敏感，以及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其次，在商品交换中，交换者的行为与思维是分离的。交换行为的抽象性是一种通过行为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它根本不会直接呈现给思维。换言之，思维不是直接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而是只有思维在交换行为抽掉商品的异质性的质料后，才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而这时不再具有起源性标记的抽象的不同特性就传递给了思维，历史性特质在这里就遗失了。“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它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威克斯蒂德显然缺乏对他使用的经济范畴进行起源追问的意识自觉和能力，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就是对起源的回忆。最后，从威克斯蒂德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消费主义的立场以及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批评来看，他不仅是马尔库塞描绘的“单向度的人”，缺乏一种从多样性视角思考现实的能力，而且其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他必然反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原则。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