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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民”的争夺，是启蒙运动以来政治思潮的共同特点，其巅峰无疑是19世纪中后叶开始的民粹主义。19世纪末，列宁则以民粹主义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于俄国的政治舞台，在写于1893年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驳斥了民粹派所提出的俄国农村村社未受到资本主义触动的观点。事实上，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不仅有力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和引导了群众，而且发展出了一系列面向群众与革命实践的理论内容。在列宁之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识，即必须要以革命理论武装群众来推动革命运动，而不是以道德义愤或情感共鸣来吸引群众，更不是以精英主义的姿态排斥群众。但是，相比遵循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缺乏革命实践，最终再一次地滑向了以激进左翼理论形态出现的新的民粹主义形式，即左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虽然在情感上调动起了一部分读者对当代无产阶级的同情与共情，却并不能真正地以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当代无产阶级，其对列宁主义的辩护或“重新发现”实则成为对列宁主义的背离与否定。在列宁已经离开全世界无产者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应守护他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所彰显的科学属性与实践取向。

　　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战胜新旧剥削阶级的革命实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列宁在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一方面时刻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的唯物史观真理，另一方面则对民粹派开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批判。而这两项工作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列宁所批判的对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正在快速滋长的意识形态症候，即民粹主义。

　　19世纪晚期美国的激进农民运动和19世纪俄国的民粹派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两大起源。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制定的具有连贯性、原创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整体，“它不是政治或社会学说的具体体系，而是一种广泛的思想和态度，是产生各种具体的（经常是矛盾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母体”。克里斯托弗·伊利（Christopher Ely）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是“对社会分裂问题的一种反应，没有单一的起源，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以各种形态（如文艺作品、书评、政治组织等）影响了俄国的方方面面”。总之，无论是将俄国民粹主义界定为意识形态还是政治运动，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对俄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没有异议的。19世纪后期，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成立和活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遭遇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对手正是俄国民粹派，而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纠缠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一场激战中，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先锋，列宁在诸多方面和场合对俄国民粹派进行了批判，并赢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成功地引导俄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阐明列宁如何赢得与民粹主义的战役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俄国民粹派之于俄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否则，就无法真正认识这场思想论战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起到了启发民智、动员人民的作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呼。”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不同主张的思想流派都被纳入民粹主义的名下，这些主张和流派尽管迥乎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存在着一个共识，即对人民的无限推崇。事实上，直至19世纪60年代初，俄国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的术语，赫尔岑为代表的群体更多地被称为“人民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将其称为“新人”，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现民粹主义的术语。“一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听天由命、凑凑合合地活着，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俄罗斯人民群众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境况怎么样，他们有什么要求？这种轻率的态度给他们造成了许多苦难。”以人民自居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一历史应当终结，不是沙皇贵族而是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在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中苏醒，在人民的名义下，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工人都被纳入反封建斗争的麾下，民粹主义宣称掀起了一场“全民”的反抗。对于俄国来说，这是一次颠覆，从此，俄国底层民众被纳入精英的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

　　从消极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政治愿景，“运用未来的愿景去启发当下政治性的社会行动。这是所有政治的真相，无论它是保守的、自由的还是激进的”。民粹主义将农民和农村视为愿景所在，认为农民是俄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主力军，俄国农村蕴含着避开罪恶资本主义而建设新社会的独特性和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并非俄国的症结所在，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从早期知识分子的“到民间去”运动、政治暗杀的恐怖行动以及20世纪转向自由主义和改良的民粹主义理论,无一不是企图鼓动俄国人民革命，并在俄国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跨越式发展。俄国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特性一方面是对西欧发展模式的扬弃，因为此时资本主义弊端如贫富差距等问题已然暴露；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俄国，反资本主义近乎等同于反对先进生产力，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全然拒绝资本主义，造成的要么是“返祖”的贫困落后，要么是落空的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从浪漫民粹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桥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既能解释民粹主义的失败，又能指明新的前进方向。”事实上，早期民粹主义者秉持功利主义的“按需引入”，即“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去谴责和对抗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资本主义，以期论证俄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合理性。但到19世纪末，民粹主义“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俄国工业的发展和农村资本主义进程的加快，以及接连的工人罢工运动，一方面动摇了“村社社会主义”信念进而导致民粹主义走向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也促使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前台，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土地平分社”一派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了对民粹主义的清算。列宁于19世纪90年代加入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并在之后持续与各类思想倾向的民粹派论战，成功在俄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突围。

　　第一，破除“人民”神话。从早期的俄国民粹派到后来的自由派民粹主义和社会革命党，对人民的推崇是民粹主义同心圆体系中的圆心。早期的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生活本身就是合理的”，两次“到民间去”运动不仅去往农村，更深入手工作坊和港埠码头。恩·弗列罗夫斯基（НФлеровский）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从我国各种工人阶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幸福是直接和份地的大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徭役的多少成正比的”。这一时期民粹主义所尊崇的人民指的是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对工人和农民作出明确区分。19世纪90年代的自由派民粹主义更是以“人民之友”自居，强调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发声。俄国民粹派的“人民之声”似乎吸纳了俄国社会的全部反抗呼声，他们认为，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的不满和反抗都必须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被言说从而获得正当性。在民粹主义的人民神话中，历史主体始终以模糊的面目出现，这也致使民粹主义运动总是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和区域性的反抗，而无法聚力成一股强劲的革命势力。“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在列宁看来，作为劳动人民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反对的是封建农奴制，解决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历史问题，后者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解决的是全体俄国人民何以解放的问题。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将工人与农民混为一谈，导致社会主义运动降低为民主主义水平，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掩盖无产阶级的立场。

　　第二，批判农民主体论的乌托邦性质。如果说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还以人民话语掩饰阶级立场，那么在政治方案上，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就展露无遗。列宁总结了民粹主义的三个理论特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和退步；二是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尤其是农民和村社具有独特性；三是忽视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比如，民粹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俄国并不存在如国内市场、高效的运输系统等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强行将大规模生产引入俄国，造成“水土不服”的问题，“大规模社会化工厂雇佣的工人数量呈下降趋势，资本主义远不是蓬勃发展，实际上是在衰退中”。必须依靠振兴农村公社，只有提高农民的福利和购买力，俄国工业化的实现才有可能。对此，列宁认为，“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那么，俄国现实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尽管俄国机器生产程度低，但事实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这意味着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粹派以国民经济落后为由断言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在俄国不存在的做法是荒谬的。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村经济中就逐渐产生对抗性因素，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富农的出现和非农业零工的增长都推动着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农民逐渐分化为无土地的无产者和拥有份地的小资产阶级。基于此时俄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列宁认为民粹派试图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就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

　　1906年开始的斯托雷平改革试图“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但这场标榜自由和进步的改革，最终演变成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疯狂掠夺中小农民的盛宴。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化和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加深，以及依靠国家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重工业倒逼俄国民粹主义作出理论让步。新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摒弃了自由派的浪漫主义，直面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状况，务实地提出“两个阶级共同进行一场斗争，以推翻专制制度并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淡化了传统民粹派通过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而提出“人民劳动主义”的最低纲领和“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在最低纲领中，社会革命党认为，当前俄国社会应以“劳动原则”战胜剥削原则，利用村社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实现土地社会化。对此，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进了一大步，即“承认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并创造了能够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力量”。但社会革命党事实上只是在策略层面承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工人反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为村社社会主义争取好处。而在列宁看来，现代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特点。俄国的农民运动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民主主义运动，只有农村无产阶级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即社会主义运动的可靠同盟。

　　第三，批判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性。亚历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指出：“人民与知识分子——不只是两个概念，而且是两种现实。一方是一亿五千万人，而另一方是几十万人；两方从根本上来说互不了解。”19世纪70年代的两次“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知识分子想象中理想化的农村和农民不复存在，民粹主义者到农村后，实际看到的是农村的落后、迷信和对政治的疏离。理论上，民粹主义主张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直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实践上，革命不得不依靠少数人领导。这种相悖性在落后的俄国表现得更为明显，代表最高正义性和崇高性的俄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和保守迷信的俄国农民现状之间的差距令俄国民粹主义者陷入了持久的争论和分裂。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坚持人民的崇高性，主张等待人民的觉醒和革命时机的成熟。另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则提出知识分子负有宣传和鼓动人民的责任。比如彼得·特卡乔夫（ПитерТкачёв）就提出：“为了在某些很难指望得到人民中多数的积极支持和协助的环境中，也有可能继续自己的破坏性革命活动，革命的少数人应该具有力量、权力和威信。”尼尔·哈丁（Neil Harding）评价普列汉诺夫“对工人阶级有一种积极的工具性看法。在他的著作中，无产阶级通常被认为不过是知识分子设计的选择工具；它的历史作用是帮助和协作知识分子”。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要害，他们虽然自诞生之初就指出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要与人民结合，但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隐含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文化知识而认识到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因此知识分子要向人民无限趋近。在民粹主义这里，知识分子而不是人民成为革命主体。

　　列宁认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学说在列宁看来本质上是由知识分子的生产地位所决定，俄国民粹派的精英性和平民性的悖论本质上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体现。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之上，而是要面对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因此，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错位。这种错位在革命阶段表现为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表现为在不充分的物质基础之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的无产阶级遭遇着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的诱降和渗透，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宁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工人自身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从外部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才能促使广大无产阶级的真正觉醒，进而开启真正的解放全体社会成员的革命事业。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并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猛扩张，资本主义的统治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面对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以英国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代表，西方传统左翼政党放弃了挑战资本主义、寻求更美好社会的奋斗目标，转而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寻求局部改良。另一方面，新的激进左翼不满于传统左翼政党的犬儒主义和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意图通过彻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反抗。斯拉沃热·齐泽克曾将1990年开启的新形态的全球资本主义界定为“后政治”时代。“在后政治中，有竞逐权力的各种政党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被替换为开明的技术官僚（经济学家、民意专家……）与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的合作；透过利益之间的协商过程，便可以取得折中方案，成为或多或少的普遍共识。”〔在他看来，在“后政治”时代可能的斗争路径是穿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幻象，重新向列宁学习，“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做出激进的定义”。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也觉察到资本主义的新动态，认为在全球化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主权形式，即帝国。帝国通过庞大的调节网络和多元的交流，不断混合和合并各种民族、立场和身份，成为支配世界的最高权力。他们认为：“对于今日之斗争者而言，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在帝国内部形成一股生成性的反制力量。”从齐泽克到哈特和奈格里，都试图回答新自由主义全面宰制下真正有效的反抗究竟何以可能。面对这一时代痛点，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以民粹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构建左翼民粹主义战略的主张。在列宁那里作为批判对象的民粹主义，摇身一变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座上宾。

　　首先，拉克劳和墨菲突破了关于民粹主义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争论，将民粹主义定位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能被归为具体的纲目性内容；也不是一个政治政权，这是一种既依据时间和地点而定，又与各种制度框架相兼容的采取多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政治方式”。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具有人民等核心概念，但却无法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提供一整套政治方案，内核的模糊性决定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不成立；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因素也并非在社会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总是先于运动产生，并且运动常常直接成为民粹主义话语的政治表现。拉克劳认为，区分民粹主义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运动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区别本身就太过清晰地唤起了人们头脑中的想法和他们参与的行动之间古老的区别”。简言之，民粹主义不单单是观念或是行动，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政治话语，准确来说是一种构建政治的方式。人民不是经验性的存在和社会学的范畴，而是各种民主诉求的集合，人民经由对激进民主的认同并产生与多元要求统一的等价链，进而转变为集体性的革命主体。

　　其次，拉克劳和墨菲宣告当前正处于“民粹主义的时刻”，即“在政治或社会经济转型的压力下，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激增正在破坏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各种名目的民主抵抗运动激增。民粹主义时刻正是“对新自由主义霸权时期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各种抵制的表现”。在墨菲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致使“后政治”局面的出现，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后政治”呼吁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强调利益协商和多元合作达成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政治不再是各类对抗性力量的角斗场，而仅仅成为专家精英商谈秩序管理议题的议会厅，中间派、左翼和右翼的界限逐渐模糊。在“后政治”时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滑向形式化，民主政治更多的是一种选举景观，民众的投票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政治表达。基于此种情形，声称倾听人民的呼声，将权利还给人民的民粹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主义体制外的一种可替代性方案。

　　最后，拉克劳和墨菲提出身处民粹主义时刻的激进左翼应当拥抱民粹主义，“它提供了恢复和深化平等与人民主权理想的充分战略，这些理想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转型，左翼政党或者全然拒绝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游离于“主流”之外，或者沉迷议会斗争而流于形式，两种做法实际上都无法真正地为底层人民发声，因为前者被经济主义的传统立场束缚无法抵抗自由竞争的攻击，而后者又牺牲了鲜明的阶级立场。相较而言，右翼乃至极端右翼在此议题上表现得更为亮眼，对此墨菲甚至明确提出“向撒切尔主义学习”的口号。一方面，撒切尔主义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和右翼达成的虚假政治共识局面，不再试图笼络社会的全阶层，而是明确划定对手和“我们”，进而取得政党选举的胜利；另一方面，撒切尔主义的胜利还证明了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实行霸权转型的可能性。面对左翼政党的节节败退，拉克劳和墨菲从政治策略层面给出了解决方案，呼吁左翼政党应该主动“在激进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构建出真正的集体行动主体（人民），从而建立更加进步的霸权。

　　那么，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是谁？在拉克劳看来，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即人民就是人民本身，“它没有任何概念内容：它不是抽象的术语，而是在严格意义上的虚空”。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首先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和功能，人民就是反对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空的能指，也正是这种虚空的能指使得人民能够兼容和统合反应不同社会需求的异质性。拉克劳仔细区分了概念和命名的区别，所谓概念是一种差异化逻辑，事物因其特质而被固定于一个位置；命名则是等同逻辑，即通过等价性的链条划定内外边界来确定自身。这样一来，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就不是一个固定点，而是等价链条连接的多元异质主体。具体来说，拉克劳认为“新的斗争——诸如女权主义或少数民族之类老的斗争的激进化发展——应当从战后以新领导权形态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变化并且围绕自由民主话语的平等学说的作用这一双重视角加以理解”。因此在新形势下，应当以左翼民粹主义连接新社会运动与民主革命，重新激活无产阶级革命。

　　在20世纪的首尾两端，列宁和“后马克思主义”皆对民粹主义议题投以关注。前者视民粹派为主要政治对手并不遗余力地组织批判，后者则认为民粹主义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良药。但就理论意图而言，二者可谓属同一阵营，即都试图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就理论意图而言，拉克劳和墨菲无疑继承了“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的重新制定革命规划的列宁主义态度”，试图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下推进激进革命。但就思想效果而言，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去甚远，“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最终在话语政治中失去其实践性品格，滑向列宁主义的反面。那么，造成此种悖论的原因何在？

　　第一，二者之间的历史距离是左翼民粹主义远离列宁主义的直接原因。列宁时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俄国工人阶级的自觉性程度不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压下，民粹主义首先是启蒙者，启发了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意识。但是伴随着俄国生产力提高以及不断深入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粹主义主张也逐渐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后由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列宁又在农村公社特殊性问题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态度有所松动。对于列宁而言，自身不断演变的俄国民粹主义既不是政治策略，也不是同一系统内的“对手”，而是全然“道不同”的政治方案。20世纪后半叶，新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主流，该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共识性民主和精英政治，即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成为吸纳差异、解决对抗的关键形式；政治成为专家学者代表的治理技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后政治”时代，民粹主义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策略，意在获得选举的胜利，而非提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如果说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对另一条道路的全面彻底的批判，那么，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策略则是停留在“议会”争论层面，无法达到列宁对民粹主义批判的深度。

　　列宁和左翼民粹主义对民主制度的态度差异正是历史距离的一个例证。列宁从来不否认民主和自由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争取民主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并引导国家的消亡。因此在列宁这里，民主制度不是一个天然具有合法性的前提。列宁完全拒绝了民主自由的游戏规则——虽然这也让其被冠以“极权主义”之名。事实上，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拒绝就意味着极权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民主自由当作国家政治的基本形式，民主程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一旦断然拒绝接受这一程序，就立即宣判我们踏入了极权主义的范围，列宁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只是揭去资本主义政治的虚饰。相较而言，拉克劳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战略对待自由民主制度则更为温和，主张在自由民主框架内构建一个具有集体意志的人民，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霸权，“这并不需要革命式的彻底决裂，彻底的重建，相反它可以以一种霸权的方式实现，通过一种内在的批判，调动民主传统的象征资源”。然而，自由民主制度不单单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罔顾经济基础谈政治变革只会导致深陷议会斗争的改良主义，从而再次被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

　　第二，“人民”的差异是左翼民粹主义远离列宁主义的深层原因。在新的情境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很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起有效的斗争，必须重新确定革命主体以期发现解放的可能性。拉克劳、墨菲认为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改善，阶级之间的冲突尽管依然存在但已经得到明显的缓和，而宗教、民族、性别等维度的身份差异则逐渐凸显。在此基础上，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经典的阶级理论已经不适应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提出建构在多元身份基础之上的“人民”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新主体。拉克劳、墨菲对“人民”的这种理解，与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一方面，是具体的“人民”和抽象的“人民”之间的差异。马克思认为，人民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词汇和话语，其存在论根基应当深入物质生活领域。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初窥政治国家的普遍性规定与现实的分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意味着，真正把握人民的现实规定性就必须从物质生活领域着手。列宁始终基于现实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土壤指认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主体。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反观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观，其显著特征是“反阶级本质主义”，即不以生产方式而以“话语连接”的方式统一各类诉求和反抗并形成所谓的“人民”主体。左翼民粹主义的这种“人民”概念已经失去了物质领域的本体论支撑，而仅仅成为各类需要的聚合，而这自然也无法满足社会革命对真实主体的诉求，在事实上退回到了思辨的游戏中。

　　另一方面，是“自发”的人民和“受教育”的人民之间的差异。列宁认为，俄国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只会导致工联主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组织不应该降低自己的水平去迁就工人阶级，而是应当反对自发性，引导工人阶级脱离自发性，进行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列宁主义视阈中，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一方面能够在革命实践中得以受教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先锋政党负有向人民灌输革命思想理论和组织人民的责任。而左翼民粹主义者认为固守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不适应西方当前的社会形势，主张以激进民主吸纳各类社会运动。然而，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状况下，左翼民粹主义所连接的各类新社会运动难以保证其无产阶级革命方向。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新社会运动发展程度不同，拒斥政党组织也极易导致人民阵营内部混乱甚至走向非理性。因此在动员、组织和推动人民革命方面，左翼民粹主义也与列宁主义大相径庭。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所形成的“后政治”的时代背景下，拉克劳和墨菲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积极性的工具，号召西方激进左翼采取民粹主义策略，构建人民主体，连接多元斗争并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尽管拉克劳和墨菲仍宣称向列宁学习，但事实上他们已然拒绝了列宁的遗产。列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审查和对革命主体的准确动员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中已经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犬儒的相对主义和开放且不确定的革命主体。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诱惑与虹吸，拉克劳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也在“告别列宁”中走向失效。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许多论调激进却无法真正与人民结合起来的左翼理论，这些理论或多或少与列宁曾经批判的民粹派观点相去不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在当今世界，虽然仍然需要面对帝国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造成的同质性的矛盾与危机，但是人民却在全球化的、数字化的、普遍交往的经验当中更具备了一份成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自觉性。愿意向人民学习且愿意主动与人民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看到列宁所描述的事实正在不断地生成：“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越是在这个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登上历史舞台——创造历史且为历史命名的时刻，我们越要不断回顾列宁对新旧民粹主义的批判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内容。

　　（作者简介：包大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潘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