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08年，印度巴特那市曾举办一场以“应对学术依附：如何做？”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亚非拉的20多位与会学者认为，学术依附仍是非西方国家知识状态的核心问题。学术依附的实质是尚未摆脱学术殖民的状态。学术殖民是文化殖民的一种形式，指特定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其他国家学术活动和知识体系构建传播工作的控制、操纵和置换，对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学术话语、知识构建、教育教材、媒体舆论、知识精英、国民观念乃至政府行为产生严重影响。西方学术殖民是全方位的，覆盖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涉及所有学科。

　　（一）在基础学术范式上，构建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主义”又称“西方中心论”，是一种具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在1700年—1850年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把世界描述为两个对立阵营：西方和东方，或西方和非西方。在这一新的观念和话语体系中，西方被定义为天然优于东方，拥有理性、勤勉、节俭、自由、民主、先进、富于独创性和活力等一系列优良特性，而东方则被描述为与之对立的一方，其特点表现为武断、懒惰、放纵、糜烂、腐败、落后、非理性、缺乏独创性，且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西方中心主义”系统夸大美化西方文明，歪曲和矮化非西方文明，把西方文明解释为全球最先进的文明，而其他文明和种族是低等的，是“野蛮人”或“半文明人”，诱导非西方知识分子崇拜西方文明，使之丧失文化自信和斗争意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逐渐成为所谓的“全球共识”。

　　在知识框架上，西方文化自诩具有“现代性”和“先进性”特征，而非西方文化则被视为是“落后的”和“传统的”。西方事物被贴上“现代”“发达”“先进”标签，而非西方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则被贴上“传统”“落后”“糟粕”等标签。“现代”意味着“先进、发达、理想”，而“传统”则意味着“过时、落后、原始”，在这种语境之下，“传统”被“现代”置换就具有了“天然合理性”，“现代化”几乎就等同于“西方化”，并形成了系统性知识霸权。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之下，中国等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就遭到了系统性的贬低。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根据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笺和杜亚尔德的《中华帝国志》，对中国政治文明、法律礼制、道德风俗进行歪曲性阐发，称“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专门写了《中国》一篇，对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道德伦理、生育文化、民族性格、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进行贬低，这些贬低多系歪曲事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以对比方式抬高西方文明贬低非西方文明。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之下，本是与时俱进、博大精深的活的知识体系的中国本土学术却被悄然“史学化”“遗产化”，其原有的独立学术地位遭到破坏，逐渐成为西方学术话语的附庸。

　　（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体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术知识体系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是西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核心学术话语支配者。因此，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服的需要。比如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西式民主被定义为人类社会唯一先进、唯一正确的民主形式，西式政体被视为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彼岸”，而社会主义及一切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则都被视作“专制”制度的表现形式。一些鼓吹西式民主而抨击社会主义的著作，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等，都被视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而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广泛追捧。在经济学领域，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话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特征，本质上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政治工程”，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和掠夺。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扩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陷入困境，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则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史学领域，西方长期意图控制历史话语权。他们只承认中国文明史有3000多年，炮制了种种“中华文明西来说”，意在破坏“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体系”的基本认知，把中华文明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次生、从属、支流文明，解构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对于一些不符合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西方学术界就会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排斥与打压。西方学者对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否定就很典型。2000年11月，中国学者团队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后，立即遭到西方媒体和汉学家的否定。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肖内西（Edward Shaughnessy）认为这是“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有政治背景”，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则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他们对200多位中国学者数年研究成果不屑一顾，有的还宣称已经澄清其中所有问题，自己的研究结论比中国专家团队更可靠。这些都是西方学术霸权和根深蒂固的学术偏见的表现。

　　（三）在自然科学领域，炮制传播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虚假“科学知识”和“学术话语”

　　西方自然科学也不符合其所宣扬的“价值中立”原则，而是服务于西方资本扩张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常常介入和干涉自然科学研究，使之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曾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任职的戴维·迈克尔斯（David Michaels）写过《怀疑的胜利：暗钱与科学腐败的真相》一书，披露了美国烟草、汽车、食品、医药等行业的科学家是如何被金钱围猎炮制虚假学术论文的。他指出：“在评估烟草、食品、化学物质及污染物风险时，研究中的‘经费赞助效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说，如果哪一项研究的结果不符合赞助方的预期，那才令人惊讶。”“有些科学家只要能拿到钱，让他说什么话都可以。”在医学科学领域，一些顶尖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医疗资本的广告平台。《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曾说：“医学杂志已经沦为药企漂白‘信息’的运作场。”《柳叶刀》杂志曾调查，不少知名科学家曾当过“幽灵作者”。医药公司为推销新药，会写好论文找到某个知名科学家，向其支付巨额报酬，并署上他的名字发表。科学家大都乐于做这种“幽灵作者”，既能大赚一笔，又能增长学术名气。2018年12月，美国加州法院裁决孟山都公司赔偿一名癌症患者2.89亿美元。诉讼材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孟山都内部实验就发现其产品草甘膦致癌，但仍向世界推销，并开发推销大量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孟山都无视独立科学家警告，聘请知名科学家担任学术“枪手”，在学术期刊和大众传媒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鼓吹草甘膦安全。为占领市场，西方医药资本还构建了吹捧化学药物、贬低自然药物的知识架构。在其知识系统中，只有西医才可以叫作“现代医学”和“科学”，中医被宣传为“伪科学”。中医基础理论、诊疗方法和中医人才，长期被西方医药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学术体系贬低。在食品安全领域，为让人们“放心”吃有害物质，西方化工产业、食品产业渗透下的学术体系炮制出“毒物每日安全摄入量”的概念，流毒甚广。毒理学家埃里克·米尔斯顿(Erik Millstone)教授指出：“‘每日安全摄入量’是人们在1950年代凭空想象出来的，后竟变成一条定律，成为保障消费者安全的依据，然而这个概念完全不靠谱，没人能够解释它的科学性。”但真相和常识却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剂量日积月累足以致病致癌。美国学者迈科尔·伯伦（Michael Pollan）说：“庞大而复杂的所谓科学性阴谋犹如一大团乌云，将最简单的营养问题团团围住，以便各方都能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达到了顶峰。通过理论操纵、教育操纵、组织操纵、语言操纵、舆论操纵等方式，西方学术话语和战略意图传播到全球，不仅深度控制全球学术知识系统，还对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理论操纵

　　长期以来，西方大规模精心构建各种“理论范式”，将其战略意图隐藏于学术理论包装之下，使之成为西方乃至全球主流学术标准，并灌输给目标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使之转化为目标国的官方学术理论。如西方经济学界通过大量培养留学生以及操纵顶级学术期刊等手段，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全球经济学共同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范式。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和跨国资本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的过程中，还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炮制”，如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他们炮制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论，将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归结为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非批判地接受，并通过这些学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传播。这就是西方所进行的理论操纵和学术殖民的后果。

　　（二）教育操纵

　　西方擅长利用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通过培养留学生等手段，渗透、控制其他国家。一些非西方的所谓知识精英接受西方教育后往往盲目崇拜西方，对本国历史、文明、制度、生活方式充满鄙夷。1946年，杜鲁门专门设立了“富布赖特”项目，通过为各国培养留学生达到向他国传播美国价值观念的目的。1958年，艾森豪威尔曾向苏联建议帮助苏联培养1万名学生，费用全由美国负责，他希望这批新人能有朝一日执掌苏联政权，完成“和平演变”的目的。被称为“苏联改革设计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Nikolayevich Yakovlev)就是美苏首批合作计划四名研究生之一。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成为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1957年—1970年，100名智利学生被智利政府送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由美国基金会支付学费和开销。皮诺切特政变成功后，这批“芝加哥男孩”回到智利，掌握了智利的学术话语权和经济决策权，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付诸实践，造成了大量财富被西方跨国资本鲸吞，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后果。与“芝加哥男孩”类似，“伯克利黑帮”是一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教育的印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由福特基金会进行资助。1965年苏哈托政变成功后，“伯克利黑帮”成员大量进入了印尼政府，并掌握印尼经济大权。通过允许外资独资投资矿业等措施，印尼石油、铜、镍等重要资源被西方跨国公司瓜分。“伯克利黑帮”也是导致印尼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公开宣称，该院不仅为美国，而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培训公共部门的下一代领袖。该院2003年330名国际学生中有270人由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提供助学金。美国不仅巧妙利用留学生，还用政府部门、大学、基金会以及跨国公司的培训、交流等合作形式，对外国知识精英进行拉拢和渗透。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到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日益增多。但这些学生多来自亚非拉地区，欧美学生相对较少。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精英进行教育操纵的结果，他们不停为外国人才颁发学位，但又防止自己的人才被他国教育“洗脑”和策反。德国学者裴德思披露，中国的学位在欧美几乎得不到认可，如果想要来中国学习，就只能参加本国政府批准的交流计划，而这些计划是他们培养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中国专家”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学生无视这些计划，自主选择在中国大学学习，那么“马上就会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盯上你”。

　　（三）组织操纵

　　中情局等西方情报机构善于把包括慈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高校、企业、媒体在内的各种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对他国进行学术殖民的“联合部队”。他们常常挂着“全球”“世界”“国际”的大牌子，以慈善、科研、联谊、交流、合作等名义，完成刺探情报、学术操纵、把控舆论等任务。西方精英还善于利用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实现其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一些貌似“民间”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实际上由西方政府资助和控制。中情局常将经费拨给这些基金会，再以基金会名义“捐助”给指定对象。一些表面上的“科学团体”如美国医学协会等，实际上是被垄断财团控制、用以实现其利益的工具。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杜鲁门号召建立“人人都能负担的医疗保险”的医疗制度时，遭到了美国医疗垄断资本和财团的激烈反对。在其控制下的美国医学协会1948年12月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社论称：“全民健康保险体现了一切政治控制的罪恶，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是走向全面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信号。美国医学协会坚决拒绝执行这样的计划。”

　　（四）语言操纵

　　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在国际交流中的垄断地位是文化殖民的结果，同时又加剧了西方学术殖民。西方早就认识到，谁的语言更普及，谁就更容易输出本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美国政府对内通过“唯英语教育”同化原住民与外来移民语言，对外则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促进英语的国际化。国内教育领域对于英语的过分重视，就是这种语言操纵和文化殖民的结果。国内个别高校甚至把不断扩大“全英文教学”视为“国际化”的表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学术的基石。“全英文授课”包含着用英语思维置换汉语思维的不良倾向，必然侵蚀学生的母语思维和学术创造能力。同时，若不提高对强势外语的警觉，学习者会不自觉地滑入该语言所承载的价值体系中，最终被其同化和征服。作为奴化中国学生的重要手段，民国时期部分中国高校就已实施“全英文教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一贯倡导英文教学，曾鼓吹学习英语的“四大好处”。在他主导下，该校将所有学科学生教科书和教师参考书全用英语编印，学校里所应用的一切文书全用英语，教师授课和师生日常会话必须全用英语。教育家林汉达当时就提出批评：“世界各国除附属国和殖民地外，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用英语来教各种学科的？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用原版西书来作为课本、教材？大学教授与大学生都有‘卑劣情绪’，以为非用原版西书不可。”

　　（五）舆论操纵

　　西方国家的舆论操纵具有高度专业化、系统化的特征，他们善于通过诱导和信息源头控制，不断向其他国家输送其意识形态话语。在西方所构筑的信息围城里，西方媒体控制着信息源头，仅美联社就为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万多家新闻媒体供稿，占全球“国际新闻”发稿量的大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收买利诱相关国家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媒体从业者、公众人物充当代言人，结成一张牢固的全球话语网络。西方牢牢控制信息源头，也是我国在传播技术上并不亚于西方媒体，却无法做出全球传播的“国际新闻”的真正原因。西方主流媒体还通过对其他地区的某些记者进行免费培训等方式，向其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而操控其所在国的新闻报道。

　　对华舆论操控一直是西方舆论操控的重点。2023年12月，欧洲学者扬·奥伯格(Jan Oberg)披露，美国国会五年前曾通过法案，决定支出15亿美元用于培训西方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美国善于通过“造星”“造势”“造知”“造乱”等手段，达到其对华舆论操控的目的。所谓“造星”，是选定“棋子”，包括媒体人、专家、官员等，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和颁布荣誉、奖项等手段，为其“棋子”打造人设，捧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使之成为舆论发生器；所谓“造势”，即在关键时刻，操纵其控制的亲美主流媒体、自媒体等实施轰炸性发稿；所谓“造知”，即炮制颠倒是非的假知识，以“科学”“科普”的面貌占领网络，诱导崇拜西方的倾向；所谓“造乱”，即无中生有挑起矛盾，造成舆论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局面。我国舆论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舆论操控的后果。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抵御西方学术殖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伟大文化觉醒、文化变革，是中国人民追求文化和精神独立性的时代要求。

　　第一，在持久行动上，保持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帝国主义是不是真老虎”问题时指出，“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对西方学术殖民也需要作出这样的评估。一方面，要视之为“纸老虎”，在战略上对其保持藐视，认识到它终将没落的必然趋势。只要我们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坚定信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中国学术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兴盛。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西方学术殖民的现实情况，把它当作“真老虎”，在战术上高度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激烈的文化角力和话语战争，是文化教育的拉锯战，可能需要两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需要我们保持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第二，在基础范式上，实现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转换。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长期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只是近代才暂时落后于西方。经过百余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如今的中国已然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学人要在自立、自强、自信的基础上，树立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看清世界大势，破除形形色色的洋迷信、洋教条，增强文化底气、理论底气，培养“一览众山小”的学术眼界和学术气质。推动基础学术范式由“西方中心主义”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转换，推动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话语、中国语言、中国媒体在世界舞台争主流、唱主角、做主导。

　　第三，在自觉意识上，从“被殖民无意识”到主体自觉性转换。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性，牢记“我是谁，为了谁”，抵御西方对中国学术话语的消解。在当今中国学界，有不少领域还处于“被殖民无意识”状态，这在一些名校海归学者那里表现得更突出。他们默认西方人的知识比中国先进，甘当学术复印机，迷信照抄已成为习惯。有的洋理论付诸实践已产生不良后果，但仍缺乏有效反思，跳不出认知误区。他们往往无视中国国情和文化，意识不到所传播扩散的知识缺乏科学性和真理性，有的不过是跨国资本的牟利工具。我们要突破这种“被殖民无意识”的状态，破解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迷信，推动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性。

　　第四，在具体方法上，充分学习借鉴西方的策略技巧。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战略利益，符合其需要的知识会被构建并传播，有悖其利益的则会被边缘化甚至消灭。“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于西方主导的教育、学术、知识、传播体系中，并不断向全球扩张，抢夺非西方国家的学术话语权，破坏其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了解西方构建其学术知识体系的一些技巧，在认真研究和批判性借鉴的过程中寻求破解之法。

　　第五，在辩证实施上，既要高扬自信也要防止故步自封。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是不同文明你追我赶的竞争过程。一个国家，对本民族文明既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但也要防止故步自封。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包容多样的特征，对其他文明既要看到短处，也要看到长处，既不盲目迷信，也不简单排斥，而是以我为主，正确看待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既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抵御文化渗透，维护文化安全，也要有海纳百川吸收其他文明长处的胸怀，这是辩证统一的。

　　抵御学术殖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界人人皆可作为。当前可重点在六个方面发力。

　　第一，坚持独立思考，弘扬批判精神。质疑批判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更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科学精神的基础。学术创作传播中的无原则精神臣服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忌。文明互鉴不是以洋为正、以洋为高，也不是片面强调中西平等，而是保持精神独立性和文化自信的批判吸收。对西方学术应努力做到“尽信西方书不如无书”，不盲从、不迷信，勇于质疑、勇于批判，善于冲破西方“信息围墙”和“学术陷阱”，增强学术和知识的真理性，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

　　第二，认识西方本质，树立斗争意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全球文化、学术、舆论场从来不是百花齐放的花园，而是思想角力的战场。如果没有斗争意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成为空话。只有树立斗争意识，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打破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开启知识创新的大门。

　　第三，培养领军人才，发挥引领作用。一是大力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学术领军人才、学术传播人才。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苏步青、华罗庚等老一辈学术领军人才忠于祖国，敢于独立思考，打破西方的学术禁锢，为中国学术发展进步作出榜样。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独立自主教育、中华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三是发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指挥棒、风向标作用，鼓励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第四，鼓励守正创新，提升传播技巧。坚守正道，遵循实践检验标准、实事求是标准、人民至上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不动摇。在守正基础上砥砺学术创新精神，鼓舞学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善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禁锢，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说洋人没有说过的话，让学术创新活力之泉充分涌流，不断涌现新成果。借鉴西方经验，提升学术传播技巧，调动各方力量，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中国学术对外宣传渠道，加大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的对外传播力度。

　　第五，普及汉语应用，打牢文化基础。扩大全球汉语应用是低成本传播中国学术声音、扩大中华影响力的语言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开展中文教学，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中文推广普及与中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还不相称，还需要进一步开动脑筋，借鉴英语推广经验，加大中文推广力度。加强与各国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以需求为导向，推广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制定教学大纲，开发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教辅和教学工具，借助网络传媒，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扩大教学，加大中文出版物的国际推广，创造中文教育新格局，发挥中文在传播学术、文明互鉴、沟通民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础作用。

　　第六，抵御渗透操纵，优化学术管理。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和忧患意识，大力解决学术界存在的缺乏精神文化独立意识和“被殖民无意识”的精神状态，防范、抵制和瓦解西方理论操纵、教育操纵、组织操纵、语言操纵、舆论操纵。既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正常学术交流，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泼氛围，又要加强文化、媒体、舆论管理，警惕和防范西方通过学术交流、慈善助学、人员培训、科技合作等方式进行不良渗透，牢牢把控基础学术范式和正确话语导向。端正学术评价体系，清理洋刊迷信、洋高校排行榜迷信，纠正学术活动中的西方化、资本化、教条化、买办化等不良倾向。

　　（作者简介：李启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福建江夏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

　　（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2320）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