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一辈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此前较少直接使用的“马克思学”术语引入学术评论，以期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及其成果有效界划出来。这种区分探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不过，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长期低潮，这种区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一下子就成为问题了。加之“马克思学”术语原本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晚近发明，在西方的流传与使用（特别是研究者的自我指认）并不普遍。于是，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马克思学”在我国事实上进入了一种名废实存的状态，同时，这一术语也被一些国内学者进行了去历史语境化的再理解、再推广，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晦暗。从今天的角度看，尽管发生、发展在西方，但只是在中国，西方“马克思学”才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课题，也只是在中国，西方“马克思学”才超出其在西方的实际能量。这意味着，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学”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当代中国问题，就此而言，只有在当代中国，它才能得到更彻底更充分的认识。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存在基本共识，认为“西方‘马克思学’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生平活动的当代西方思潮”（叶卫平，第1页），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与西方“马克思学”存在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分歧，归根结底就是“能否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来阐释马克思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孙伯鍨等，第1页）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基本共识遭到削弱甚至挑战。有学者认为，我们从苏联传承发展而来的传统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意识形态性有余而学术性不足，西方“马克思学”则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纯粹学术性研究，是纯粹客观的“科学”。有学者进而主张，就像所谓科学无国界一样，作为“科学”的“马克思学”无所谓东西方之别，也可以构建东方的、中国的“马克思学”。

　　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共识为什么会出现裂痕？这既与西方“马克思学”术语在中国之外的形成、传播经历有关，也与西方“马克思学”对中国学术的复杂影响方式有关。

　　19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产生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西方学院派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一种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研究方式殊异的、学院化的新研究传统。相关研究活动原本主要集中于少数精英化的学院机构，研究者们按照既有的学院方式开展研究，并不觉得需要标新立异，搞新名目。事情因1959年原本非主流的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被提升为研究员而发生变化：是年，他获得《经济与社会（实用经济学手册）》季刊每年最后一期的主编权，决定实现自己的学术夙愿，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专刊。在发刊词中，吕贝尔指出，自己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术语相当于德语的“马克思研究”（Marxismus-Forschung），并将之与第二国际时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鲁道夫·希法廷、卡尔·格律恩堡的工作，以及曾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合作的著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戴维·梁赞诺夫的工作，建立了直接的谱系关系。（参见吕贝尔，第3-4页）既然相当于“马克思研究”，那为什么还要新创“马克思学”术语呢？这是因为在吕贝尔眼中，20世纪各种现实存在着的、与无产阶级政党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反马克思的（cf. Rubel, pp.10-12），只有他的“马克思学”才真正把握并捍卫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也就是说，吕贝尔一方面在构词法上用“-ologie/-ology”后缀标榜“马克思学”的学术性和“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另一方面却在西方“马克思学”术语中灌注了极强的意识形态攻击性，与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学院主流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学术实践中，除了悉尼·胡克、诺曼·莱文等不掩饰自己反现实社会主义政治立场的极少数学者，绝大多数西方学院派学者都对“马克思学”术语敬而远之，极少有人直接使用为之背书。这绝不是说西方学院派主流反对或者不赞同吕贝尔的主张，而只是表明他们不愿与“马克思学”这个容易引发争论的术语距离过近。在西方学院派里，真正被普遍接受的是去吕贝尔化的马克思学概念：“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以便把它同对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区别开来）。由于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完成的，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cf. Wilczynski, p.344）西方学院派主流有意识回避的，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严厉批判的。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学界就认定吕贝尔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批类似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参见奥伊则尔曼，第13页）随着学术领域意识形态冷战的不断加剧，苏联学界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相当数量的西方学院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以价值中立的客观“科学”研究之名，行歪曲、怀疑、质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之实，进而作出不无过激的反应，将西方国家非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都划为“马克思学”，并加以贬斥，反过来更加剧了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冷战。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学”术语所指向的学术实践、学术传统，早已有之，但这个术语的出现本身却是冷战的产物，并反过来又成为意识形态冷战的一个阵地。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理解与使用，绝不能脱离上述具体历史语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始终关注西方学院派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即便是改革开放前被西方恶意围堵时也是如此。至于如何评价、对待这些研究成果，这就与我国学界不同时期对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不同理解和使用紧密相关了。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从苏联学界的著述中了解到西方“马克思学”术语，同时接受了苏联学界的基本立场。这不仅因为新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是在苏联学界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也因为中国对西方意识形态冷战的政治挤压感同身受。改革开放后，随着与西方关系的全面调整，我国学界开始批量译介引进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在开拓中国学界的学术视野、帮助中国学界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某些弊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欢迎、呼应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观点、具体方法甚至是基本立场，似乎全然忘却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非批判的态度让孙伯鍨、陈先达等经历过冷战意识形态高潮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感到忧虑、警惕，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纷纷著书立说，表达自己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学术认识，呼吁国内学界必须关注、警惕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内核。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学”这一相对固定的称谓，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基本清晰的界划，从而使这一术语主要指向当代西方那些不明确归属于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院派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不过，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努力未及充分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就遭遇长期困境，西方“马克思学”随之被人淡忘，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开始缓慢复兴。西方“马克思学”虽因冷战的结束、研究内生动力的衰竭而陷入发展乏力的困顿状态，但却历史地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成为我们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像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那样，积极融入西方的学术体系，接受西方“马克思学”的“科学”。值得欣慰的是，有青年学者自觉继承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发起学术争鸣，推动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再关注与再研究，同时，随着更多西方“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认识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是客观的、确定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却是主体性的、具体的，不存在脱离具体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及民族国家传统的，抽象的、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科学”。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探索与争鸣，我国学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在西方，但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却让它超越时空限制，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发生碰撞，其在西方原生环境中并不显著的某些特征属性也由此得到激发、彰显。就此而言，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学”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当代中国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它反倒能够得到比在西方更彻底更充分的观察和认识。由此，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意识到，我们无须也不可能“回到”西方寻找到什么“马克思学”的科学权威定义，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学”的中国定义域也已经在这些年来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最大认识公约数中凝聚出来了：所谓西方“马克思学”，是指19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院派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思想的学理性研究；尽管始终追求或标榜“科学”性，并且也积累了相当数量、得到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共同认可的学术成就，但由于发生、发展始终和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境遇紧密相关，因此，它具有内在的、不可扬弃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是也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与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具体的观点结论，而且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本质及其当代价值的不同理解。

　　如果把西方“马克思学”130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它的基本轨迹大体呈抛物线形态，目前正处于盛极而衰的下降通道。但这不是一根简单、平滑、清晰的线条，而是一种在复杂的震荡涨落中呈现出来的演化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西方“马克思学”既是学院的也是政治的，其发生、发展始终处于世界历史潮流之中，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动往往会严重影响其发展走势。这也意味着，要想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学”，就必须既在学院之中更在社会历史之中，完整把握影响其潮流演化的主要力量。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决定西方“马克思学”潮流演化基本走向的社会历史力量。能够产生广泛持久社会影响的学术研究都是时代的产物，是被把握在学术中的时代，时代的潮流走向因此会对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的走向发挥基础性影响。就西方“马克思学”而言，它的时代就是19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获得合法政治地位，从西欧走向欧洲再到全世界，从理论变成现实，从一个国家发展成一个国际阵营，进而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发展态势、未来走向的一个多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是在曲折迂回中艰难奋进的，因它们而形成的历史的涨落起伏，不可避免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走势形成深刻的影响，尽管有些时候这种影响并不直接可辨。为什么从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前习惯于用沉默来扼杀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学院派学者开始著书立说极力证明马克思“错了”，其理论体系“崩溃”了？说到底，是因为1891年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逐渐获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令资产阶级再也无法忽视的巨大政治成功，从而迫使资产阶级学术界改变态度，不得不去认真审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原本只存在于少数精英大学，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里得到扩散，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教职、科研项目得到支持？说到底，是因为在冷战背景下，关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具有了显著的政治意涵，可以服务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渗透、意识形态对抗及和平演变，从而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体制性支持。苏东剧变后，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对象的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冲击，西方“马克思学”此前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随之急剧下降，西方国家迅速作出反应，其结果就是体制性支持的削减乃至取消，西方“马克思学”因此进入让相关学者感到叹息的长期衰落通道。（参见莱文、张亮）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构成了推动西方“马克思学”潮流演化的基础学术支撑力量。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生产有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者（学者）、生产工具（认知立场与研究方法）、生产对象（文献资料），其中后两个基本要素的供给曾长期依赖马克思主义阵营。首先来看生产对象（文献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非常勤奋的思想家，留下了数量宏富的思想遗产，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数量并不多，绝大多数思想遗产都以手稿等非公开方式保存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承担了编辑、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遗产的历史责任；十月革命后，这一责任则主要落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苏东剧变前，正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持续不懈努力下，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内的广大研究者才能获得生产对象，开展学术研究。每当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编辑出版有重大进展，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诸手稿、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献出版，西方“马克思学”就会随之作出反应，形成新的研究热点、阶段性高潮。今天，不少学者都愿意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说事，并将这一成果归功于西方“马克思学”，殊不知，没有大量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性贡献，以及部分硕果仅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奋斗，是不可能有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的。其次来看生产工具（认知立场与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出身西方学院主流，但当他们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就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30多年后，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科学理论重新闯入西方学院的视野时，他们已经在后者眼中变成“异邦人”，不借助“翻译”，都不能理解他们在言说什么了。这种“翻译”就是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越是在其形成发展的早期，西方“马克思学”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越是依赖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十月革命前，主要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先后兴起，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从而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西方“马克思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滋养。

　　西方学院传统的流变与同时期西方“马克思学”的潮流演化具有联动关系。西方学院体系是西方“马克思学”生存发展的小环境，这里的学术传统及其流变自然会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潮流演化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影响。1873年，针对当时的学院哲学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现状，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不过，这并没有能够改变黑格尔被西方学院抛弃的历史趋势，此后，新康德主义在西方学院大行其道，成为主流，结果就是导致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对黑格尔哲学充满敌意、缺乏理解，难以真正进入《资本论》的理论空间准确把握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这种状况直到新黑格尔主义崛起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20世纪20年代以后，精神分析学逐渐得到西方学院的承认，开始在学院体系中快速传播，许多学科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有不少历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尝试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用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科发展也随之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都趋于成熟、稳定、规范，作为一个具体的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西方“马克思学”也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最终席卷整个西方精神生活世界，对相对统一的现代西方学术思想文化话语体系构成强烈冲击，将西方推进一个多元多样、众声喧哗的“后”时代，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潮流乘势而起，在学院体系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进而对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学”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相当数量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开始远离“我注马克思”，追求“马克思注我”，西方“马克思学”的解释学转向由此清晰呈现。

　　此外，突发的历史事件有时候也能够对西方“马克思学”潮流演化产生剧烈的扰动，如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的去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新左派运动的勃兴，1970年东西方学者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交锋等，都曾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短期发展态势产生过显著影响。

　　研究、论述西方“马克思学”这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学术运动，进行学术史分期显然是必须的。2006年，笔者曾提出过一种西方“马克思学”的四阶段分期方案，并在2009年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参见张亮，2006年，2009年）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四阶段分期方案的基本技术路线还是合理有效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清楚的：首先，未能预见到在过去10余年间世界历史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支独大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东升西降”已成显著趋势；其次，未能预见到在新自由主义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会乘乱而起，堵塞了西方左派政治运动的振兴通道，延缓了左派思想和左派学术在西方的可能复兴；最后，未能预见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会如此迅猛，已经决定性地走出“学徒”状态，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同时代人、平等对话者，甚至被赋予越来越大的学术责任与历史使命。有鉴于此，我希望能够站在当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历史新方位，再次测绘西方“马克思学”百卅学术史，基于原有之四阶段方案提出一种新的五阶段分期方案。

　　19世纪90年代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是西方“马克思学”在黑暗中悄然萌发的“史前史”阶段。1870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推进政治民主化，工人阶级政党日益壮大，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再也无法忽视的一支强大力量。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1890年，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页）。随后，其他第二国际政党也大举进入西欧各国议会，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版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曾经选择漠视的学院派学者开始正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发表《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得到恩格斯的总体肯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4页）；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于1896年出版《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一书，力图以《资本论》第三卷中平均利润率的提出证明马克思已经放弃了第一卷中的劳动价值论，表明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终结或解体（cf. Böhm-Bawerk, pp.10-12）；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于1900年出版《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学》，阐明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解。此后，相关研究在从欧洲大陆到英美的学院体系中星星点点地出现，经过10多年的积累，至1910年前后，以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出现了，如德国学者埃米尔·汉马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体系》（1909）、美国学者斯科尔顿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分析》（1911）等。寥若晨星，是我们对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西方“马克思学”存在状况的基本描述，一是言其数量稀少，二是言其星光熹微、少有人知。

　　总的看来，“史前史”阶段的西方“马克思学”在文献资料方面完全依赖第二国际的编译成果，在认知立场与研究方法上受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很大（例如克罗齐曾受教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体现了当时极少数较为进步、敏感的资产阶级学者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外认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努力，但其学术水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几乎没有留下可以继承的学术遗存，至今只具有文献学史的意义。

　　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47年冷战开始前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阶段。用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的话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震撼世界的十天”。这场革命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走向，也改变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命运，促进了它的正式形成。第一，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进步知识界出现了向东看甚至向左转的时代潮流，关注、研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这使得原本聚集在激进自由主义旗帜下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发现了新的道路、新的选择，开始向左转。1929年大萧条后，这种向左转的趋势加速发展，并在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前后达到高潮。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关注、研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水平学院派学者日渐增多，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活力得到显著增强。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1925）的作者亚历山大·邓洛普·林塞是知名道德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美国“马克思学”的先驱人物，《马克思和列宁：革命科学》（1927）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1940）的作者马克斯·伊斯特曼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心理学系任教，同时跟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悉尼·胡克则是杜威的入室弟子，1927年以《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因《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1939）而蜚声世界的以赛亚·伯林毕业并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的西方学者绝大多数是亲社会主义的左派甚至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通常与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二，十月革命后，苏联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出版及其世界性传播当作一项国家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研究的困境，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恩格斯在遗嘱中将马克思和自己的全部文献遗产都留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则是这些遗产法律上的所有人。伯恩斯坦、倍倍尔、梅林、考茨基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说来，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及时、完整、科学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政治重要性和思想重要性，从而导致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出版及传播工作推进缓慢，难以满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理论需求以及世界各地学术共同体不断增长的科研需求。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这一国家级机构，专门负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及其世界性传播工作，无论西方“马克思学”如何贬低、攻击苏联的工作，都无法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苏联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不会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第三，十月革命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强势崛起，打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原来拥有的一枝独秀地位，促成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多元发展格局，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曾经拥有的思想正统地位和学术话语权解体的基础上，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新的理论传统先后出现，各种新旧理论传统同台竞技，相互对话、竞争乃至斗争，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创新的“百花齐放”，进而吸引更多的学院派学者以更多元的视角关注、研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力促进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形成与多样化发展。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不认同甚至反对，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已经表现出一种“求异隐同”倾向，即乐于公开、放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乃至对立，至于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或者受惠于前者的方面则选择隐而不论。在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不强盛的英美法等国家地区获得了相对的发展，涌现出了若干具有持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和著作，为西方“马克思学”后来的爆发式发展提供了学术的和人员的储备。

　　1947年至1991年的冷战时期是西方“马克思学”发展的“黄金时代”。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长达40余年的冷战由此正式开启。冷战的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除了战争手段之外的全面敌对与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作为学院学术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价值日益得到西方阵营的重视，从而推动其不断加大资源投入，资助、支持更多学者投身其中，提出不同于苏联传统的学术观点，以学术的形式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发起挑战、进攻。苏东学界自然察觉到西方“马克思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意识形态，被迫起而应对，从文献编辑整理出版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发力，捍卫、强化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进而积极与西方“马克思学”进行对话、竞争，在双方你来我往的学术冷战中，原本冷门的西方“马克思学”变成了具有政治新闻价值的显学，西方“马克思学”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历史地形成了。“黄金时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呈现出四个特征。第一，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生产力水平不断增强。西方“马克思学”之前主要集中存在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少数西方顶尖大学，但冷战时期它加速向普通大学尤其是新建大学（例如英国的肯特大学、加拿大的约克大学等）扩散，最终成为日常可见的一般学术研究，其学术产量也从以前的屈指可数变成后来的蔚为大观。第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黄金时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是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的思想史研究训练，研究方法更系统规范，文献资料占有更充足便利，学术创新能力更完备，因此，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积累至7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范式相对清晰稳定、学术问题域基本框定、经典观点体系大体确定的成熟学术，之后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则在常规框架内进行了更细分的学术实践，使之在细节上更加充实丰富。第三，西方“马克思学”与苏东学术界的交流交锋日趋频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东学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重视程度不足的倾向，不断加强学术投入，至60年代初基本形成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和基本观点体系，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最终促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工程在70年代的正式启动。在此过程中，西方“马克思学”与苏东学界的交流对话日渐增多，以1970年吕贝尔“反恩格斯提纲”引发的激烈学术交锋为起点，双方在交流中的交锋日趋频繁，每逢MEGA2有重要手稿出版，双方几乎都会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论，当时尚未系统介入MEGA2工作的西方“马克思学”则习惯性地用着苏东学界编辑出版的文献攻击苏东学界的编辑工作不够科学、存在意识形态性。第四，西方“马克思学”的社会关注度较高。在前述1970年关于恩格斯的争论爆发前，尽管已经成为“显学”，但西方“马克思学”终究是学院高墙内数量有限的学者们之间的象牙塔内的风暴，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学”则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政治意义，时不时会从期刊论著走上新闻媒体，为社会大众所知晓。

　　1991年冷战结束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是西方“马克思学”的退潮期。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冷战以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西方“马克思学”随之失去强大的外部发展推动力，迅速衰退为一种普通的学院学问：成名学者纷纷进行研究领域的调整，不再把“马克思学”作为主攻方向，例如，德国的费彻尔转向政治哲学，以色列的阿温纳里转向犹太复国主义史，英国的卡弗转向后现代政治理论和性别政治；曾经张开臂膀欢迎的西方学院日益减少对“马克思学”的支持，教席、课程、资助越来越少，坚守“马克思学”的年轻学者已不能在一流大学找到栖身之所，只能在一些边缘化的普通大学求得立锥之地。1995年，因苏东解体而停滞多年、几乎要夭折的MEGA2工程得以重新启动，但理论和行政主导权都已经从原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那里转移到了西方“马克思学”手中。以新MEGA2工程为主阵地，西方“马克思学”一方面自觉贯彻自己的学术和意识形态主张、清算原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参见张亮，2018年），但另一方面也无力发起新的进攻，两者的非敌对交流和部分融合反倒自然地发生了，就此而言，具有鲜明冷战意识形态烙印的西方“马克思学”事实上伴随着自己对手的终结而终结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马克思学”进入了一个可能迎来实质性重组的机遇期。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崛起，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均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全世界日益清晰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2022年，第16页）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原本就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保持密切交流的西方“马克思学”加速向东看，人员交往、学术交流、思想交锋等日益频繁、深入、平等。已经走出“学徒”状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不再是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外来学术的安静听众，而是开始积极探求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向东看的西方“马克思学”只要能够把握历史机遇，保持目前的交流交融交锋状态，必将能够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发生积极的改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MEGA2已不再出版纸质版，公开的理由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不好公开言说的理由则是发行量的萎缩。另外据悉，MEGA2的出版方越来越多地与中国的机构开展合作，并由此重新走向世界。

　　客观评价西方“马克思学”，要辩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西方“马克思学”家的政治立场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二是整体与个别即作为学术传统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具体成果的关系。三是内与外即作为学术传统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互动关系。站在今天之中国，回看全球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对作为学术传统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史地位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是且仅是全球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成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是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却必然是多。任何研究传统都可以不赞同甚至反对其他传统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不应无视、否定其他研究传统的客观存在。作为西方原发式现代化的自然馈赠或遗产，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革命都率先发生于西方学院，就此而言，西方学院确实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在内的思想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决定性的历史贡献，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落入西方中心论陷阱，认为只有西方学院的思想史研究、西方“马克思学”才是科学规范的。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现代的思想史研究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的学术共同体，在遵循率先出现于西方学院中的现代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研究传统，全球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就是在这些不同研究传统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不断向前推进、持续积累共识的。我们可以承认，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是作为共同体之一份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学”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贬低、否定其他传统的价值和贡献，更不能因此认为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科学”的“终结者”。

　　第二，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规范性方法的先行者。历史地看，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学院的思想史研究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通过引入一系列规范性方法使自己完成现代转型，成为一种成熟规范的研究活动。身处学院的西方“马克思学”较之于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确实更早意识到了规范性方法的重要性，通过引入或创立历史考订方法、文本解读方法、差异分析方法等，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规范化发展，而且通过学术竞争的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的规范化转型发展，就此而言，它足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规范性方法的先行者。但先行者，只意味着观念萌生、行动发生比别人早一点，在早期阶段上比别人走得远一点，并不意味着只此独行以及始终在先。

　　第三，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提问者。与其他传统相比，西方“马克思学”显然更善于提出新问题。我们这么说，一是肯定西方“马克思学”具有反思意识、批判精神和想象力，能够以提出新问题的方式推动学术繁荣、学科进步。马克思曾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爱因斯坦也指出，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第66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类似的情况也存在：西方“马克思学”时常抛出新问题，引发新论战，客观结果是推动了共识的凝聚、学术的发展。二是认定西方“马克思学”提问能力有余、答题能力不足。善于提出好的新问题重要，能够合理解答新问题同样重要。历史上，西方“马克思学”出于论战的需要，提出了“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与19世纪问题”等一系列新问题，引发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热议，但其答题能力显然不足：所提之新问题，要么被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证明不成立，要么最终是由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给出了更加系统完善的合理解答。三是批评西方“马克思学”存在刻意标新立异、为提问而提问的功利化倾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需要创新、需要提出新问题，但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地探索真理、积累共识，而非标新立异、博人眼球。冷战的意识形态氛围刺激、助长了西方“马克思学”为了提问而提问的功利化倾向，即便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除，不仅时有露头，有时还相当夸张，值得我们保持警惕。

　　第四，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出版的重要参与者。尽管今天MEGA2的理论和行政主导权都掌握在西方“马克思学”手中，但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出版主要还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者承担完成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参与不仅在时间上较晚，而且在数量上也较少，至于学术水准，也需要留待时间去检验。但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出版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认真评价：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学”当年的外部刺激，或许就不会有MEGA2这个重要的文献工程；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学”冷战后的全面介入，或许MEGA2工程就真的成为绝响了，而这对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损失。

　　今天，我们站在中国立场上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根本目的是希望以之为镜鉴，更好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21世纪，不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学术创新同样要看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界要有顺势而进、走出“学徒”状态的自觉与自信。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向国外学习的任务，从过去安静的听众变成了今天积极的对话者、参与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2016年，第8页）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更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等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根本区别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是要解决信仰问题，就是真懂真信，基于坚定的信仰而非单纯的兴趣或抽象的求知欲开展研究；二是解决能力问题，既能出入文本内外，也能打通古今之间，读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本意、真意与今意；三是解决为什么人研究的问题，就是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把为人民大众做学问与为学术共同体做学问统一起来。

　　第二，持续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译出版。文献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石。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基石应当是MEGA2吗？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我们肯定，从文献编辑角度讲，MEGA2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诺伊豪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经典中的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后世的文献编辑出版者提供标准参照系以及终结现有的文献编辑方面的争议，而不是为一般专业研究者更不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因此，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大力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出版，更加充分地吸收利用MEGA2的语文学和文献学成果，将之打造为一个传世的经典版本，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一块牢固的中国基石。

　　第三，注重发掘、构建中国自身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传统。曾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中国摹本，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我们不仅向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学习，还基于中国实践、中国学术传统进行了创新，内在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珍视、发掘、继承这一宝贵传统，在新的中国实践基础上系统创新，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

　　第四，保持与其他研究传统的交流对话。构建中国自身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传统并不是要拒绝与其他研究传统的交流对话，“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习近平，2016年，第18页）。我们靠学习、交流对话创建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走到今天，同样要靠学习、交流对话发展壮大我们的学术传统，走向明天。只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自信自立，以平等开放的心态与世界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传统进行交流对话。

　　（作者简介：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史、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高等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合著、编著、译著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研究论文、评论和译文300余篇）

　　网络编辑：同心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5期