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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明确提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批判。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也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定义，正式提出了经济学的稀缺定义。本文所探讨的对罗宾斯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指出：一是罗宾斯没有正确处理好物质和意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而马克思做到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范畴，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分析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而罗宾斯经济学的合理性可以被辩证地吸纳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

　　罗宾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史观。罗宾斯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定义归到“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福利的原因”的唯物主义定义之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采取怀疑态度。但罗宾斯在《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中对马克思的赞赏与评价以及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等则表明：罗宾斯直接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罗宾斯指出，虽然机器、资本设备等物质仍在，但是由于人的需要、目的变了，这些物质和人的需要、目的没有联系了，因而就已经失去了经济意义或经济价值。所以，罗宾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为“粗浅的唯物主义”，并加以反对。罗宾斯认为这种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目的、需要等精神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不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可见，罗宾斯所反对的“粗浅的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尤其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罗宾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成是旧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反对旧唯物主义的，因此可以说，罗宾斯误解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罗宾斯虽然认识到物质和人的目的等意识的相互联系，但是没有全面、系统、科学地解决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和深度，罗宾斯的辩证法思想还只处于朴素辩证法层次，没有达到马克思概念层次的辩证法高度。

　　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其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且还强调了认识万事万物应从主体与客体相统一及其统一的基础——实践出发。在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关系上，旧唯物主义夸大了物的尺度，而忽视了人的尺度；唯心主义夸大了人的尺度，而忽视了物的尺度。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就是在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基础上创立的，认为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是辩证统一的，从而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显然，罗宾斯尽管认识到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联系，但是，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既然正确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也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反对“经济决定论”，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仅归结为经济史观。可以看出：马克思反对罗宾斯所说的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集中表现在恩格斯所提出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可以看出，整体的社会历史并非个体的历史的简单堆砌，而是一定群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演进构成的，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和演进过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历史发展也是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的结果，必然蕴含着人的主观性、偶然性。

　　除经济因素之外，阶级斗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也对历史发展进程发生影响。因此，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是错误的。罗宾斯由于没有正确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因而误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在罗宾斯批判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是“粗浅的唯物主义”时，指出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物质福利方面，而且要研究非物质福利方面；不仅要研究经济活动方面，而且要研究非经济活动方面等。他认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这些关系中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经济学是选择科学。由此，他认为，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只研究这种关系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所以是错的。

　　在处理目的和手段关系时，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经济学并不关注目的本身。”而经济学的目的之所以是既定的，是因为私有制条件是既定的，这样，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目的也是既定的，即理性经济人的目的是既定的，所以，罗宾斯的经济学稀缺定义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是在资本立场下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这既是西方经济学一贯坚持的立场和目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一贯坚持“理性经济人”法则的原因所在。

　　罗宾斯在论述“理性行为假设”“经济人的神话”时，“守正”的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中的观点，没有跳出“理性经济人”假定的人性法则。依据罗宾斯的观点，在既定目的条件下，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科学，重点就在研究稀缺手段上。

　　罗宾斯虽然主张“价值中立”，但并没有绝对排斥对既定的目的进行研究，只是认为经济学“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心目的”。按照辩证法的说法，罗宾斯认为“价值中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但罗宾斯的辩证法是自发的、朴素的，还不是自觉的理论层次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论述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时认为，“通过人”是将人看成工具，“为了人”是将人看成目的，两者是统一的。显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的行为目的是不同的。

　　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而在公有制条件下，“人民立场”下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罗宾斯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从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罗宾斯的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在比较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理论自信。

　　罗宾斯虽认识到了物质和意识存在一定联系，也认识到了目的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也是不能分割的，但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高度。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罗宾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一定相通之处。

　　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为对经济哲学或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范畴受其影响和制约。因此，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仅仅理解为资源配置问题。

　　罗宾斯经济学的合理性可以吸纳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也可带给我们关于经济学定义的诸多思考和启发，并且罗宾斯本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罗宾斯在其《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中有不少地方赞赏马克思。因此，我们可以将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稀缺定义辩证扬弃地扩展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定义之中。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文明精髓本体在经济实践中的必然反映，是指导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要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在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赋予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才能构建出自主的中国经济学。所以，可以借鉴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审慎的精神，将之融入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之中。

　　（作者简介：朱成全，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志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