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近年来大国经济博弈深度演进的大背景下，世界各主要货币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塑造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增进中国经济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而人民币的国际化面对着独特的国情世情，不能一味秉持西方的固有理论，而需要以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和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为遵循。但马克思更多是将金属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并未建构起一套完全适用于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系统化的世界货币学说，这导致长期以来以政治经济学原理透视这一重大议题的成果并不丰硕。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对于货币信用及其涉及的社会权力和国际关系问题有着颇多极富洞察性的见解，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当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时代意蕴的再拓展，由此建构起主权信用货币时代更加完整的世界货币理论，从而为我们认识当前全球货币竞争的格局与探寻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战略作出根本的方法论指引。

　　相较于其他经济理论，马克思对世界货币问题并未作出集中详尽的论述。但作为对货币五大职能之一的考察，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建立在对货币本质和社会生产、流通规律的揭示之上。马克思有关商品经济、世界市场、国际价值、信用体系等问题的论述，均体现出他对于世界货币及相关问题的深刻理解，这些极富现代性的思考也为后世学者探索世界货币的发展趋势与流通规律提供了较大启发。

　　（一）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及相关思想

　　马克思关于世界货币的论述分布于《伦敦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多部作品之中，并使用过“世界铸币”“国际货币”“世界货币”等不同的称谓，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世界货币出现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的出现源于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生产过程国际化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他指出：“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演进，“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第二，关于世界货币的内涵。马克思认为，贵金属是世界货币的最优形态。因为，虽然世界货币的形式无关紧要，但一旦越出国界，只有金银等贵金属因具有价值而在一切地方都可以成为财富的绝对代表。因此，货币在世界市场中统一表现为金银，“金银会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在使社会物质变换超越一切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种族的区别方面成为异常有力的作用物”，它们“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第三，关于世界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延伸货币的其他四种职能，但职能作用有主次。他指出：“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因为世界货币的产生就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发生和发展，所以任何国家“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第四，关于世界货币的矛盾。虽然世界货币拓展了货币流动的空间，但不能消除货币的固有矛盾。马克思主要提到了三种矛盾：一是货币与商品的外在矛盾；二是受货币供求影响而导致的货币自身价值与所代表价值间的矛盾；三是世界市场运行过程中货币流通和货币贮藏间的矛盾。

　　马克思虽然将金属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但从其相关货币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并未否认世界货币的形式演变。马克思曾指出，货币形式的变化“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来起作用”。同时他强调，“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货币的形式取决于不同时期社会生产的需要，它“是随同生产关系一般而一起发展的，同样，货币在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这一规定上也是如此”。而“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随着社会总财富和交易内涵的不断扩大，债务和信用关系也愈发拓展。尽管相较于金属货币，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天然弊端，但金属货币的产量毕竟有限，也愈发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对货币数量持续增长的需求。而主权信用货币可以在一些主要职能上代替金属货币，故而它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此外，它的发行量也不必像金属货币那样受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从后来者的眼光看，确如马克思所言，国际支付手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获得了同步发展，世界货币的形式演进到主权信用货币阶段，这一过程无疑彰显着马克思货币理论深刻的预见性。

　　（二）后世学者拓展世界货币理论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金属货币供应量有限的问题愈发突出，金本位制逐渐衰落，倡导超发纸币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之后崛起，主权信用货币在世界市场中被更加普遍地使用。虽有鲁道夫·希法亭、埃内斯特·曼德尔、保罗·马蒂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延续马克思的货币分析框架，但对世界货币理论的发展并未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滞胀”危机的发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主流经济学对国际货币金融问题的解释力遭到冲击，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遭遇冷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货币理论再次获得左翼学者的关注，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总的来看，这些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实现了对世界货币理论的拓展。

　　第一，肯定了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可能性，并讨论了其功能。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苏姗·德·布朗霍夫、邓肯·弗利、克劳斯·杰默等学者均认为，尽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以对金属货币的分析为主，但他并未否定信用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意义，其理论与非商品形式的货币是相容的。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劳动时间的表达式，被视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这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不冲突。事实上，流通过程中货币的非物质化一直都在进行，世界货币采取怎样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哪种职能占主流，而支付功能成为主要职能则催生了金属货币被替代的需求。但也有学者指出了主权信用货币相较于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不合理性，他们肯定了“特里芬难题”的存在，认为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会加剧货币“质”与“量”间的矛盾，难以同时满足保证国际清偿能力与维持币值稳定两个条件，进而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失衡。

　　第二，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中权力不平等所催生的新型国际剥削关系。德科、瓦苏德万、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迈克尔·赫德森以及中国部分学者均认为，世界货币体系是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一种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外围国家纳入自身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发挥货币权力。对于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达国家来说，其可以成为专门的世界货币生产国而非商品生产国，凭借几乎毫无成本地印刷货币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即便通过贸易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出于保值增值的需要，常常会将这些外汇储备投资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为发达国家的债务融资。这让发达国家可以建立起债务型经济，从而不劳而获。而发展中国家不仅为发达国家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商品、资源和劳务，还要为发达国家贡献大量的铸币税收益。

　　后世学者对马克思世界货币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富有意义的，但总体来看，尚未建构起适应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完整的世界货币理论。第一，主权信用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生成机制尚未得到深入探讨。相较于金属货币，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世界货币有着完全不同和更加复杂的生成逻辑，在全球主权信用货币竞争的大格局下，需要对其背后的机理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讨。第二，对于世界货币的经济作用，学者们更多的是对世界货币发行国的收益进行了讨论，而对发行国的成本和使用国受到的经济影响探讨得还不充分，这不利于理解世界货币背后整个国际生产和金融体系的矛盾运动。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补充研究，才能如马克思一样形成一个关于世界货币生成、功能及其所蕴含矛盾的一体化的理解脉络，也才能真正就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方式、步伐等形成富有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与建议。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权力，它们来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又给予持有者特定的经济权力，而世界货币亦是如此。随着金属货币逐渐退出世界市场，激烈竞争的主权信用货币不但没有改变货币的这一本质，反而使之更加凸显。因此，认识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世界货币的生成逻辑与经济作用，关键同样在于厘清当前世界货币背后的权力结构和发生机制。

　　（一）“二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货币竞争格局

　　与金属货币不同，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并非源于货币内生性的价值。马克思曾指出：“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尽管马克思并未专门论述过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世界货币的生成机制，但通过这一论述不难看出，某一国家的纸币若要在国际范围内充当世界货币，同样需要得到各国公认或是拥有流通中的强制力量。诸多关于这种国际认可和强制力量的来源的研究表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两个要素，这一“二元权力结构”主导着世界货币的生成逻辑以及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世界货币竞争格局。

　　从经济权力结构的构成来看，以下几个因素是首要的：一是经贸规模。货币在根本上“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一国在生产和贸易上的优势同样会转化为本国在货币上的优势。一定的经济与贸易规模对支撑货币信用、构建交易网络等存在正向作用，可以丰富一国货币的应用场景并增强全球用户的持有意愿。无论是18、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在其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前，均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体量。二是金融市场。信用体系具有“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成了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日渐重要的因素。三是交易成本。纯粹流通费用的增加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这令持有者不得不考虑货币的交易成本。因此，一国若拥有交易规模优势、成熟的制度设计和稳健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效率将大大提高，其货币往往也更受青睐。四是货币信用。主权信用货币的流通是一个在国家强制力保证下、依赖本国社会劳动总价值量向价值符号“充值”的过程。因此，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量需与本国资本积累的进程相适应，否则就会造成货币所代表的劳动价值量与实际值频繁或大幅地背离，损害货币信用与持有者信心。五是稀珍商品结算权。稀珍商品与某种主权信用货币的绑定会招致对特定商品交换过程的垄断现象，进而将世界市场中对稀珍商品的巨大需求让渡给该主权货币。常见的稀珍商品有高技术产品、稀缺资源等，如20世纪后半期德国马克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强大的工业竞争力，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石油—美元”体系同样彰显了稀珍商品的重要功能。

　　影响世界货币的政治权力结构同样不可忽视。马克思很早便指出，主权货币“有地方性和政治性”。其中最为主要的构成因素有：一是政治稳定性。国家信用是主权信用货币在世界市场得以流动的基础，若一国政权长期不稳，势必影响持有者对货币的信心。而国家政治风险的下降则会对海外资本的流入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进而提升一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二是国际制度。虽然在国际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为某种货币提供强制力的统一政府，但国际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这一功能。国际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制度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并形成了合法性力量，因此，可以作为国际范围内的强制力量保证某一主权信用货币的流通。如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20世纪70年代后的牙买加体系均通过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产生了对美元的锁定效应，而当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五类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也均受益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构成安排。三是战略同盟。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伙伴同盟国可以帮助一国货币提升结算和流通规模、扩大以其为基础的外汇储备，并在危急时刻提供强大的逆势帮扶作用，是中心国货币的重要助力。18世纪的英镑就通过殖民地的开辟形成了庞大的共同货币区，而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英镑的衰落。四是军事实力。军事实力是国际范围内强制力量最直接的体现形式，其决定了大国可以通过威慑或冲突的方式直接干预他国的货币选择。如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之所以违背经济理性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美国军事保护的考虑，而美元在东亚的重要影响力也被认为与美国在该地区强大的军事战略能力密不可分。

　　（二）世界货币对国家的双向经济作用

　　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而当一国的主权信用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其在国内拥有的经济权力便开始向国际范围延伸。针对货币发行国的权力施加机制及其可以获得的经济收益，现有文献已经作了相当丰富的阐释，主要包括：（1）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财政赤字货币化能力；（3）低汇率风险；（4）较高的融资效率；（5）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繁荣；（6）庞大的铸币税；（7）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转嫁危机的能力；（8）金融机构的佣金费和手续费；（9）金融制裁武器。这意味着，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和使用国形成了一个挤压外围而独厚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使用国必须承担货币依附的成本。如学界常提到的“美元潮汐”现象，由于世界范围内有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本，美联储简单的降息加息行为就能影响国际资本的总体流向。降息时，大量资本流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场所，炒高发展中国家资产；加息时，大量资本回流美国银行，发展中国家资产在短时间内被砸盘变卖，海量财富被美国收割。

　　尽管如此，成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世界货币使用国若想挑战原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推行本国货币，往往需要经过慎重的考量。一方面，使用国将丧失在原有世界货币体系下的部分收益。这些收益主要包括原发行国币值长期高估给他国带来的贸易优势、原有世界货币体系下的低交易成本、原发行国金融市场所提供的丰富金融资产，等等。以第一点为例，成为世界货币会引发汇率的变动，对于很多工业顺差国来说，这无疑将给其出口企业带来损失。譬如，在二战后工业快速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即便其货币均已展现出成为强势货币的实力，但为了维持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却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展现出替代美元和推行本币国际化的积极态度。尽管这些收益可能完全不及其损失，但也足以让这些国家考虑贸然推行本币国际化的风险。

　　另一方面，成为世界货币发行国，同样需面对诸多成本和挑战。马克思曾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并蕴含着货币危机的可能。而作为世界货币的主权信用货币的不断发行无疑将累加这一矛盾。世界货币发行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包括：一是贸易和工业竞争力下降。一国货币被多国政府和投资者持有后会出现升值，进而抬升出口商品价格，从而削弱自身的贸易竞争力，这势必将造成实体经济受损以及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二是对货币信用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压力。“特里芬难题”是各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主权信用货币总归要以社会劳动价值总量为信用支撑，若向世界释放大量的流动性（尤其是在产业空心化或大规模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必将引发货币的贬值压力和信用受损。在这一进程中，该国必须有效引导货币资本外流，否则便会令宏观经济频繁遭受高通胀威胁。如英镑便在1931年、1949年和1967年遭遇了三次大规模贬值，导致外国持有的英镑资本大规模撤出，重创了英国经济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由于长期的货币超发引发美元信用危机，这成为造成后来“滞胀”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更强的金融风险。世界货币的地位会导致社会资本向金融行业的集中以及更多国际投资者的进驻，形成庞大的离岸市场，加剧汇率和利率的不稳定性，同时提高宏观调控的难度。若一国本土资本市场与监管机制尚不成熟，跨境资本流动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能引发其国内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且非常容易成为国际游资的套利和攻击目标。

　　可见，无论对于发行国还是使用国而言，世界货币所造成的经济作用都是双向的。因此，在探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问题时，有两点是需要认清的：第一，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世界货币体系并非创造了一个发行国完全单方面受益的权力机制，他国在推行货币国际化时往往也会将自身现行的权力收益纳入考虑。第二，世界货币的形成除取决于相关经济与政治权力外，对窗口期、步伐和策略的选择同样需要重视。一国若要成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拥有承受相应成本的能力，否则便会因为世界货币原发行国的遏制或自身内部条件的不成熟而面对极高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马克思的世界货币思想及其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在近年来取得显著成就，但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仍不相匹配。立足“二元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近年来虽已显著提升，但人民币国际化仍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不过，考虑到对于世界货币发行国而言收益与风险并存这一特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应操之过急，而应是一个渐进的、与自身经济基本面成长相匹配的过程。

　　（一）“二元权力结构”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始于2009年，其时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处于危机后的相对衰弱期，这一关键的窗口期帮助中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当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外汇储备货币，综合国际化指数（6.40）已超越日元（4.59）和英镑（4.38），但距美元（50.50）和欧元（25.16）这样的成熟货币还有着显著差距。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仍然面临一系列的复杂问题。

　　从经济权力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质量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从1994年开始，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但对于货币国际化而言，贸易的质量要比规模更加重要。因为在美元霸权下，顺差国不仅通过输送商品稳定了逆差国的货币价值，其产生的大量外汇储备还会被用于积累美国金融资产，客观上起到了强化美元并使自身成为弱势货币的效果。此外，我国的贸易结构虽然近年来一直在不断优化，但高新产品的占比仍不算高。2023年中国出口额3.38万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8425.42亿美元，约占1/4。这导致我国虽拥有明显的贸易数量优势，但并未充分转化为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优势。只有通过贸易质量的提升形成更加丰富的稀珍商品结算权，才能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更强大的助力。二是金融市场方面。可兑换性和货币回流能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资本项目的开放需权衡资本跨境流动的后果。因此，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和监管能力密切相关。但由于目前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产品种类不丰富、风险识别机制不健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投融资活动经验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存在隐忧。三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方面。2015年上线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虽已初具规模，但较美国的CHIPS和欧元区的TARGET2分别晚了约50年和20年，在参与者和使用效率方面与成熟的跨境结算系统相比还有着明显差距。而基于数字货币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桥在技术架构与监管模式方面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何时能真正挑战早已成熟的SWIFT体系、形成自身的网络效应尚是未知之数。四是人民币汇率方面。人民币汇率的提升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汇率提升有利于增强本币信用和接受度。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保持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低位。若推动人民币升值，必然要牺牲部分出口部门的利益，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譬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推动日元激进升值，导致对外贸易迅速衰退，日元国际化的步伐也被迫中止。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一两难问题。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和近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外交成就都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倚靠，但一些风险挑战也需要正视，主要包括：一是地缘政治挑战。近年来，美国在科技与金融领域不断推动“去中国化”政策，运用各种同盟妄图将人民币排斥在主流金融网络之外，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而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同样拉拢印太国家对沿线国家进行施压。人民币毕竟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仍需进一步检验其成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和金融基础，很多国家对美元还有着长期的路径依赖，动摇这种惯性并非易事。而对于欧盟、英国、日本等经济体来说，其同样试图抓住数字金融兴起、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的机遇期谋求经济权力，这就为人民币寻找更多伙伴支持带来了难度。二是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力量不平衡。国际金融组织是寻求各方共识、制定国际金融制度的重要载体，但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还存在显著的不平衡。譬如本应中立的SWIFT协会之所以成为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来自美国及其同盟国家。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对于重大问题依然保有否决权，世界银行的行长也一直由美国提名，这令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阻力重重。三是安全风险。安全是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基础性条件，中国一方面需要面对数字法币时代新的技术风险，譬如数据和资产安全、法律风险、网络攻击等，另一方面还需面对霸权国的常规军事威慑。美国的军事实力常年居于世界首位，有800个军事基地分布在70多个国家或地区，并有着出于维护美元霸权而发动战争的先例。一旦人民币被更多国家接纳，不排除美国有可能再次采取极端手段或挑起代理人战争以制裁人民币伙伴国。在中国倡导和平发展、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条件下，中国需制定出对美国形成有效反制的其他方案，否则将极大损害伙伴国的持有信心。

　　（二）稳慎扎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尽管还存在着诸多挑战，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美元与人民币的信用支撑此消彼长，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愈发显现，甚至很多国外学者也承认，人民币“具有势不可挡的实力”。未来既要善于抓住时机，又要充分考虑风险，坚持发展与稳定并举，稳慎扎实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面，同时形成中国贸易的新优势。当前，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形成基于高端技术产品的锁定效应并提升人民币在计价结算方面的话语权，还可以强化与伙伴国间的经济联系，通过以人民币进口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此外，高端产品还可以增进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为人民币的升值提供更充分的空间。必须加快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高科技产品。同时，还要推动贸易对象多元化，逐步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化解巨额美元储备，深入推进“一带一路”、RCEP等的发展合作，积极推行本币结算，不断夯实有利于人民币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二，推动以债券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与吸引力。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备条件，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开放与安全间的矛盾。基于此，可以将债券市场建设作为当前阶段金融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这是因为，一方面，债券市场兼具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不仅能满足各类投资者的配置需求，还多以场外交易机构投资者参与为主，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相对可控。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美元的信用下跌，国际投资者也产生了寻求新的安全资产的需求。而当下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并已悉数纳入全球三大主流债券指数，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这些都为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应当着力推动人民币债券市场建设，促进人民币由计价货币向储备货币转变。

　　第三，进一步推动数字法币等金融科技研发与试点工作，抢占跨境数字金融主赛道。在数字法币领域，中国具有重要的先发优势。从长远来看，数字法币的通行是大势所趋，在数字技术、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将帮助中国率先形成网络效应并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争取到话语权。在实践操作中，要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双腿跑”的发展模式。国内金融稳定是金融科技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应该先在金融基础良好的地区和行业推动并逐步扩大试点工作，及时解决所暴露出的技术风险。在国际市场上，尤其要注意与主要经济体、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我国数字法币的接口标准、技术框架和治理规则“走出去”，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连接，大力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建设，通过显著的技术优势和治理共同体的搭建消除这些国家对数字人民币风险的担忧，增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第四，不断丰富维护货币主权的工具体系，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人民币的国际化既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又要守住成果、步步为营，这便需要更加丰富的政策工具，以稳固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更加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为后盾。针对美国已经展开或客观存在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应当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削弱美国的制裁和技术封锁带来的实质性冲击，并通过国防科技水平的提升确保陆海空和网络贸易渠道的畅通，增进我国和伙伴国家面对军事威慑的底气。而在国际舞台上，也要抓住美元信用透支、“去美元化”浪潮兴起的机遇，团结力量推动相关国际组织进行体制变革，促使其真正发挥自身的公共属性。这将有效降低美元的持有偏好和使用惯性，促进各国多元化配置国际资产，助推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逐渐向多极化货币体系演进。

　　综上所述，基于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本文对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世界货币的生成逻辑与经济作用进行了剖析，不难看到，即便货币形式不断变迁，马克思研究货币问题的基本观点、方法对我们认识当下世界货币背后的权力与矛盾运动机制依然具有最根本的解释力。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既要深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抓住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在贸易、金融、外交等方面改革创新的“组合拳”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为人民币的国际竞争不断创造利好条件；也要充分认识到一国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和付出的成本，不能形成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观念。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的渐进过程，必须练好内功、善抓机遇。随着贸易强国、金融强国等战略的加速布局和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人民币必将成为推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变革过程中愈发重要的力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