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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是始终如一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主力军，而其他阶级是无产阶级团结和联合的同盟军或中间力量，这是无产阶级利益与其他阶级利益相区别的重要表现。无产阶级作为现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具有独属于自己的阶级特征、革命表现和组织形态，这些都构成无产阶级的阶级特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阶级性一面。

　　第一，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伴随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形成，由于资本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强调效率、速度、技术的统一，因此被这种生产方式所锻炼出来的群体，即无产阶级，自然地被赋予了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技术性和顽强的执行力，这使无产阶级在所有阶级中显得十分突出。“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P41)例如，农民阶级更多地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无法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更不能形成类似于无产阶级的掌握巨大生产力的能力。 

　　第二，无产阶级是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阶级，因此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1](P542)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缺乏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劳动的程度最重、技术运用得最充分，但是始终与其所创造的巨量社会财富相分离。就此而言，无产阶级是一个无可失去的阶级，是一个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而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的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P16-17)因为无产阶级对待生产资料方面已经“表明人的完全丧失”，[1](P17)所以与其他劳动阶级总是与生产资料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不同，无产阶级因其自身的“完全丧失”而无所顾忌地具有着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是无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的“完全丧失”而激发出来的政治品格。

　　第三，无产阶级是具有解放意识的阶级。基于无产阶级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性、革命的彻底性等品格，无产阶级不仅具有求得自身解放的阶级意识，而且具有求得全人类解放的整体意识，这是其他阶级远不具备的意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一个只能在其他各个阶级的解放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解放的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P14)其他阶级如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等，他们的利益维护和追求更多的是建立在确保本阶级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2](P42)对本阶级利益的高度关注乃至唯一关注使得其他阶级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意识，而不是改革意识和解放意识。

　　第四，无产阶级是高度组织化的阶级，其组织化的集中体现便是共产党。“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2](P41)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性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品质和特征，而且取决于无产阶级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化，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集中了无产阶级最优秀和坚韧、最具革命性和理论性的精华因素。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P44)这就具备了实践上的革命性；在理论方面，共产党“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44)这就具备了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在利益方面，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4)“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P44)这就具备了利益上的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在历史使命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P64)“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P65)这就具备了使命上的坚实性和艰巨性；在价值目标上，共产党追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2)这就具备了价值上的崇高性。不难发现，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最革命部分的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和坚定性、最具组织性和政治性的群体，共产党不仅承担着人类社会中多数人曾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艰险，而且担负着人类社会其他群体从未体验过乃至想象过的种种愿景和使命。就此而言，无论是无法组成政党的农奴阶级、农民阶级等前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各种阶级，还是能够组成一定政党形式但仍然远远无法具备像共产党如此水平和境界的资产阶级，都不可能表现出类似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纪律性和组织化状态，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人类有史以来各个阶级及其政党群体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阶级特质和主体素质区别于其他阶级，从而在利益表现上具有了明显独特性的话，那么始终致力于追求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相应的阶级性，这是由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理论特征。然而，如果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全部的追求目标，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自始至终停留于特殊性的表现形态，而无法成为代表人类解放利益的理论形式，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何以体现出人民性？在这里，需要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人民性进行简单的并列式理解，即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阶级性与人民性的不可分割、相互联系来证明两者的统一关系，这种理解无法真正揭示两者的统一关系是怎样生成的。其实，问题的关键之处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性这一特征上。马克思主义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是意味着“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1](P655)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的解放导致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就仍然处于阶级对抗的关系结构中，意味着一个阶级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就此而言，无论是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社会地位，还是无产阶级处于翻转后的剥削地位，都无法从与其他阶级的普遍关系中获得解放的真实品质。因此，“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1](P655)作为“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消灭一切阶级”正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

　　进而言之，无产阶级解放所提出的“消灭一切阶级”的要求，同时产生了两方面的意蕴：第一个方面，它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被剥削地位的消灭，而且意味着其他阶级被剥削地位的消灭，由此意味着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剥削关系的消灭；第二个方面，它不仅意味着剥削关系的消灭，而且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消灭一切阶级”表明无产阶级所遭受的现代社会的非人生活条件将会彻底消失，表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农奴阶级等劳动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将会一去不复返，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1](P17)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剥削关系的彻底消除。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消灭一切阶级”在消灭剥削关系的同时，也会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物化模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物化形式将会走向消亡，而体现着个人属性的具体价值将会成为社会成员发生普遍联系的直接中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这就使得以往的阶级对抗性关系转变为每个人之间的自由促进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级性社会结构转变为以每个人的自由个性为最大推动力的真实个性社会结构。而上述两方面无非表明，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历史悖论性的群体，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无产阶级身上遭受的苦难不仅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施加的苦难，而且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体现着人类有史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P167)因此，无产阶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1](P17)无产阶级苦难的消灭，要求彻底地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存在的所有苦难，这无疑就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消亡。需要注意的是，无产阶级解放所蕴含的普遍性要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道义责任所赋予的——尽管无产阶级确实具有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道义责任，而是由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突出代表与作为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典型结果这两者的矛盾结合而产生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无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预告，成为了“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P16-17) 

　　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共同指向了一切阶级的解放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解放，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无产阶级解放内在地蕴含着一切阶级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解放，即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深化与拓展体现出其人民性。不过谈到这里，我们还只是从马克思主义所反映的阶级基础层面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接下来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表现形态的整体层面进一步揭示其人民性。如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从而取得了人民性的表现形态。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采取了人民性的表现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否是真实的人民性，是否以人民性的表现形态体现人民性的实质要求，这就要求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与人民形态之间的关系。很多意识形态在其阶级基础和人民形态之间是一种片面性或虚假性的关系，即往往以人民性为表现形态来服务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形态与内容不相符合、表里不一，这就显现为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或虚假性。例如，马克思就指出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与其实质的不相符合性，“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1](P551)“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1](P552)无论是“荣誉”“忠诚”，抑或“分权”“自由”“平等”，均是特定时代统治阶级为自己，同时更为当时全体人民群众编造出的具有人民性的意识形态理念，统治阶级从没有计划，更没有真实地实现过这些意识形态理念，而它们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造就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因此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地存在着以人民性掩饰阶级性、以阶级性支配人民性的意识形态弊病。

　　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才在人类观念史上第一次克服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人民性之间的虚假性问题，将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和人民形态有机地统一起来。相比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或虚假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民性是一种真实的人民性，这里的人民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反映着由无产阶级解放所提出的“消灭一切阶级”的解放诉求，代表着由无产阶级存在所决定的人类解放利益，追求着由无产阶级解放所蕴含的人类解放目标。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在阶级基础与人民形态的实质性结合上，体现出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使命，从而体现出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真实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所要求的普遍解放得以体现，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及其与表现形态的关系上来阐述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无产阶级解放本身蕴含人类解放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在人类社会中的实现经历着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不经历社会成员的普遍交往和广泛联系，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P527)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道路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递进上升的历史进程，由此人类解放才能成为普遍发生的事实。因此需要系统阐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从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体现人民性的历史而具体的路径。

　　第一，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政治解放是指人们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摆脱封建专制权力、摧毁等级特权而获得的解放。政治解放使人们从传统的宗法等级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由此重新确立个人与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政治解放的历史意义：“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1](P32)不过，马克思同时指出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即政治解放不仅未能克服人在天国与尘世的双重存在，而且也未能在彻底意义上克服宗教，即政治解放只是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宗教本身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生活的强大辐射力。进一步看，政治解放之所以未能完成这些历史任务，根源在于政治解放所造就的所谓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政治表现，政治解放的革命性成果无非是市民社会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和凸显，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宣称已经依靠理性、自由等普遍性因素确立自身时，仍然根深蒂固地承认、维持和服从着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国家“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1](P33)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历史局限性的揭示必然要求其下一步的工作是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解剖和批判，即对物质的交往关系和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591)这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经济解放。

　　第二，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经济解放是指从根本上超越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造就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从而消除贫困、消灭两极分化，为实现最终的人类解放奠定坚实基础。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本保证，否则“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P538)市民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逻辑最终是一种自我悖反、自我瓦解的历史过程，资本对生产力的推动客观地存在着临界点，其表现便是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危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P91)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产力破坏通过经济危机体现出来，由此表明资本所代表的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客观上需要以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由联合起来的所有人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P45)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正是以消灭私有制，从而将生产资料归于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为归宿的。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公有制代替，也就标志着“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完了自己的演进历程，经济解放得到实现，而经济解放的实现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程也宣告终结，这就引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彻底转变，即社会解放。

　　第三，社会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关键环节。社会解放是指社会摆脱国家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的支配，国家消亡从而促使社会的权力回归社会自身的过程，其实质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合理解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角度看，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里“决定”的意涵是指市民社会提出的利益要求在国家中获得满足和实现，国家只能承认和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需要注意的是，市民社会或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众多的阶级利益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领域，而国家作为一个“普遍性”领域，不可能平等地乃至完美地实现每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因此各个阶级之间围绕国家的斗争和革命就在所难免。“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4](P189)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国家一定要通过“缓和冲突”和“保持秩序”来实现市民社会提出的各种利益要求，从而表现出普遍性的特征，而在由各种不平衡的阶级利益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中，国家只能以不平衡的方式满足某些阶级利益，而无法照顾甚至会损害某些阶级利益，这就表现为国家的“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性特征。不难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国家支配市民社会”这两个命题触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对两者相互建构的性质的新阐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一个基础性命题，表征着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特征，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利用其固有的普遍性地位满足社会的某些特殊性，从而表现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特征，即“国家支配市民社会”。社会解放就是彻底改变国家对各个阶级的不平衡性，由无产阶级把国家所占有的普遍性权力真实地赋予全体社会成员，把国家本身改造成社会成员自我管理的公共机关，从而把国家“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5](P195)不过，社会解放还不是最终的人类解放，因为即使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造就社会解放的条件之后，这个社会仍然具有传统社会的痕迹，它还“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P434)社会解放侧重于人类解放的客观条件，而彻底的人类解放还需要主体向度的劳动解放才能实现。

　　第四，劳动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主体实现。劳动解放是指劳动者从被资本奴役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使劳动成为人们表现自由个性的重要载体。尽管在本体层面，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现实基础，然而在价值层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并不是自由的，因此在现实层面，劳动表现为带有消极属性的、强制特征的异化劳动。劳动解放要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劳动也因带有形式化的弊病而处于有待解放的境地。“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P573)这里的“消灭劳动”是指消灭分工条件下限制劳动者个性发展的劳动，消灭阻碍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化劳动。只有劳动者从束缚人们身心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将劳动转化为每个人自由个性实现的现实载体，人们对劳动的真正喜爱才能激发出来，劳动才能与人们的需要本性高度契合，即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P435)就此而言，劳动解放作为主体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高度契合。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构成的历史进程的阐述，彻底而完整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这四个解放类型并没有绝对的先后关系，而是人类解放过程中具有逻辑递进意义、不可超越的历史性环节，是从“物的依赖性”迈向“人的自由个性”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凸显逻辑关系的阐述，使得马克思主义反映着人类解放的现实要求，从而体现出人民性的真实表现形态。

　　以上我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以及由阶级基础所蕴含的人类解放及其实现路径，如此就可以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论断：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需要以阶级性为出发点，在阶级性所内蕴的作为条件的人民性中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如此才能呈现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阶级内容与人民形式的真实统一关系。就理论所服务的阶级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具有特定的阶级基础；就理论所追求的解放效果而言，马克思主义由无产阶级解放进而追求人类解放的普遍实现，从而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人民形态不是以表面的人民性换取阶级利益的实现，而是通过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有机的、历史的统一，实现了阶级基础与人民形态的高度一致，这就在人类观念史上第一次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内在对抗，第一次使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和人民形态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为人类超越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形式和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鲍金，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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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