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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主要包括“实践—文明” “历史—文明” “辩证—文明”“革命—文明”四重意蕴。依循“实践—历史—辩证—革命”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文明研究方法,阐明人类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根植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以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流变及其社会形态的更替为线索,揭示出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把握历史与文明发展的辩证本性,在批判与扬弃资本主义文明中描绘共产主义文明的未来图景;又从历史与文明发展辩证本性的根源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洞察资本主义文明向共产主义文明跃升的基本手段与组织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不仅具有超越此前西方文明理论的开创性意义,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根基,为新时代新征程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实启示。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全新话语范畴。对于这一原创性中国话语的自主建构与学理阐释，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并剖析文明的概念与语义，助益于增强当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研究的思想性与解释力，并为当代推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乃至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提供现实启示。 

　　一、“实践一文明”论：确立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阐明文明的本质及其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作为文明研究的理论基石与方法指导，确立起“实践—文明”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秉持物质生产实践本源性的原则，在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中考察文明的生成与流变，发现“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科学阐明了文明的本质及其内涵。 

　　实践性是文明的根本属性。其一，物质生产实践是文明产生的根源。毋庸置疑，没有人类就没有文明。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仅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成文明创造的主体，而且是人类生存即人类历史展开的基本形式，推动文明创造的展开。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一定的积极成果即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进而凝结为人类文明。其二，物质生产实践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来源。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实践中劳动方式、生产工具的改进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不竭动力。恩格斯就发现了工业的改进必然带来“文明程度的提高”，从而揭示出经济社会变革对英国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性、支配性意义。其三，物质生产实践是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文明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影响并决定着其他文明要素乃至文明整体的发展程度。 

　　社会性是文明的重要属性。首先，文明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而人的实践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文明创造既需要人的社会性实践，又需要实践的社会性集体。其次，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映现。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产物。随着实践的展开，生产关系不断优化，人类社会呈现为日渐开化、进步的发展态势与历史阶段。作为社会素质的“文明”，还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与尺度。最后，文明是对社会的整体性描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的庞大生命体、有机体。他们以“文明”作为透视社会有机体及其历史发展的又一研究视角，指明作为社会素质的文明是一个整体性范畴。 

　　人类文明存在、变迁与繁荣的过程，其根本动力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其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实践的动力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内在统一的，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创造着文明。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成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在于中国发展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统合。无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还是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的发展，最根本地要从促进物质生产实践与发挥人的主体力量着手。对于中国而言，在物质生产实践层面，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规制发展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目标，确保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在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层面，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在坚持人民民主中紧紧依靠人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不断造福人民，在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牢牢植根人民；又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强化文明发展的人才支撑。 

　　二、“历史一文明”论：立足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以实践论的范式考察文明，文明发展史是现实的个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历史性生产劳动的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来阐释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质，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更替出发，建构起“历史一文明”论，揭示出历史时间中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明形态的思考同其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划分文明形态，从根本上发现了文明发展的本质动力、内在规律和演进轨迹，还为当前把握文明形态确定了根本坐标。显然，无论是汤因比依据各个地区历史发展形势划分的26种文明类型，还是雅斯贝斯从人的精神意识发展视角划分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古文明时代—轴心时代—技术时代”世界历史解释框架，抑或亨廷顿主要基于“文化—宗教”视角划分的7或8种文明类型，都只是在具体特点而非决定原因层面阐明文明形态，无法找到文明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虽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演变作为界定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但并不否认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技术水平、宗教特征等因素对文明形态的影响与塑造，只是反对资产阶级学者以后种因素作为解释文明发展或划分文明形态的根本依据，以掩盖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性与维系资产阶级统治。 

　　随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更替，文明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总体上呈现为“奴隶社会文明一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的演进历程。经济的社会形态，揭示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一般遵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规律。文明形态同经济的社会形态天然存在张力，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晚近现象与历史产物。除原始社会以外，文明以相应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为基础并存在其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但指出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不属于人类文明史的阶段；直到人类历史步入奴隶社会，人类历史才开始进入文明史时期。文明时代本质上是阶级社会，依次经历着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依次更替。在结束阶级社会的文明形态之后，人类文明史将进入无阶级社会的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文明。 

　　以文明形态演进图谱观之，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先进指向，还是历史决定性作用下中国人民能动选择的实然结果。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方向与主义抉择、道路选择存在内在本质性关联，同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不可剥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思索俄国十月革命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转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推翻“三座大山”，开启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主动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现，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内在统一。当代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指向。既要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又不陷入复兴中国传统文明的“固守本位”倾向与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照搬照抄”论调。另一方面，道路与文明深刻相通与交互下，中国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在于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而对道路的坚定自信也将反哺文明发展。 

　　三、“辩证一文明”论：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描绘人类文明形态的未来图景 

　　历史时间中的文明发展，是一个前后形态相承但又“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的辩证过程。由于完成辩证法的彻底变革，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而且在扬弃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中描绘出未来文明图景，形成“辩证—文明”论。 

　　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文明”与“野蛮”两重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时期社会发展实现了扬弃人的依赖性关系向物的依赖性关系的转向，是合乎文明发展的进步表现。但他们也认识到，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具有反文明属性。机器、财富和技术等发明和进步，不只招致饥饿、过度疲劳、贫困化、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而且造成“物质力量”反过来统治、压迫“人的生命”的异化现象。高喊着“人类解放”的资产阶级以看似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掩盖对无产阶级的沉重剥削与压迫，背离文明的属人性与为人性。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还以掠夺、奴役、杀戮等反文明手段开展侵略行径，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经济危机、全球环境危机等灾难，还以自我为中心构建了“支配—从属”的“文明”世界格局。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与继承者，还是新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文明图景的预见者与建构者。首先，共产主义文明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第一特征即在于由社会占有和支配全部生产资料、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在合乎生产力社会本性的公有制下，生产力获得极大增长、集体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其次，商品经济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劳动产品成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产。在做各项扣除之后，依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将劳动财产直接分配给劳动者。再者，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劳动产品的按需分配之下，凭借物的占有而产生的阶级及其剥削与压迫将不复存在，随着阶级的消失，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自行消亡。最后，作为文明发展的归宿与表现，共产主义个人将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文明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其图景将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理想境界、展现出世界历史性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这种扬弃与超越集中体现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激发“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所有制问题视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认识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资本的“庇护”，才招致普遍的文明危机。但他们也认识到资本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由此可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充分展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两个毫不动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以“两个毫不动摇”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正确性与长期性。另一方面，还要在经济工作中注重对资本规范引导与趋利避害，使资本服从并服务于文明发展。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需要多方式、多途径、多层次地具体开展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这分别是资本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与制度基础。 

　　四、“革命一文明”论：剖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洞察未来文明的发展路径 

　　历史的辩证法为马克思恩格斯剖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提供了思维指导，这种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批判与革命本性既体现在思辨领域更贯穿于现实实践，要求以变革现存世界为根本途径达成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揭示了指明未来文明发展路径的“革命—文明”论。 

　　革命是共产主义文明建立与发展的基本手段。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一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矛盾，生产力发展便受到旧生产关系桎梏，生产力自身便生发出摧毁旧生产关系的诉求。在资本主义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这种桎梏更紧实，这种诉求也更迫切。但资产阶级并不主动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诉求而转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反倒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旧的生产关系。这样，在阶级社会中，受旧有生产关系压迫、代表着新兴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革命途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改变政权性质，使社会步入新的社会形态，推动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革命”既有暴力革命形式也有和平革命形式，二者皆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除旧的生产关系之后，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将重点转向以调整与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改革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革命。 

　　革命的行动需要政党的组织与引领，无产阶级政党是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文明的组织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社会阶级简单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因其经济力量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谋得最大化经济利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日益剧烈，代表着新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与掌控着旧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自觉组织成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是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文明的组织力量，不仅是因为其代表先进生产力，合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且由革命现实需要、政党的政治纲领及其先进特性所决定。当新文明跃升的客观形势已经具备之时，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和任务，引领群众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改变文明的社会性质与奠定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能通过教育和鼓动的形式提升群众的革命觉悟，团结和组织群众投身变革文明的革命行动。 

　　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革命实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与发展的组织力量与基本手段。就中国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洞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特殊性，首先以政治革命的手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立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转向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文明发展的未来场域中既延续存在又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从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出发，在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同时，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撑。 

　　五、结语 

　　在马克思恩格斯反思、扬弃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路向的导引下，中国共产党正确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方案，在汲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智慧的制高点上，开创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立足人类社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文明秩序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统一，具有典范性和传递性，不仅对内呈现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现实结果，而且传承古代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处世准则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旨在以其文明发展密码为各民族国家探索多元的现代性、促进人类文明和合共生提供丰厚滋养。 

　　文章来源：《人大教学与研究》2024年9月13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