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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类文明不断形塑的过程，现代化文明是关于现代化价值的评价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以“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指称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总体评价。评价是对价值关系的深度把握，“它主要不是将现有的价值世界映射在人的脑海里，而是运用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去揭示现象背后的价值关系，建构未来的价值世界”。因此，要想全面把握这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命题，就要深刻揭示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得以生成的背后逻辑、得以持存的比较价值、得以光大的未来指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集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随心所欲的创造活动，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人类文明精粹等既有前提和条件的文明集成。这种集成式创造，从哲学上看，表现为“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这是一种关于德性的“中庸之道”：“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是对中间的命中”，“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唯(拒斥)传统的现代化，不是唯(漠视)理论的现代化，也不是唯(不顾)“他者”的现代化，而是创造性地实现了在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居中协调、综合创新，使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中国大地上彼此融通、互相会通，塑造了集本我、真我、自我三位于一体的新文明样态，集成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塑造文明本我。以“中国式”定义现代化道路，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本源在中国，特别是在绵延久远、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与文明创造中，培育形成、丰富发展了独特而富有价值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国人民体悟人生、洞察时势、俯仰天地、观察世界的文化视角、价值主张、理论思维，诠释了中华文明的文化高度与实践智慧，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激荡时代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人民自信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文化底气。如果说，正是因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从而使“我们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则要求我们不断从中寻得价值给养、获得思想启迪。 

　　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度挖掘我国的文化传统与文明底蕴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既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哺育，又充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文明魅力，使中华文明以生命洋溢的转化发展(现代)形态同当今时代照面。以“人口规模巨大”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弘扬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弘扬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弘扬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弘扬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弘扬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在高扬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中塑造文明真我。这里的文明真我，旨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突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科学社会主义既是先进理论，又是先进实践。有别于以往埋头解释世界的哲学家，马克思将其理论探索的根基决定性地导向了“社会现实”。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将以往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等忽视或者掩盖的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澄明出来，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伊始，就注定要付诸实践，即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十月革命以胜利的炮声使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跃迁，同时也深刻启迪了遍尝“道路不通”之苦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求索。“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实践，使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道路探索有了可靠的主心骨。 

　　列宁指出：“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既高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又不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发展科学理论，开拓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论供给与实践智慧。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延宕甚或倒退的历史阶段，“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消亡论”等意识形态论调不断沉疴泛起，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则逆势向上，实现了蓬勃发展，成功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并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累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事实地坐落于新时代之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开创了新时代伟大成就，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更加凸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画下浓重的一笔。“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本我与真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结合”中。马克思主义虽然科学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但社会历史现实是具体的、丰富的，包含无穷尽的“曲折蜿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有同各国具体实际、历史传统结合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蓝图才能成为美好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整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以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马克思主义。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属性，又汲取中华文明的精粹，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类文明样态。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在辩证学习吸收“他者”中塑造文明自我。现代化终归是特定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在主体自我之外，包含无数“他者”，世界现代化的文明图景就是在主客体互动中铺展开来的。近代以后，中国直接(被动)遭遇的现代化“他者”就是西方，在这个“他者”面前，中国一度衰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历史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中国自然而然地将西方视为学习的对象，因为“如果拒绝学习‘他者’，不仅‘自我’无法实现成长，甚至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我’的存在”。如果说洋务运动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显示了向“他者”学习的某种自我性，那么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则意味着这种自我性在一定程度上的消退。当然，洋务运动这种学习自我性，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我保存，而封建统治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冲破的枷锁。但学习“他者”并不能直接成为“他者”。一则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培育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土壤，西方现代化建构中的殖民掠夺、血腥暴力、排斥“他者”等恰恰是被中国历史传统根本拒斥的，强行移植或嫁接只能导致“水土不服”，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突变”在人类社会现实中更为鲜见。二则在于，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他者”只是力图使东方从属于、受制于西方，决不允许“东方成为西方”，更不允许“东风压倒西风”。以西方现代化制度设计为直接样板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注定只能在内外交困中陷落失败。中国近代历史的启示是，完全放弃自我以求转化为“他者”的现代化学习是一条歧路，只有在辩证学习吸收“他者”中塑造自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走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 

　　中国式现代化即在辩证学习吸收“他者”中的自我文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过程不是封闭的、阻塞的，而是自觉学习“他者”以塑造自我的过程，是辩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为我所用的过程。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这一“他者”面前，中国可以不迟疑地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这种在辩证学习吸收“他者”中塑造自我的主体自觉不断得到强化，中国式现代化便是这一主体自觉的历史成果与文明例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亦步亦趋，也不是远离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造，而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精粹的自我创造，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培育长成的。那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现代化变形”“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的论调，就是根本忽视甚或无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创造”属性的表现。 

　　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集成创造性，使我们有理由自信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二、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在现代化的命题当中，“现代化=西方化”这一简单公式曾牢固地扎根于人们(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们)的头脑中，现代文明似乎是西方现代化的“专利产品”，世界各国趋向现代化的道路似乎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别无选择。所谓的“外国(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便是一种形象的话语例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复写”，而是跳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序列、另起炉灶创造出来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足以打破上述误解，内生出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公式看似清晰，实际上却把现代化同西方化的关系“神秘化”了。所谓的西方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故被神秘化的是现代化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不论先后好坏，现代化都是一切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里的“现代化”已经脱掉了具体的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表现为“现代化一般”。西方英美等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一般”的特殊历史形式，反映了现代化的“历史社会规定性”。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同时意味着“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借由其卫道士的“魔法棒”，神奇地完成了同“现代化一般”的“直接融合”，从而掩盖了自身的历史属性。客观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确实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现代化一般”的规范形态，或者说，正是因为西方先发现代化强国以具体化的道路开辟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并且因为这种现代化的强势姿态，造成了其他国家对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认同。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归根结底只是以其特殊表现了“现代化一般”，本身并不是“现代化一般”。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包含“文明的辩证面”：其积极面在于，西方现代化确实极大拉动了人类整体物质财富的增长(短时间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物质生产力)，也促进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尤其是使精神的生产也具有了世界历史性)；其消极面在于，在西方现代化建构及推广的进程中，以资本为中心造成人的普遍失落的事实不断重现，两极分化严重造成社会矛盾丛生的事实不断重现，物质主义膨胀造成精神世界萎靡的事实不断重现，对外扩张掠夺造成战争伤痕的事实不断重现。“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特别是，诸多西方现代化的积极模仿者抑或被迫模仿者，并没有分享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喜悦，反倒与西方国家一道甚至程度更深地体验了失败痛苦。正是由于西方化对现代化的文明遮蔽，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产生了对现代化的拒斥心理。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还只是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征兆，那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以实践的形式宣告了社会主义历史建设期的正式开启。社会主义是根本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形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然要内生出根本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图景。苏联解体一度使“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福山甚至断言：“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在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者一个在本质上并非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顿挫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命运，同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成功视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证明，是同样荒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亦是“现代化一般”的社会历史规定形式，并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的特殊历史规定形式。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道崩殂的更为关键的意义在于，它为后来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历史镜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我们在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文明过程中应当坚定相信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的现代化、什么其他主义的现代文明。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坚定选择。曾几何时，中国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求索，在“先生总是欺负学生”中幻灭，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则从胜利到胜利，接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开辟与发展，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关乎本质的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最为鲜明的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图景中的“文明原色”。 

　　在思维中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直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总画面”。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定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正确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细节”的具体把握，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文明图景的具体揭示。也正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自觉总结，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更为深入，对中国式现代化之独特性的理解更加全面。党的二十大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五大中国特色，从整体上勾勒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文明图景。 

　　有别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或者领跑现代化时，其人口规模少则百万级、千万级，多则上亿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十数亿)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使十数亿的中国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是自觉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现实以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其政策设计、价值嵌入、行动选择总是积极面向解决内生于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现实的发展难题。比如，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迈入扎实推进新阶段；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实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不断保障民生福祉，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有别于西方现代化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不断重现，中国式现代化矢志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两极分化严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基本特征。先发现代化国家通过精英和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将其本国带入现代文明，同时也产生了至今未解(无解)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难题。与之根本不同的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既是做大财富蛋糕的过程，也是分好财富蛋糕的过程，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代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建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既坚持发展的“硬道理”，又持之以恒地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破解“割韭菜”式的资本扩张、资本无序发展等问题，着力使全体人民共建并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造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状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史来看，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其建构过程往往遵从先物质、后精神的发展秩序，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以时空压缩的形式高质量凝聚了西方现代化的成就，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新时代以来的协调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注重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协调统一，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驾齐驱。经过长期努力，既有高楼大厦“遍地林立”又有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图景，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以铁一般的事实显示出来。 

　　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对立，中国式现代化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中，人化自然的过程并没有表现出“和谐之美”，而是自然被降低为人的工具，服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由此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对立，特别是引发了自然对人的“激烈报复”。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绿色型现代化，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的现代化发展方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弘扬中华文明生态智慧、总结中国共产党绿色环保经验，自觉回应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问题，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绿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真正改变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文明画卷。 

　　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建构中的非和平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充斥着血腥暴力的现代化。它们或以对外殖民扩张掠夺为其现代化积累财富、创造市场，或以强买、侵略等手段豪夺他国大量资源为其现代化创造条件，或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挑战国际秩序、掠夺别国来实现其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是激活中华文明和平主义传统的过程，是创造人类和平崇高事业的过程，这是显而易见、例证无数的事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总体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和平逻辑”，是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标注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未来样态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感慨我国基建发展成就时曾指出：“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更加圆满、更为高悬的“中国的月亮”——中国式现代化，既光照中国，又闪耀于世界，既代表人类文明的“现时态”，又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态”。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宏阔成就昭示了自身的远大前途，在擘画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行动的同时，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未来。 

　　人类文明“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是关系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的“经验性”，相对减轻了人们对人类文明“从何处来”的认识障碍；未来的“未来性”，相对加重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往何处去”的认识障碍。马克思指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人类文明的未来该“往何处去”，似乎是横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复杂、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之一。但无论如何，未来必定肇建于现实基础之上，没有现实这一“母体”，关于未来的任何筹划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或者空想性质。人类文明的未来只能从人类文明的现在走出、创造、拓展。更进一步讲，没有必然性的现实就没有理想性的未来。正如恩格斯曾这样论证黑格尔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的理解，“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进而，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只能从人类文明的必然性现实中拓展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未来指向性。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历史同构性。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来看，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接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等都体现了这一逻辑。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这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分别是“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这里即可看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历史一致性，求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已然彰显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意义亦愈发凸显。 

　　但中国式现代化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不仅在于“历史同构性”，而且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根本的“未来引领性”。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时间节点上，明确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内容向度上，特别明确到2035年，要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各领域建设得到整体性跃升，而党的二十大之后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这就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蓝图设定标识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行动，建构了满足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生活需要的规范体系。“关于未来的行动或情形并不是作为关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而提出的，而是作为应该发生或本应该发生的事情而提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引领性，不是“简单预言”中华民族何时实现伟大复兴，而是要通过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应然图景”，统筹确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未来行动方向。 

　　以中国式现代化谋划民族复兴，既关乎中国未来，又关乎世界未来，更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诚然，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但历史的发展本身蕴含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一般与特别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实践进程，既创造着中国形态的社会主义，又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在与未来；既创造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拓宽了人类现代化道路；既创造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又指明了全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空坐标已然彼此交融、交汇，中国形态的文明创造具有了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理论创新逐步实现并将进一步实现从特殊到普遍、从特别到一般的跃升。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中，“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我们有理由自信地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是我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是我们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而做的事情。 

　　在这样的意义上，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体现了我们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负责任态度。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规范设定，本身就包含对人类文明发展未来样态的总体规范，为世界现代化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被直接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中，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美好未来的规范意义，其目的不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代替”西方化，从而再造一个“现代化=中国化”的简单神秘化公式，而是显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多可能性、多选择性、多参照性，人类美好未来必然是由全人类共同创造的。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历史性地凝结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文明智慧”，跨越了西方现代化设置的“文明障碍”，开拓出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新图景”，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历史浪潮，为人类文明之发展灌注了强劲动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