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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赋予价值形式以特定的历史性质，在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维度上对其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在“商品”章关于“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一节中，马克思创造性地使用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原则和叙述方式，科学地阐明了等价形式的三个基本特点：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即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1](P71-74)马克思在这里以逻辑推论的形式谈到的三个“成为”的转化形式，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生产方式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变革过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只有在作为自我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成熟之后，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二重性的对立，特别是深刻地阐明这一系列对立的科学理论形态，才会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舞台上。

　　马克思通过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考察了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后，进一步从深厚的历史感和自觉的历史意识出发，把考察和思考的眼光投向了古希腊时代，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在价值形式分析问题上的贡献和缺陷。马克思指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1](P74)“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1](P74)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1](P74)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止步于此？马克思指出，阻碍亚里士多德作进一步分析的，就在于他“缺乏价值概念”。因为亚里士多德不承认“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人类劳动”这种使物与物能够发生交换的等同的东西或“实体”，在他那里“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1](P75)马克思基于自觉和深厚的历史意识，阐明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未能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古希腊时代，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奴隶劳动以及它的不平等关系的自然基础，商品关系还远远没有成为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人类平等观念的现实经济基础还远远没有普遍确立。马克思把不平等的奴隶劳动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看作亚里士多德在对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上的分析存在缺陷的基本原因。

　　由此可见，只有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自由形式的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中，才具备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具有传统性质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亚里士多德未能进一步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的社会历史根源。亚里士多德在价值形式分析上的缺陷，原因不在于亚里士多德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本身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限制，即奴隶制条件下的商品形式还远未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亚里士多德不知道这种等同的共同实体，即人类一般劳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实际上，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包括自他以来的“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1](P8)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全面确立，在作为它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辩证法已经问世，并且这种历史辩证法已经经过了马克思的科学改造，作为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的阶级意识的资本理论已经诞生，关于价值形式的科学理论才能得以创立。

　　马克思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出发考察价值形式及其演变，凸显了传统条件下的劳动与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之间的历史性的区别和对立。从价值形式这一特定视角考察和把握社会经济形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是马克思能够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因素之一。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考察蕴含着一种深刻而自觉的历史意识，是把历史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不仅在全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具有深远的理论批判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史上也具有重大的革命的实践意义。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马克思考察每一个经济问题、每一个经济范畴的方法论原则，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所蕴含的经验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有机统一的鲜明的理论特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革命性地变革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把它自觉地运用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并始终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在考察社会和经济现象问题上的非历史的抽象原则。马克思基于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阶级意识对非历史的抽象原则的拒斥，体现在他关于社会经济问题与经济范畴有机统一的批判的历史性考察中。这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能够区分开来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商品”章中，尽管马克思还没有以专题形式系统地考察和分析资本概念，但当他考察和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问题的时候，他考察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所存在的重大的历史性区别；讨论了中世纪劳动的自然形式即劳动的特殊性作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与商品生产取得了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劳动的一般性作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之间的历史性区别。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明确地标识出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形式的历史性区别，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在社会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的相互贯通中去考察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就写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P47)这一限定了研究对象和问题论域的前提性语句。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在当时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制高点上，即按照人体解剖之于猴体解剖的从后思索的历史方法论原则，去考察和研究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经济范畴的。而即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商品形式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2](P197)

　　马克思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交换方式的规律，是在批判地使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展开和进行的。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与本质、从商品的自然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深入而具体地考察了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神秘性质。

　　马克思指出，与表现商品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不同，商品的价值具有超自然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关系属性。“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1](P61)商品这种看起来简单和平凡的东西，却“很古怪”而且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的和神学的怪诞”。[1](P88)任何一件东西如桌子等“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1](P88)商品的价值由此也相应地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1](P51)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本身。

　　马克思分析和阐明了商品的神秘性的根源：“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1](P89)马克思上述文字考察的对象，实际上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会具有的性质和特征。生产者的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人类劳动的等同性采取价值对象性的物的形式，人类劳动力的耗费采取价值量的形式，生产者劳动的生产者关系取得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马克思把社会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中所发生的上述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和表现形式，看作商品拜物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马克思基于自觉而又深刻的历史意识作出了一系列历史分析和逻辑推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P89-90)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这一现象和范畴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原因，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与传统社会形态中的简单的商品经济不同，它具有以物的关系遮蔽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神秘性质，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宗法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关系，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普遍的社会关系，从而阐明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P90)马克思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商品的神秘性质并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来源于生产商品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式。

　　在考察和阐明了商品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后，马克思强调，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有其共同的社会历史前提、条件和原因，并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质：“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P113)这个共同的谜就根源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了商品形式，即根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进一步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在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阐明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使用物品成为商品，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而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劳动。私人劳动的产品只有在交换中销售出去，才能在客观上和事实上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才能使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发生社会关系。每一个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不是表现为人们自己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的形式。

　　不通过交换关系，私人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并得到社会承认；而私人劳动的产品的社会性质以交换关系的方式得到承认，又恰恰不是传统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的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1](P90)马克思这里特别强调，在劳动产品上发生的有用物和价值物的分裂这一过程，只有在交换关系已经普遍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才是可能的。这里所谓交换的“十分广泛”“十分重要”，是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的经济形式和交往形式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已经高度发达，商品形式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并对一切生活形式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由此进一步阐明了私人劳动的二重社会性质。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才能证明它是社会劳动和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而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只有同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发生了实际交换，即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只有满足了社会需要从而得到了社会承认，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也才能由此得到满足。“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1](P91)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不同劳动产品的实际差别被抽象掉并能够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作为抽象劳动而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和相等的社会性质。不同的私人劳动产品的差别被抽象掉而形成共同的价值性质并能够进行普遍交换，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发达的商品生产、商品形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时，抽象劳动这一特定的经济学范畴才会形成和出现，因此它是一个能够把生产方式区分为不同时代，即把传统与现代区分开来的历史性范畴。

　　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形式中，从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中，识别出价值形式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不同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表现为价值关系，价值把不同生产者的每一个劳动产品都转化成了“社会的象形文字”。[1](P91)由于不同的生产者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才使得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而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并以物的形式发生相互交换，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1](P91)各自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只有在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采取了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的时候，才能得到社会承认；私人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也只有在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的情形下才能确定下来，而价值量形式的确立作为现代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绝不是以交换者的设想、意志和活动为转移的。

　　马克思强调指出，商品生产者作为交换者本身的社会运动表现为物的运动形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客观过程和基本特征；因此不是交换者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本身的控制；是物和物的形式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物和物的形式。“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1](P92-93)在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充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调节不同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规律，不以交换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自由意志为转移，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所采取的物的运动形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过来成为控制他们的一种不可抗拒和无法摆脱的异己的社会力量。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是经济学说史和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事件，但这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劳动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外观的社会性质。在特别强调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科学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马克思又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发现本身，虽然在理论上阐明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但人们并不能因此改变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冲突为基本特征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也不能因此在客观上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客观上会依旧存在，它依然是压迫人的一种客观的物化了的社会经济形式。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始终是沿着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展开的。他基于考察经济形式和经济范畴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阶级意识，剖析了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历史形态和阶级性质，批判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形式问题上的理论缺陷和阶级实质。

　　马克思指出，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阐述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却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更进一步的追问。马克思从考察经济问题和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双重维度出发，一方面强调这些形式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暂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又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承认的阶级性质：“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1](P99)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价值和价值量形式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规定性，看不到在价值和价值量这些经济形式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剥削、支配和奴役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总是非历史地把这些特定的经济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范围内，李嘉图对价值量作了好的，但仍然是并不充分的分析。“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作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1](P98)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从理论上自觉地意识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对立及其统一，这是它的劳动价值论未能达到真正科学形态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商品的价值形式问题上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其从来没有从商品及其价值的分析中，发现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们，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上也是混乱的和充满矛盾的，就连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也都“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P98-99)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思想方式与其非批判的阶级意识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斯密和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看不到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的本质，看不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价值形式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从而也就更看不到，作为商品形式发展形态的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的和暂时的社会性质，反而把它们看成非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和自然秩序。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的考察，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充满历史辩证法性质的理论批判，体现了自觉的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的革命的阶级意识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一方面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问题上的非历史的理论缺陷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另一方面又一再清醒而明确地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严格地区分开来，并阐明了之所以把两者区分为古典和庸俗的基本原因：“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1](P99)

　　在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尚能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政治经济学则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面联系中，试图在陈腐、自负和一再重复的意义上把资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自然化和永恒化，把仅仅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宣布为非历史的、永恒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考察经济形式和经济范畴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作为既相互支撑又相互依存的充满张力的双重结构，塑造了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和特征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超历史、超阶级的荒谬的思想逻辑与论证方式。马克思援引了他20年前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P99)马克思不仅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服务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着严重缺陷的非历史的理论意识，而且深刻地揭穿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即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特定的阶级利益普遍化和永恒化的意识形态意图和阶级本质。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地位，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状况出发，批判了巴师夏等从战争、掠夺等角度去解释社会历史，去说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几百年的历史中都靠掠夺作为生存之道的滑稽可笑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基于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经济考察和哲学分析，强调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生产方式才是它们上层建筑的基础，强调是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以及地产等经济关系和经济因素，而绝不是掠夺和战争、宗教和政治，才构成了传统社会历史的基础和秘密。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体现在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考察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之中。马克思考察经济问题和经济范畴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蕴含着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有机统一。

　　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历史考察与阶级分析的考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思想方式和阶级本质的批判，还不是马克思进行批判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考察和批判，展望消除了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人的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在从事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所勾勒和擘画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社会理想，并由此形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结构。

　　第一，马克思考察经济形式的“从后思索法”，采取了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逻辑道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等经济形式的考察，不是按照它们在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实际发展次序展开的，而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进行的。

　　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具体地表现为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对这种从后思索法的基本要义的阐发和运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考察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并由此展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而强大的逻辑力和解释力。“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P93)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永恒的经济形式，而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产生的，是一系列社会经济的条件和因素变革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既不是发生在奴隶社会，也不是发生在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是在漫长历史演化中孕育着它得以产生的土壤、条件和因素，它实际出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而存在，这种情形的初始形态，发生在原始共同体趋于解体、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劳动产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还有剩余且拿去交换的历史条件中。但即便在奴隶社会已经解体，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仍然还只是尚在孕育中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形式，因而还不是取得了普遍的主导地位的完成形式。因为在中世纪，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等都还不是独立的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人身依附关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中世纪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P95)

　　在中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基础，劳动的特殊性表现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人们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关系还没有被物的形式所掩盖，而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劳动的一般性则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人们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的关系的外衣。因此，人们劳动的社会关系是采取人的关系的形式，还是物的关系的形式，是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开来的基本标志之一。

　　因此，要揭示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秘密，只有在它们达到了作为自己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时才是可能的，即只有在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中，物的形式掩盖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才成为普遍存在的历史性现实；也只有在完成的货币形式所达到的社会历史阶段上，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秘密才能被科学地揭示出来。这是马克思基于从后思索法在考察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时所具有的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明确地区分开来。

　　第二，商品生产的物的形式的扬弃与自由联合的人的社会形式的确立。马克思首先基于亚细亚的以及古代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商业状况的历史考察，分析并阐明了简单的、不发达的商品形式的种种特征，并由此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上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别开来：“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1](P97)马克思还强调指出，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必然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的宗教观念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里有机统一在关于传统与现代社会有机体之不同特征的历史考察中。

　　马克思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中，并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清晰地阐明了亚细亚的、古代的生产方式及其商业状况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简单的商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劳动者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的血缘关系或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个体人格还没有成熟；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相适应的，是人们的狭隘的伦理观念、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解释框架出发进行分析。与亚细亚的、古代的简单的商品生产不同，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日益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产品和人本身的劳动力都普遍采取了商品的和价值的物的形式，宗教形式也随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P97)正是由于马克思把传统与现代进行历史性区分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他才从社会生产关系与观念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中，清晰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此可见，一旦劳动者取得了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形式，劳动产品普遍采取了商品的和价值的表现形式，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相应地采取了间接的、抽象的物的形式。与此相适应，基督教观念及其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重大变革，采取了新教、自然神教等这种适合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新的宗教形式。马克思在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中，把劳动者是否转变为商品生产者，劳动产品是否被当作商品和价值来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宗教观念形态是否发生了变革，作为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标志。也就是说，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首先必须着眼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否发生了重大变革，并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全方位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考察。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考察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历史演变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理想的社会目标是扬弃了商品生产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在用社会的、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P96-97)

　　在人的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劳动中，劳动产品不再表现为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人们的劳动的社会关系从而也不再采取物的形式，作为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宗教等观念上层建筑也就随之消失。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展望了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即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实行计划调节、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采取适当比例的理想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又始终清醒地强调，自由人联合体的确立必须具备相应的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而这种基础和条件又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辟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基地上才能创造出来，因此这个过程只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经历了劳动者转变为商品生产者、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形式、人们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这一漫长而又不可缺少的世界历史性中介过程，即只有在相继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的漫长历史阶段，经历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的普遍异化过程之后，这个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才能真正得以建立，才能最终实现劳动解放、社会解放和个性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到来。这就是马克思在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阶级意识的充满历史辩证法张力的理论结构中，所塑造和绘制的传统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图式。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虽然尚未全面、系统地展开和论述资本概念，但马克思关于商品和货币，关于价值形式、货币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等问题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为在接下来的第一卷诸篇以及其后的各卷中，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双重批判的理论形态出发，全面展开对资本终结传统社会和开启现代社会、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分析，特别是揭示资本与劳动相对立和冲突的深刻经济根源的剩余价值理论，奠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论述中体现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以及由此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无论在马克思资本理论还是其全部社会历史理论中，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关于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闪耀着彻底的革命人道光芒的伟大的经典篇章。这对培育和唤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批判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的行动意志，对通过真正的社会革命扬弃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刘敬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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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